【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白广灿、穆祎璠】

2022年1月5日，印度财政部突然宣布，将追缴小米印度约65.3亿卢比的税款（约8800万美元），对薄利多销的小米而言，印度政府发起突击征税简直完美诠释“印式税务恐怖主义”。

在中印关系步入历史低谷，莫迪政府连续以国家安全、经济自立为由打压在印中资的背景下，印财政部亲自赤膊上阵，直接出手对中资企业查税搞钱的行径，被外界视为印度主动谋求对华经济脱钩、努力打造本地产业，旋即在中国国内引起一轮风波。

【东方IC】2022年1月7日，湖北宜昌，小米专卖店

一、财政部刷业绩成导火索

这轮事件起因是印度财政部向小米科技印度私人有限公司（简称小米印度）发出通知，“小米印度及其合同制造商并未将汇付给高通和小米移动软件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费计入其进口商品的交易价值中，这违反印度1962年《海关法》和2007年《海关估价（确认货物进口价值）条例》，将追缴约合65.3亿卢比的税款（约8800万美元）”。

对此，小米表示将继续和印度有关部门沟通，并发布声明称，此次补缴税款涉及2017年至2020年间的进口环节税金，与近期业务无关，并认为本次事件源于各方对进口商品价格认定存在分歧，而这是各国普遍存在的技术性难题。

此次主导稽查小米的是印度税务情报局（Directorate of Revenue Intelligence，DRI），该部门成立于1957年，主要负责经济犯罪类的情报信息工作，如反洗钱、反走私、反逃税、反假币、缉毒等。日常工作一般由同属印度财政部的印度间接税和海关中央委员会（Central Board of Indirect Taxes and Customs，CBIC）负责管理。

2021年12月4日，印财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女士在庆祝DRI成立64周年大会上发表，极力敦促DRI不要仅仅停留在汇报信息，而是要加强与情报部门、执法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特别是加大力度打击走私、偷税漏税等经济犯罪。针对相关部门手头在查案件，希塔拉曼要求尽快结案。

除财长外，与会人员还包括财政部联秘、印度税务局局长、CBIC主席、DRI总干事等印度财税部门关键人物。不难看出，此次讲话对印度财政部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势必体现出很强的指导意义。

会议后不久，DRI就在12月21号突袭搜查小米、OPPO、一加等中资企业在印办公室、工厂、仓库、办公室、分销商，甚至包括高管住所。这些企业在印的部分高管还受到审问。就在一周以后，就有印政府内部消息人士站出来表示，“小米可能面临100亿卢比的巨额罚金”。

印财政部此时面临本财年的经济总结和新财年预算制定的压力，小米此次被印财政部点名追缴所谓“偷逃税款”，不禁让人怀疑是印财政部在财年末尾狂刷业绩。

二、内政压力才是罪魁祸首？

结合印国内政治经济近期变动看，不难理解印度财政部此次的行为动机。

首先，民生困难已经开始影响印人党相当一部分选民。印人党是传统的精英主义政党，其赢得2014年和2019年两次大选的关键原因在于收获了广泛底层民众支持。然而，当前印国内经济面临通胀率、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的严峻挑战，最大受害者恰恰是这些底层民众。

根据ABP-CVoter 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开始的关键性北方邦选举中，虽然印人党可能在北方邦继续掌握过半席位，但相比2017年邦选举会缩水约25%-30%的席位左右。一些长期跟踪北方邦选举的印度国内评论人士认为，低种姓人群生活环境极具恶化是转投其他主要政党的最首要原因。财政部作为关键部门，在民生、就业等方面的作为却乏善可陈。

其次，印度国内社会经济恶化已经对莫迪政府内部人事变动产生较大影响。去年7月初，莫迪政府为了缓和国内抗疫不力的舆论氛围，对内阁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如时任卫生部长Harsh Vardhan遭到更换，这一举动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推卸政治责任。

印度国内人士纷纷质疑，不作为的财政部因何始终岿然不动？一些观察家认为，莫迪依赖总理办公室等小圈子决策，财政部要害部门实际上成为了总理办公室的橡皮图章，人事调整要看具体的政治需要。如，2021年7月时任电子信息部长的Ravi Shankar Prasad遭到调换，其屡次动用国家安全、社会伦理道德大棒，要求国外互联网企业服从印度国内法律，是莫迪政府打压国际互联网巨头的主要干将。外界认为，Ravi未能在疫情期间及时有效管控社交媒体而被党内人员攻击，所以在此次内阁调整中被换掉。

最后，莫迪政府面临国内选举关键期，新的财政扩张计划进一步加大财政部压力。早在2019年莫迪取得连任时，莫迪政府就计划出台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带动就业。不过巧合的是，之后两个年度的财政预算都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扰乱。印国内经济一落千丈，财税收入大减，政府还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以维持社会运行。如，2020-21财年的实际税入比2019-20财年减少5.5%，但财政支出增加了28.4%，实际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3.3%增长到7.5%。而2021-22财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虽然有所降低，不过依旧高达6.8%。

在去年第二波疫情消退后，莫迪政府意图推动新一波基建财政支出计划。2021年6月份，北方邦印人党政府计划在未来几月内投资800多亿卢比建设几个大型纺织园区，吸纳数十万人就业。莫迪在12月的瓦拉纳西之行中，打出“良治”旗号，要求印人党控制的县实施“一县一产业”发展计划。

又如，今年1月5号爆发“总理被堵”事件，莫迪原本计划在演讲中宣布投资4000多亿卢比用于发展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不过此计划却因农民抗议堵路事件而作罢。

三、柿子专挑软的捏？

这次事件远非简单的税务稽查范畴，而更像一起政治事件。印度政客在利用这些矛盾为己谋利时，中国作为受害者却似乎未能建立一套适宜的应对机制，这无疑助长印度人搞小动作的气焰。可以说，既有印度国内矛盾激化的内生因素，又有中国未能及时止损带来的外生因素。这一点在2020年封禁中国APP事件中表现的极为明显。

2020年3月底，印度开始封城，经济一落千丈，越来越多的民众将矛头指向莫迪政府。4月，印国内开始掀起“卸载中国APP”、“抵制中国制造”等反华浪潮。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印度国内反华情绪非常高涨。2020年6月17日，也就是加勒万河谷事件爆发后第三天，印度情报部门就主张封禁52个中国APP。2020年6月29日，印度IT部发出封禁59个中国APP后，印度国内舆论为之欢腾。

但从结果上看，中国方面似乎并没有做出有效反制，这反而给印度人更多反华底气，甚至产生“中资企业可以随便拿捏的软柿子”的错觉。随后，莫迪政府又在2020年的9月2号封禁118个中国APP，11月24号又封禁43个中国APP。如果说，第一次封禁事件是偶然，那么之后的两次封禁事件就是未能强硬反击、及时止损的必然。

印度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并不乐观，在一系列的压力传导机制下，首先被打击的往往是那些应对能力最差的主体。现如今，中国在印度国内的负面形象逐渐固化，已成为印度社会舆论中“疫情传播者”“军事侵略者”“经济殖民者”“政治颠覆者”“外交帝国主义者”。不少政客以宣传反华口号为荣，以在行动上对抗中国积累政治资本。

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一些问题上往往选择息事宁人，这就忽视了“和平是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手段”的道理。对于传统友好国家，我们或许可以这么做，但对于印度这种有一定承接中国制造业潜力，且国内社会存在较强反华共识的国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既是对潜在竞争对手的绥靖，又是对彼方采取进一步敌对行为的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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