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棒棒医生】

2020年高考上海的作文题目：“世上许多重要的转折是在意想不到时发生的，这是否意味着人对事物发展进程无能为力？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这个题目异常的简洁，只有一句话，却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想到了医学史上中西医学的转折，对比起来看，不无启示。

医学史上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转折发生于1543年。

这一年，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这本书被恩格斯评价为自然科学终于脱离神学而获得独立地位的标志。它是现代科学和古代朴素的自然哲学以及一切玄学的分界线，几乎可以说，就是古和今的分界线。

这一年，维萨里出版了《人体构造》，它对于医学的意义相当于《天体运行论》，是现代医学的起点，也是古今医学的分水岭。

维萨里，图片来源：wiki

在这之前的漫长历史里，人类医学对于人体结构和功能的认知基本上来源于粗浅的经验和神秘的想象。尤其是人体的结构，积累的知识主要源自无意识的原始祭祀和宰杀，不是有目的的医学研究。这样的知识体系自然充满了谬误，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内脏占卜、古埃及的木乃伊制作到古印度的妙闻集，莫不如此。

古希腊的解剖学卓然独立，可以说已经出现科学解剖的萌芽和曙光。阿尔克迈翁和亚里斯多德的动物解剖，以及希罗菲卢思的基于医学目的的人体解剖，已经辨识出动静脉、部分脑神经、肌腱和脑室等深藏人体的细微结构。不幸进入中世纪，这一点曙光遂湮没于无边的黑暗之中，近乎寂灭。

整个的中世纪，解剖学被盖仑理论所统治。盖仑的解剖学其实也是伟大的解剖学，但它是建立在动物解剖上的，以动物解剖推论人体解剖，可想而知，谬误也是百出。

但是，他的谬误是不能批评的。一者盖仑的天才确实无与伦比，更重要的是，宗教赋予他无上的权威，不容置疑。所以，在中世纪的一千多年里，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注解盖仑而已。把盖仑理论读熟，就等于是掌握了真理。

偶尔有医生发现人体与盖仑描述不一致，那也会被认为是人体长错了，或者进化变异了，而不是盖仑错了。大学里虽然一年也有一两次解剖演示，那不过是为了印证盖仑的理论而已。而且，解剖学老师只是高台讲章，正眼也不瞧尸体一眼，在下面操刀的是理发匠。

这样唯经典和权威是从的医学一直持续到16世纪，维萨里出现了。维萨里在巴黎大学读书时就体现了浓厚的解剖学兴趣，但他不满足于老师的照本宣科，总想亲自解剖人体。他到巴黎无主公墓去搜寻遗弃的尸骨，到刑场去偷盗皮肉内脏腐烂被鸟吃光后的完整骨架。最后，他向老师争取到代替理发师亲自做人体解剖演示的机会。

在巴黎大学和鲁汶大学毕业后，维萨里到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谋到解剖学教师的职位。他辞掉了解剖课的助手和理发师，亲自操刀，并且鼓励学生通过解剖而不是经典来获得人体结构的知识。标本不足，他就和学生去掘墓盗尸。1539年，维萨里在大学里公开同时解剖了猴子和人的尸体，一一指出二者的不同。两具尸体被解剖得体无完肤，以动物解剖为基础的盖仑理论也同时体无完肤了。

维萨里的意义不在于他发现了哪个瓣膜哪根神经哪块骨头，而在于，他告诉我们，可靠的医学知识来自真实的观察，而不是经典和权威以及玄想。人类医学从此彻底甩掉了沉重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了指数级的飞速发展。哈维的心血运动论、莫干尼的病理解剖学、魏尔肖的细胞病理学……一直到DNA双螺旋，都可以看做是维萨里解剖学的自然延伸。

1543年，是明代嘉靖年间。此前的中医解剖学和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相比，并不差，仅次于古希腊和古罗马。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的血管解剖、《黄帝内经》和《难经》中的脏腑、骨骼和血管解剖等都达到相当的水平。这些知识除了祭祀和动物宰杀外，可能也有少数的出于医学研究目的的解剖学实践。后世虽有新王莽和北宋吴简使医生和屠夫联手活体解剖犯人的事例，却没有留下有意义的新知识，对中医解剖学的贡献实际是零。

真正开始质疑古代脏腑解剖错误的是清代王清任（1768—1831），已经进入19世纪了。王清任在野外坟场上见到很多死于瘟疫的小儿尸体，随便用棍子拨弄翻看，就发现，“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符，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这发现正如维萨里之于盖仑谬误，若以此为契机，也可能成为中医发展的转折点。

但是，王清任的解剖学实践不具有革命性，其方法过于原始，只是用棍子拨弄翻看而已，没有用刀一层层地剖开来看。比如，他对人体的横膈膜很感兴趣，不知道它究竟是在心上还是心下，是斜还是正。但是，野外尸体破坏严重，看不清楚。他只有等啊等，最后等到机会求证于一位杀人如麻的新疆军官，花了42年才“方得的确”。但这仍然是二手资料，算不得“的确”。真要搞清楚横膈膜，很简单，亲自解剖一具尸体不就行了吗？哪里用得着42年？但王清任始终没有拿起刀，这是他的根本缺陷。

其实，王清任之前，维萨里的解剖学已经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来了。有两部《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邓玉函，1576−1630）。看过这两部书的医生也有，著名的温病四大家的王士雄的父亲王大昌（也是一代名医），他看后承认中医没有真正搞清楚过脏腑的真形：“若非泰西之书入于中国，则脏腑真形，虽饮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见也。”

《泰西人身说概》的文本起初由邓玉函（德国耶稣会传教士 Johann Schreck，也称 Joannes Terentius，1576−1630 年）口述，他又翻译并编撰了这部著作。毕拱辰（卒于 1644 年）后来对该书进行了编辑。图片来源：世界数字图书馆

可惜，不论晚一百年传入中国的维萨里解剖学，还是自觉发现前人错误的王清任，都没能引起中医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根本改变，没能实现历史的转折。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日本。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日本幕府解禁西洋书籍，荷兰医学的解剖学随之传入。17世纪的西方解剖学已经远胜于维萨里了，日本医生一见之下，大为震惊，西洋解剖学和中医脏腑几乎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反应和王大昌乎一样，不同的，王大昌震惊完就完了，照旧用既往理论治病。日本人不一样，他们认一个死理，人体不可能有两种结构，两种理论，必有一错。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医生，皇汉医学古方派代表人物山胁东洋（1706-1762），算是日本的名老中医。他征得政府同意，花了5年时间，观察死刑犯尸体并亲自解剖，参考兰医解剖图谱，写成一本《藏志》。这本书对人类医学并没有任何新发现，它只是证明了一点，日本人的人体内脏腑结构和西洋人并没有任何不同。

要知道，比山胁东洋晚半个世纪的清代大学者俞正燮（1775-1840）还坚持认为中西方人体结构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肺六叶，洋人四叶、心七窍，洋人四窍、洋人的肝在右边、中国人的肝在左边、中国人的睾丸有两粒，外国人的睾丸有四颗。”俞正燮的闭着眼睛信口胡说和山胁东洋的亲自解剖实际观察形成鲜明的对比。

山胁东洋的《藏志》开日本以实证方法研究医学的先河。

山胁东洋的《藏志》

另外一个医生杉田玄白（1733-1817）看了兰医解剖图谱后也是震惊得一塌糊涂，他说，“没想到当医生到现在，却连关于人体内部结构的基本知识都不曾具备，实在是太丢人了……”面对这样的重大“转折”点，他的行动是翻译。杉田玄白和人合作，在基础为零的条件下，花4年时间，硬是翻译出版了《解体新书》。此书一出版，引起医界和知识界的震动，日本开始全面引进西方医学，并废除皇汉医学的正统地位。

杉田玄白说：“我认为，要医治众人、就必需得了解人。要了解人、就得通过解剖。否则、若连人体构造都不了解、又如何医人？”

王清任说：“著书不明脏腑，岂非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子夜行”。

两者意思是一样一样的。但杉田玄白抓住了“转折”，扭转了日本医学的根本方向；而王清任只是在医学界掀起了一点涟漪而已，没有任何后续。

中医的真正转折要到晚王清任一百年的恽铁樵（1878-1935）。此时的中医面对的不是维萨里解剖学，而是已经增长了百倍千倍万倍的组织学、胚胎学、病理学和细胞学，甚至，刚面世的基因学说。

恽铁樵无法学习山胁东洋或杉田玄白，不是解剖一两个犯人的事。他选择对中医经典理论进行根本“解构”，他重新定义了中医脏腑和经络的解剖学意义，提出著名的论断“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这意思是说，中医的脏腑不具有解剖学的意义，只有功能的意义。在恽铁樵之后，现代中医把原本具有结构和物质意义的一切概念都功能化了。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等，都不再有物质结构的含义。即如新冠肺炎的病因，西医可以把病毒的分子结构都分析出来，但中医的“寒湿”邪气却没有任何实体结构的含义，你无法象验核酸、抗体那样把“寒湿”给验出来。

恽铁樵，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这一个转折和维萨里、杉田玄白们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它开创了中医独特理论的新时代。

维萨里解剖学对于中国和日本，确实都是“意想不到”的重大“转折”，唯面对转折的选择是不同的。日本选择否定，中国选择升华。皇汉医学只剩下一点汉方，中医却日益焕发异彩。

转折不重要，面对转折的选择才是重要的，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