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上午，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7”这一整数关口，为2024年9月以来首次。有关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也再次成为热点。

随着美国经济的波动和美元霸权地位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一趋势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伴随着复杂的风险和挑战。

今年9月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各成员国重申了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重要性。评论广泛认为，此举旨在规避以美元为主导的贸易日益增加的风险，有助于减少对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的依赖。

近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执行董事保罗·巴蒂斯塔做客观察者网，同观察者网总经理李波进行对话，就IMF与新开发银行的对比和借鉴、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潜力以及创立新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等问题进行深度交流。以下为观察者网整理的文字稿下篇，供读者参考。上篇见链接。

【文/保罗·巴蒂斯塔，翻译/鲸生】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完全可设计成独立于西方金融体系

李波：当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9月在天津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时，您会提出哪些建议？

巴蒂斯塔：我和不少中国专家聊过，我问他们，成立这家银行到底是干什么的？至少我聊过的专家里还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我的理解是，这家银行要填补现有体系的空白。毕竟，中国已经参与成立了两家多边开发银行：总部分别在北京与上海的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那么第三家银行的使命是什么？

我认为，它完全可以被设计成一家独立于西方金融体系的银行。该怎么操作？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不需要向穆迪、标普等机构申请评级，不需要尝试发行美元债或欧元债，而是应该以人民币发债——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用其它成员国的本币发债。然后，该银行只会向成员国发放本币贷款，这样整个体系就实现了去美元化。

有了这样一家银行，它还能给那些被西方列入黑名单的国家贷款，例如俄罗斯、伊朗等。当然，朝鲜目前不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但如果朝鲜未来加入上合组织，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其他成员国也一样，无论是印度、巴基斯坦，只要是成员国，银行都能放贷。

李波：所以，这家银行实际上是通过发行成员国的本币债来扩大资金来源，对吧？

巴蒂斯塔：没错，初期当然以人民币为主，随后也可以逐步扩展到其他重要的本币市场。我给中国的建议是，不必等到所有上合成员国都达成共识。如果由中国牵头，一群团结的核心国家先推进组建这家银行，就放手去做。其他国家如果感兴趣，之后也能加入。

李波：比方说印尼。如果印尼愿意加入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体系——它虽然不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但银行的成员国未必必须来自同一个安全架构。

印尼的问题在于：它的资本市场被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深度嵌套与约束。它当然可以在本国市场发行本币债，但会遇到一些复杂问题。对中国、俄罗斯而言，我们的资本市场相对隔离、得到更多保护，通过香港之类的渠道与国际市场连接；但印尼完全不同。

巴蒂斯塔：中国与俄罗斯是非常特殊的案例。印尼体量大、市场也十分重要，他们加入了金砖国家组织，但尚未加入上合组织。你说得很对，非上合成员其实也能加入这家银行，完全没问题。

关键问题是，印尼是否有加入一家非西方、独立于西方金融体系的银行的政治意愿。这是印尼国内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

李波：而且一旦加入，西方金融体系是否会报复印尼的资本市场？比如，通过下调评级、资金外逃等方式——即使印尼想加入，它也可能因此背负额外风险。

巴蒂斯塔：以我更熟悉的巴西为例。新开发银行完全可以在巴西发行本币债，并以巴西雷亚尔发放贷款。在新开发银行这样做没问题，但问题是巴西作为非上合组织成员国，甚至一个亚洲以外的国家，是否可以加入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李波：我想理论上是可以的，但目前还不行，上合组织是一个区域安全机制，从这方面来说，巴西无法加入。

9月1日，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天津召开

巴蒂斯塔：所以巴西可以发行本币债，加入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在技术上当然可行，但在政治上就会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至少会“相当不高兴”。

李波：现在，再讲到金砖国家组织内部的贸易结算问题。今年的数据是：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至少约85%已经用本币结算。但正如你提到的，核心问题是：各国央行虽然收到了本币，但这些钱该怎么花？

例如，俄罗斯收到了大量印度卢比；中国收到了大量巴西雷亚尔。这里就出现了流动性问题——如何处理这些无法自由使用的本币盈余？

巴蒂斯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却常被误解的问题。我两年前在观察者网写过一篇文章解释过这一点。你说的没错，金砖各国之间的确正在大规模使用本币进行交易：中俄之间几乎接近100%；中国、巴西之间更低一些，约30%；俄罗斯与印度之间，占比也达到多数。东南亚国家间也在推广使用本币交易。

这听起来不错，是真正在推进去美元化。但这并不会解决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完全基于各国本币的金融体系，逐渐会导致各国无法积累顺差或逆差。

比如巴西与中国的案例，情况不算严重，巴西对中国是顺差。所以，我们手上会慢慢积攒人民币，巴西可以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但以俄罗斯和印度为例，如果俄罗斯对印度是顺差，就会不断积攒大量卢比。但卢比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还存在贬值风险。俄罗斯就会问：我拿着这堆卢比能干什么？俄罗斯很头疼，他们无法把卢比换成美元或欧元，这条路已被完全封死。

所以俄罗斯怎么做？他们请求中国接受这些卢比，用人民币兑换。但这是否可行，要看中印的贸易规模与中国愿不愿意承担。

俄罗斯也去中东各国问，你们是否需要卢比？因为当地有大量印度劳工，需要往国内汇款。事实上，中东国家确实买过俄罗斯手里的卢比，但会有折价。

所以，在这种由各国本币组成的金融体系中，会出现一种多层面的以物易物系统，效率很低，无法维持长期或中期的运作。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可靠的货币，既能充当结算媒介，也能作为外汇储备——美元与欧元显然不可能再承担这一角色。

至于人民币是否可以胜任？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目前来说，这种本币交易模式受到了欢迎，但长期来看不可行，因为它让各国陷入两难，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手上积累的顺差。

·如何保证新储备货币的信心和外部价值？

李波：那您提出的新储备货币体系，是怎样的架构？您也要发表一篇相关论文，对吧？

巴蒂斯塔：是的。我正在为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写一篇论文，初稿于十一月完成。我从2023年开始就为此研究，最早的一篇文章发在观察者网，是2023年9月，标题是《一种金砖储备货币？》。如你所说，我把这种货币取名为R5，因为当初5个金砖创始成员国的货币都以字母R开头，所以为什么不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但后来我把名字改成了新储备货币，因为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金砖成员国都愿意加入这个计划，比如印度因为种种理由态度犹豫。正如你提到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案例，如果非金砖成员国愿意且准备好加入这一储备货币计划，为什么不行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比如，我们可能形成一批国家参与，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以及尼日利亚等非金砖成员国，15到20个国家组成。这就足以形成一套新的货币体系，并非全球性体系，因为西方国家不会加入。事实上，西方国家可能会试图削弱这个体系。

李波：其他国家会知道。

巴蒂斯塔：我想会如此。如果我在巴西政府内任职，我会非常低调地推进这个计划。但我不在政府里工作，所以可以自由发言。但要等到气氛成熟的时候，比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上合峰会召开期间宣布上合组织新开发银行成立。先要在组织内部讨论，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再宣布成立，而不是在条件未成熟时草率公开。

李波：是的，所以关于这个新储备货币的功能，首先，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管理汇率。

巴蒂斯塔：首先，我们需要的是一篮子货币。类似于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但会由不同国家组成。类似SDR的情况，中国在其中的权重应该更大，因为中国经济体量相对较大，我们会有一个加权平均的货币，作为第一阶段的计价单位。银行的参与国需要为这种货币提供担保。

李波：如何使这个责任机制变得可行呢？新货币的锚定物应该怎么处理？

R5可以以特别提款权SDR为基准，1个R5等值于1个SDR，并在此基础上浮动。图为SDR篮子各货币组成权重变化

巴蒂斯塔：首先，你必须将其确立为计价单位。然后在某个时刻，你会把新的计价单位转变为新的储备货币支付单位，最关键的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目的。

这一货币的汇率将是参与过本币的加权平均值。但信心来源于何处？需要某种程度的货币担保，某种锚定物。可是，很多人误解了“锚定物”在货币中的含义。它需要一个系统，确保货币随时能以固定价格，完全可兑换成某种可信的东西。

俄罗斯经济学家说，这个锚定物一定得是黄金，或者一篮子的大宗商品。但这样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可兑换性必须在固定价格下得到保障。如果黄金价格上涨，黄金上涨，货币就会随之升值；如果黄金价格下跌，货币也会下跌。这就会导致很大的波动。

所以，需要一种稳定的锚定物，从而建立信心。你不可能通过一种不稳定的锚定物来建立信心。

李波：但这种东西很难找到。

巴蒂斯塔：我的建议是，我们可能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机构，也就是一个国际发行银行（缩写IIB）。这个银行会发行两种东西，一种是新储备货币，另一种是新储备债券。这种货币将可以完全按固定价格兑换成由银行发行的债券。债券又可以兑换成一篮子债券，这些债券是参与国的国债，该篮子的权重与新计价单位中的权重相同。

李波：所以，国债最终就成了担保物。然后问题又来了，如何处理信心问题？你的方案是从货币转换到一篮子国债，有人会质疑，这些主要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券本身也有问题，比如借贷过多或面临通货膨胀压力。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些国债存在通胀风险，你也提到过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地租马克（Rentenmark），用来遏制他们面临的超级通胀。

巴蒂斯塔：这是我形成这个想法的灵感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来源。德国的地租马克是如何重组的？它并不依赖黄金标准。因为德国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当时它需要支付战争赔款。

但这跟今天面临的情况不一样。你说的没错，现在关键问题是参与国国债的信用。请注意，别忘了还有中国，中国是一个稳固、财力雄厚的国家。

李波：但中国可能会说，我们不想为此承担过重的负担。就算中国愿意帮忙，也只能在这个货币篮子里占30%的权重。

巴蒂斯塔：我认为这是另一个问题，相比其他参与者，中国太庞大了，所以我们也要避免这家银行被外界视为中国的政策工具的情况。

李波：是否可以通过生态储备，生态与绿色资产作为锚定物。虽然中国的生态资产不多，但全球南方的国家有一些。

巴蒂斯塔：但是生态资产作为锚定物并不可行，因为它们流动性差，无法用于锚定物。

李波：不过德国的地租马克也是建立在非流动的资产价值上。

巴蒂斯塔：没错，但你知道德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他们发行了担保的货币，这些担保是通过抵押资产来实现的，这样资产就变得流动了。

德国魏玛共和国于1923年推出的地产抵押马克，旨在应对一战结束后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不久后被国家马克取代

李波：我明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抵押的方式来增加生态资产的流动性，并降低中国的权重。

巴蒂斯塔：其实，我认为不一定要减少中国的权重。我们可以告诉中国，我们对资本占比的计算方式不只是基于GDP或购买力平价（PPP），而是基于一个公式，这个公式会压缩一定比例的投票权，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机制，以便给予小国更大的权重。

我们也可以考虑双重多数制，或是合格多数制。我的基本观点是，这是一个知识上的两难抉择。我们一方面需要中国，因为中国是财政上最稳定的国家；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权重过大，银行就会被看作是中国主导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多边机构。

李波：没错，这样就无法实现最初的目标了。

·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

巴蒂斯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也可以避免人民币因完全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

李波：那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人民币全面国际化的利与弊吗？

巴蒂斯塔：它的好处是非常明确的。人民币会成为主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这会带来声望上的提升。其次，通过“从无到有”地发行人民币，中国可以凭更低的借贷成本买来真实的资源，也就是法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形容美元的“过度特权”。

问题是，包括我在内，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强调美元的过度特权。但中国不应忘记，和过度特权不可避免地产生关联的是过度负担。这是什么意思？

中国需要为全世界提供流动性。中国有央行，需要为所有希望购买人民币的主体提供流动性。如果人民币可兑换的话，他们就会愿意购买人民币。

李波：但中国不会放开汇率？

巴蒂斯塔：我估计也不会。因为中国取得的成功也部分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不要听从华盛顿共识的要求。

李波：我们要保护国内资本市场。

巴蒂斯塔：正是如此。那么，中国是否愿意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呢？此外，如果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按理说，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会增加，从而导致人民币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将出现外部赤字。中国愿意这样做吗？因为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能承受得了这种情况吗？

李波：可能不会立刻接受，但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带来一些帮助，正如你所说，这有助于降低进口成本，而且中国也希望扩大国内消费，这是一种不错的做法，中国不必过度依赖以出口为驱动的模式。而且，当我聊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时，我总会说，中国需要帮助其他国家建立数字领域的工业化能力，让他们能够向中国出口商品，以平衡贸易赤字。中国不可能一家生产所有的东西。

巴蒂斯塔：没错，我理解你的观点。中国并不反对货币适度升值，逐步地升值会导致消费增加，因为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会上升。

李波：这会方便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

巴蒂斯塔：这对全球南方也是好消息。但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如果升值过快，可能最终会变得像美国那样，币值过高、过度消费，失去工业基础。

李波：我们从美国的失败中学到教训，我们会确保一些关键产业的核心部分留在中国。

巴蒂斯塔：但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这样做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所以，中国需要意识到，拥有作为国际货币的过度特权，也会相应地带来过度的负担。因此，推出一种新的储备货币是两全其美的方式，既开创了一种国际化标准，同时避免中国的人民币完全暴露在这些负面影响之中。因为新的储备货币不会取代人民币。

数字货币也可以作为面向全世界的替代方案，中国就不需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承担过多的风险。

彭博社报道，俄罗斯将发行首支人民币主权债券，助推人民币国际地位和去美元化 IC Photo

李波：这种新货币会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巴蒂斯塔：新的货币实际上会使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变得不那么紧迫。而我认为，中国可能会觉得，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变得不那么急迫是件好事。

李波：所以，你这次来中国也是想和专家们讨论并交换这方面的观点吗？

巴蒂斯塔：是的，正是如此。此外，要考虑到美国和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一直在稳步下降。2008年出现了重大冲击，之后美国采取了行动，但美元依旧在稳步下滑。

假设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再度引发重大国际危机，比如科技股泡沫破裂，这一次投资者还会选择逃向美元的避风港吗？我认为不会。

李波：他们不会的，也不会去买黄金，你看到金价走势了吗？

巴蒂斯塔：黄金很贵，所以他们会把目光转向人民币，认为人民币是一个可选的避风港。于是会有大量外资流入。

那中国央行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完全可以通过购买外汇来应对，增加美元或欧元储备。但这是中国想看到的吗？显然不是。所以，央行会让人民币升值，但并非是中国人期待的渐进式升值，而是突然间大量的游资流入，人民币升值，你的产业受损，国际收支出现问题，最后情况会发生变化，资本又会流出中国。

李波：我们不会完全放开资本管制，对资本自由流动的观点保持很高警惕。

巴蒂斯塔：是的，自由流动的资本是一件危险的事。在巴西，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大伤害。

德国总理俾斯麦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我从不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我从别人犯下的错误中学习。”中国看到了拉丁美洲的经验，意识到放任资本自由流动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也在研究美国，并问自己：我愿意变成像美国那样吗？一个高消费、货币升值、工业衰退的国家？

李波：所以我们需要管控汇率机制，维持我们的制造业基础。事实上，很抱歉这么说，但上世纪80年代的巴西也是这样失去了制造业基础，我记得当时你们的工业基础是相当强大的。

巴蒂斯塔：没错，我们变得像美国那样，因为我们放任货币升值，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巴西犯下的所有错误、战略失误，中国都没有重蹈覆辙。在巴西我们有一句关于足球的谚语，当你的球队一直在赢球，真的想要立即换人吗？所以中国也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真的想要改变这个成功的模式吗？也许任何调整都需要非常缓慢和谨慎地推进。

李波：那么，您能讲讲人民币国际化的弊端吗？

巴蒂斯塔：事实上，我还想提出一点优势所在。那就是，正如美元带给美国的“过度特权”，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也会获得将国际货币作为武器的特权，因为人民币也是中国的本币。

李波：没错，这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力，但中国不想要复制美国的模式，利用金融制裁霸凌别的国家。我们只会服务于防御性目的，为什么我们采取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一样是防御性的。

巴蒂斯塔：中国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抗衡美国将货币武器化的做法。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项重要优势。

但最基本的弊端我们刚才已经聊过了，那就是给中国带来的负担。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但依然是新兴市场、中等收入国家。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来看，中国已经是巴西的约120%，但这是最近才实现的。

我想说的是，中国、巴西、俄罗斯都是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不可能轻易地承担发行一款国际货币的负担。以俄罗斯为例，卢布也扮演了一定的国际角色，但主要是在俄罗斯周边地区，局限性很大。巴西的雷亚尔也是如此，在南美以外地方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金砖国家可推动“共同的货币未来”

李波：正因为如此，这些中等收入的新兴经济体才有可能联合起来，组成一种“货币俱乐部”。这样大家可以共同分担压力，而不是让某一个国家独自承担。

巴蒂斯塔：事实上，由多个国家共同创建一种货币的想法，意味着发行国际货币所带来的“铸币税”收益，可以由银行来集中，然后再分配给成员国——如果这家银行运作得足够成功的话。

但我还想说点别的。回顾过去的国际金融体系，不论是英镑时代还是美元时代，国际货币始终是由某个国家的主权货币担任的。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不承担任何一国国内功能的国际货币。这种货币将可以和各国本币并行流通，成为继美元、欧元、人民币之外的一种替代选择。

李波：当然，这种国际货币要取得信任，需要大家相信它能够体现所有成员国的发展潜力，其信用则来自这些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中国的角色就在于：协助把各国带向共同繁荣。中国国家领导人一直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巴蒂斯塔：这里其实就是在构建一种“共同的货币未来”。在我看来，如果这个设想真的推进，它应该是开放的，甚至应当向西方国家开放。但问题在于西方国家太自信、太相信自己的优越性，所以他们现在反而不愿加入。

李波：我曾见过一位苏格兰经济学家，他长期在美国工作，现在就职于布达佩斯的一家智库。他预测美元霸权会崩溃，美国承担的美元负担也会一起爆发。他建议重新恢复凯恩斯当年提出的“班科币”（Bancor）构想，让人民币扮演更大的角色，并在过渡时期发挥作用。您怎么看？他甚至说美国可能会在10年后也加入这个体系。

巴蒂斯塔：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的预测成真，美国的泡沫破裂，全球一定会陷入一片慌乱，各国会开始到处寻找替代方案、采取临时应对措施。因此我们必须现在就讨论这些可能性——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如果可能的话）之间需要进行提前沟通。因为一旦危机爆发，那将是全面紧急状态。

李波：中国在美国还有三万亿美元资产，包括流动与非流动资产。

巴蒂斯塔：我们不能忘记，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曾公开提出一个方案：强制把美国国债改为永续债。既然美国政府曾公开讨论过这样的做法，我们就不能完全信任美国财政部。

我认为现在西方的状况很糟。但假如再过二三十年，也许当前的地缘政治矛盾会有所缓和，那么我们今天设想的这种国际货币，也许就能成为一种“全球货币”的雏形。

凯恩斯当年也试图推动建设这样的体系，但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美国否决了。

李波：如今，中国、金砖国家以及新开发银行应该重新尝试。这应该成为新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新任领导层的使命之一。

回到巴西在这个新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巴西在文化与身份上非常独特，巴西学者常说自己是“多重身份国家”。因此，巴西既能沟通全球南方，也能在中国与国际机构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你怎么看巴西的独特作用？

巴蒂斯塔：我完全同意。巴西的特殊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它是全球前十的大国之一。其次，它的社会极为多元：有葡萄牙人、土著群体、非洲裔、黎巴嫩裔、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你知道吗？巴西的黎巴嫩裔人口比黎巴嫩本国的总人口还多。巴西也是除日本之外，全球日本裔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有大量来自华南的华裔、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可以说，巴西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

正因为如此，巴西能同时与非洲、亚洲、欧洲、加拿大、美国打交道。巴西在文化融合方面实际上做得比美国还好。美国一直说自己是“大熔炉”，但真正的“熔炉”其实在巴西，而不是美国——看看如今美国的“MAGA”运动就知道了。

那么，这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巴西确实可以成为桥梁：在全球南方与西方之间、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乃至俄罗斯与世界之间。俄罗斯现在需要被带回国际体系，但西方的制裁导致这变得非常困难，而中国和巴西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

更广泛来说，我之前在北京与一位来自中国的IMF前副总裁一起吃饭，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当下的世界历史正出现一段“真空期”，全球南方——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必须足够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新的方案，即便这些方案会让西方感到不舒服。因为我们必须走进21世纪，而问题在于：说得不客气一点，西方仍想停留在20世纪，那就让他们待在过去吧，我们向前走。

李波：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IMF董事最初也相信应该同西方合作，中国应该遵守西方设定的规则，配合玩他们的游戏。但您刚才说的很清楚，这个金融游戏实际上伤害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幸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坚持走自主发展道路，保卫了金融主权，尤其是在资本管制方面。如果您还有印象的话，过去20年来外界一直敦促中国搞“自由化”“放松资本监管”。

巴蒂斯塔：我2007年第一次到华盛顿IMF总部时，就经常与中国董事们交流。我注意到，中国最初确实努力想融入西方体系，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打破了幻想，认识到：西方从来不打算平等地对待中国或任何全球南方国家。

现在，随着特朗普政府粗暴地加征关税，让这种认识变得彻底而清晰：中国和其他国家终于明白，西方不会帮助我们，它们只会妨碍我们，甚至伤害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另寻出路。

李波：这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是段痛苦的教训。

巴蒂斯塔：对印度来说也是如此。印度曾以为自己与美国有“特殊关系”，但今年，特朗普政府却在背后重重地捅了印度一刀。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不是反西方。让西方继续折腾吧，如果他们想要在华盛顿、布鲁塞尔继续折腾，那是他们的主权，但不要指望我们会回到过去那个时代——西方能够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全世界。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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