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贝淡宁，译/ 王晓雄】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称，如果北京对新冠肺炎疫情“负有故意的责任”，就应面临相应的后果。这样的指控从何而来？令人吃惊的是，它并非仅仅来自于阴谋论者的想象或好莱坞编剧。

类似指控同样也发表在了主流媒体上。尼尔·弗格森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我非常尊重他的学术造诣。当他4月5日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撰写主题为“中国必须要回答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的专栏文章之后，让我大吃一惊。

在疫情危机初期，由于对病毒的认识不够，中国地方政府是犯了些错误，弗格森问了一些合情合理的问题。但他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在疫情显然从武汉扩散到湖北省其他地区时，为何要在1月23日切断湖北到中国其他地区的交通，而不是从湖北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通？”

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中国在1月23日之后允许航班从武汉飞往其他国家，但却禁止飞往中国其他地区”这一假设的真实性。这是事实吗？

为了支撑自己的指控，弗格森继而说道：“由于春节假期的到来，1月通常是中国前往欧洲和美国的交通高峰时期。从目前获得的记录来看，武汉飞往伦敦、巴黎、罗马、纽约和旧金山的定期直航航班在1月期间并没有中断，有的还延续到2月。”

尼尔·弗格森

这一指控让我感到很惊讶。为何这很重要？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在1月23日之后仍然允许航班从武汉飞往西方国家，这就表明，中国政府在努力控制国内病毒蔓延的同时，有意允许（如果不是鼓励的话）病毒扩散到西方的5个主要城市。

不出所料，弗格森的文章在国际上引发不小的震动。在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在推特上转发这篇文章。加拿大主流大报《环球邮报》发表了这一评论文章的简版。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的网站也跟进转发。

倍感困惑的我决定问问弗格森教授，这一指控是否真实（这完全是出于个人好奇心和对于事实的关注，不代表任何其他人）。因此，我向他发出了一封礼貌的电子邮件，询问他是否有证据来支持这一指控。弗格森回复说：“我向你保证，如果我没有进行彻底的研究，我绝不会这样写的。”他还发给我一些证据来支撑他的论断。

然而，他发给我的信息却无法支撑有关1月23日之后依然有定期商业航班往返武汉和美国及欧洲的指控。

弗格森给我发了一则《纽约时报》新闻报道的链接。令人吃惊的是，这篇报道中有一句话恰恰给出了完全相反的情况：“56岁的斯科特·刘是武汉本地人，也是一名纺织品进口商，他现在常居于纽约，他在1月22日赶上了最后一趟商业航班。”他还发来另一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链接。这篇文章中提到，中国从1月27日起暂停出境团队游，但并未提到任何有关1月23日后，从武汉到其他国家的航班情况。

弗格森教授还给我发了两份1月或2月从武汉出发的航班数据记录。来自FlightStats的航空数据显示，1月23日之后，共有31趟航班离开武汉到美国和欧洲的城市。然而，同样是这些数据也显示，在1月23日上午11：26一趟航班从武汉飞往法国巴黎之后，所有从武汉出发飞往其他城市的实际起飞航班都为零。上述31趟航班中有26趟显示为红色。

因此，我又在中国民航网的“航旅纵横”中文应用程序上进行了搜索，查询到弗格森发给我的表格中列举出的所有航班。结果显示，在1月23日上午11：26之后，所有本应该飞离武汉的航班都没有从武汉起飞。他所给的表格中标注为红色的航班其实都被取消了。还有几趟为标注为黑色的航班则是从广州起飞，要在武汉经停之后前往旧金山，但经停也被取消了。“航旅纵横”显示，这些航班的真实飞行路线为广州直飞旧金山，没有在武汉停留。

换句话说，弗格森教授提供的“可获取记录”并没有显示出，从武汉前往伦敦、巴黎、罗马、纽约和旧金山的直航航班在整个1月乃至2月持续执行。记录显示，所有从武汉前往世界其他国家的航班在1月23日中午之前都停止了。同一天，中国也停止了武汉前往中国国内其他城市的航班。

然而，弗格森教授在后续的沟通中提供了此前专栏文章中没有提到的一个新论点。他声称，从武汉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分别在1月26日、1月29日、1月31日和2月2日、2月5日执行。可事实上，这也没有证据支撑。Flightstats数据显示，包括飞往莫斯科的这5趟航班在内，1月23日上午11：26之后，所有从武汉前往其他城市的航班都没有实际起飞。

我再次查询了这些飞往莫斯科的航班，结果与表格上显示为黑色的1月23日之后的航班相同。本应从武汉飞往莫斯科的5趟航班实际上都是从广州起飞的。我在中国民航应用程序上搜索了这些航班的轨迹，发现这些航班从广州出发，并没有在武汉经停。我还查了这些航班的飞行距离，显示为7010公里。1月19日，从武汉起飞前往莫斯科的航班飞行距离为6429公里。很明显，这些航班是从广州飞往莫斯科的，而非武汉。

在最近的邮件中，弗格森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所以我决定在博客上公开与他的讨论，诸如此类的诛心之论使得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转移开去，偏离了方向。它也为妖魔化中国政治体系提供了弹药，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来应对这一紧迫的全球疫情。我在博客上公开之后，弗格森也在他的博客上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他之前的论断：中国政府1月23日停止了武汉前往中国国内其他城市的航班，却没有停止武汉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航班。

（作者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与汪沛合著《正义等级论：社会等级何以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此重要》，本文由王晓雄翻译。原文刊载于环球时报4月24日，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

注：4月22日，贝淡宁在个人博客再次更新了他与弗格森之间的相关讨论话题，并作了一些声明。以下为观察者网翻译的更新内容：

在弗格森教授的回复中，他承认自己关于1月23日后武汉仍有飞往世界各地的直航航班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说法表明中国政府有意允许（如果不是鼓励的话）病毒扩散到世界其它地方。

以下是他回复中的关键段落：“实时追踪航班的查询软件所提供的数据似乎表明，在1月23日没有航班从武汉当地飞往世界上其他国家……即便从整体来看，1月23日之后既没有航班从武汉离开去往国内目的地或者国外……”

考虑到他对所谓“证据”的态度已经改变（这只是对公众质疑做出的回应，但并未公开承认他改变了主意），我很乐意收回他是阴谋论者的说法。他似乎为自己草率的学术态度感到惭愧。如前所述，他寄给我的“证据”中没有一项支持他的指控。他发送的那些文章并不支持这一指控，而且Flightstats飞行跟踪站点明确显示，23号之后从武汉当地到其他城市所有计划起飞和实际起飞的航班记录均为空白。

我想指出的是，我与弗格森教授没有个人恩怨。恰恰相反，我喜欢他这个人。我给他的第一封邮件是礼貌的询问；坦率地说，我尊重他的治学精神，期待他能提供支持他所说情况的证据。但问题是，这些证据无法支持他的观点。他本可以礼貌地回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我也会当这件事没发生过。毕竟学者们也都有犯错的时候。

但他选择了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在他的最后一封邮件中，他竟然说我欠他一份道歉。考虑到他提出的指控被广为分享、转载，真正的阴谋论者也在利用这个 “即便在封城之后，仍有飞机从武汉飞往世界各地”的假新闻（注：例如《国会山报》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493679-china-must-pay-for-the-calamity-it-has-unleashed-on-the-world)，我觉得有必要公之于众。另外，我曾写信给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要求他们对这篇专栏文章作出修改，但他们没有回复；似乎他们的事实核查员睡着了，可能太难为情了，不愿出面承认吧。）

弗格森教授的回复中还有其它错误，他说我是“一名美国政治科学家”。事实上，我是加拿大公民，我的学科专业是政治理论。

他在回复中还总结了我的著作《中国模式：政治精英体制和民主的局限》一书的观点，这本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paperback/9780691173047 - The - China - Model)但他的这段“总结”对本书主要论点产生了极具误导性的印象。读者可能会觉得我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辩护者。事实上，我的主要论点是：垂直的民主精英制度的理想状态，适用于衡量中国政治是在进步或是在倒退，而理想和现实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我在书中所提出的，就是缩小这种差距的方法。我捍卫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

最后，弗格森教授声称《中国模式》是我的“最新著作”。事实上，我最新的著作是与汪沛合著的《正义等级论：社会等级何以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此重要》(Just Hierarchy: Why Social Hierarchy Matters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今年早些时候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hardcover/9780691200897/just-hierarchy)。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这个话题，我还在这书中引用了弗格森教授关于等级制度的著作。现在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俩遵循的是不同的治学标准，以后如果再引用他的作品，我会三思而后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