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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德、美的工业化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产业政策史，却在工业化以后构建起“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神话，从而阻滞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法国，以及欧盟范围内产业政策的重拾动向与再工业化目标，可以为后发国家的产业政策正名。
凯恩斯很看重这个货币体制，他不认为这种虚金本位是相对于金本位的“二等”制度，他把这个体制看成“货币发展的主流”，是“一种更科学并经济的货币制度”，甚至是可以解决（当年）金融危机的“一种学术和科学的方法”。
没有现代财产认证，中央政府很难真正具备向统计意义上的大多数人征税的能力，汲取能力难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也难以有效运用增减税政策工具，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政策的推行都可能因此处于被动状态。
经济学家讲中国的通货膨胀要来了，因为中国的货币发行的多，好像怪中国银行。他们的参照系就只看美国。我今天给大家破了迷信，一定要知彼知己，要观天下，看世界大势，你看世界大势以后就会发现美国不是正常国家。
有一个荷兰历史学家，做了千年的经济史研究。中国要赶上西方的基础工业的28年里面走过的路，土耳其走了1900年，英国走了700年，中国改革开放38年走的多快呢，相当于苏联走了接近一个世纪，所以中国发展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GDP的测量不合理，它的分类有问题，把制造业里面两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一个是交通，一个是运输通讯，都放到服务业里面去了。如果现在中国最领先世界的，像高铁、铁路、电网，还有通讯，这些都变成服务业，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度量中国的经济实力。
我国目前主流的经济学家，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至今一直认为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对待事物本质的研究上存在缺陷，但对具体的经济运行和政策而言，还是比较好的理论体系。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一个时代性的理论幻觉，是我国经济学界一代人的悲剧。
通过二次分配实现的校正正义必不可少，因为它可以缓解当前的世界性的不平等危机，但是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彻底实施供给侧改革，使多数人能够有能力和机会利用发展资源。这个探索，符合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精神。
国家财富的差异是世界区域地理的一个基本事实。诸如挪威、美国这些最为富裕的国家，其人均年收入要比布隆迪和也门这些最为贫穷的国家的人均年收入高出400倍。探讨关于国家财富的差异这一问题，必须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地理因素。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然处于高位，其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涉及到有关缩小分配差距的这六个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给予足够的关注。
我之前相信发展中国家需要接受贸易自由化。这意味着开放他们的国内市场以面对国际性竞争。这一策略背后的想法是，市场的纪律将解决绩效不佳的问题，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将会出现，作为结果，穷人们将会获益。 但后来我发现，我大错特错了。
过去其他国家无从选择，因为美国只提供其意识形态认可的公共产品，长期阻挠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替代机制出现，更极力防范新兴大国取代她的龙头地位。而美国在联合国机构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内早已失去领导威信。美国的逐步退位，也可能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历史良机。
《吉林报告》是一个公开的征求意见稿，对于他人提出的正常学术商榷与政策批评意见冠以“攻讦”二字，哪里还有征求意见之胸怀？《总结》一文歪曲说以我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一提起‘产业政策’就一概否定”。这简直是对我极大的歪曲、诽谤和贴标签。
如同一个病人，一方面内脏缺血，随时可能导致缺血性坏死；一方面脑溢血，同样随时可能死亡。为了避免内脏缺血，还要不断输血。债务这边要输血，避免债务危机，稍稍收紧银根，就可能导致钱荒，债务人无法继续借新还旧，后面就是金融危机。
林毅夫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产业政策，第一种产业政策反对比较优势；第二种产业政策则顺应比较优势。传统观点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静态比较优势，而是动态比较优势。今天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建立起动态比较优势？
市场配置资源往往是追求现时利益、忽略未来利益；在温饱满足前，由于温饱产品的现时利益和未来利益基本一致，市场配置资源可以表现得“合理”，但在温饱满足后，市场配置资源对未来利益的影响就非常复杂，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更加有利于未来发展？
中国用很传统的的方法加入了原来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分羹俱乐部”：中国的工业化塑造了一个中产阶级。但是，制造业的自动化让其他国家走这条路变得更难。印度不太可能成为第二个中国。
虽然金融落后对创新不好，但金融过度发展对创新也是不利的。很多发达国家金融体系足够发达，科学能力也足够强，但是这些国家的创新也不是那么好。如果被金融的发展带来很多迷失，不要说创新，就连正常的经济增长都会受到影响。
作为经济学界元老、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核心人物，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近日发长文指出，宏观经济学像一门已止步不前30年的科学，其解释现实的能力早已退化。抨击西方经济学失效，这不是什么新鲜提法了。但罗默代表主流经济学界做自我检讨，这可是件大事！
如果今天在中国举行一场公投，让民众根据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优点去进行选择，我估计，尽管许多人对国有企业感到不满，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倾向于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给予职工较高利益，带来的满意度远非福利支出和“直升机撒钱”等方式所能比拟。
虽然“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根据现实中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我们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史，特别是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验教训中，归纳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特征化事实。
两百年前，经济学这个领域几乎不存在。如今它可以算是社会科学中的女王。过去在时报的页面中，与其他社会科学颂扬者相比，颂扬神祗的牧师更有可能会被提到。但是在今天，牧师出现的频率远低于经济学家或是历史学家，差不多和心理学家一样。
政府与市场纽结在一起的经济形态覆盖了全世界。对于这样的经济形态到底应该如何看：它只是一时的扭曲并终将回归经典的市场原则，还是前进中不可逆转的必然；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形态，还是将会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阶段？客观世界是只允许唯一的发展道路，还是不仅允许而且需要不同发展道路的并存？（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黄达教授的2013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获奖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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