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宾亚明·阿佩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10月31日撰文，阐述了全球化趋势正在遭遇深层的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国际贸易额下降和国际间贸易壁垒的增加，各种区域化的贸易组织阻碍了全球经济的优化整合。作者在论述发达国家背弃全球化的种种迹象后，提到了中国与印度，认为中国用很传统的的方法加入了原来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分羹俱乐部”，但印度不太可能成为第二个中国。】

韩国韩进海运公司申请破产之后，曾导致公司的数十艘货轮困在公海上，使得从亚洲接连不断地运往美国的货物流一度中断。

这一时刻鲜明的描述了全球化进程正遭遇重大挫折的事实。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增长是近几十年来最重要、也是最有争议的经济发展形式。然而尽管有关的辩论十分激烈，并在这次美国大选期间达到了新的高度，但人们不太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贸易量很难再上升。据掌握着最好数据的荷兰统计学家，全球贸易量在2016年第一季度持平，而后在第二季度下降0.8％。

美国的情况也不例外。美国去年的进出口总值下降了2000多亿美元。在2016年头9个月里，贸易额再次下降了4700亿美元。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美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首次出现下降。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既是全球贸易额徘徊不前的原因，也是结果。在经济景气时，市场的繁荣和贸易量呈良性循环。目前的情况正相反。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拖累了贸易，继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但也有迹象表明，贸易减少也有结构性的原因。发达国家似乎在背弃全球化进程。

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经济全球化都走在一个十字路口处

世界贸易组织最近一轮全球贸易谈判去年以失败告终。太平洋沿岸国家试图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区域贸易协议（TTIP）也在走向破产。美国两大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反对这个协议。同时，新的贸易障碍在增加。英国正在离开欧盟。世界贸易组织今年7月表示，其成员国自从2008年以来共实施了2100多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呼吁各国重新开启贸易承诺，她写道：“自由贸易过去数十年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对它的抑制将会严重破坏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反自由贸易的潮流而行，欧盟与加拿大于周日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议。

但是，激发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公众对贸易的热情可能很难。全球化的好处已不成比例地让富人变得更富，而其代价却落在了失业的工人身上，政府则未能缓解他们的痛苦。

“沃尔玛革命”结束了。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欧洲一体化，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关税和运输成本也跟着下降，这就是著名的“沃尔玛”时代。

但是，这些变化的负面后果已经出现。欧洲正在分崩离析；低关税和低运输成本不能再往下降多少。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正在改变。中国正在为国内消费制造更多的东西，也在消费更多本国制造的东西。另外，中国的工业日益成熟，也在越来越多地生产自己的零部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制造”的产品中使用的进口零部件份额已从1990年代的60％下降到35％。

IMF的研究计算出来的结果是，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每增长1％能为贸易带来2.5％的增长，而近年来，同样经济增长只能带来0.7％的贸易增长。

与其他大型海运公司一样，韩国海进把赌注下在全球贸易将继续快速增长上。2009年，世界上的货运公司有运送1210万件标准集装箱的充足能力，这些集装箱在全球贸易增长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人们很少知道这点。截至去年，这些货运公司有运送1990万件集装箱的能力，但很大一部分都用不上。

印度不太可能成为第二个中国。大多数国际贸易由发达国家主导参与。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计算，15个国家占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63％，它们在全球金融投资上占的份额更大。

中国用很传统的的方法加入了原来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分羹俱乐部”：中国的工业化塑造了一个中产阶级。但是，制造业的自动化让其他国家走这条路变得更难。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计算表示，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已经达到了顶峰，他称这种现象为“过早去工业化”。

全球经济的疲软正在加剧这个趋势。据联合国的数据，跨国公司的基础设施投资在2015年连续第三年下降。联合国预计这种投资今年将进一步下降。但是，即使经济增长反弹，自动化也降低了对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动力，从而减少这种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居民带来的好处。

政治的反弹也是全球性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曾在2012年发表过一条曲线，该曲线有时被称为“大象曲线”，因为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该曲线显示，在1988年至2008年期间，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实际收入大幅上升，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没有上升。

这条曲线常被理解为作为全球化的一种负面效应。虽然现实更复杂，但这种看法不可否认。发达国家的选民们越来越认为自己是本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受害者，一种政治反弹正在形成。

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总统竞选就是这种反弹的一个明显表现，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改变了自己对TTIP的支持。今年4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失业率最高的国会选区选民倾向于选择采取更极端立场的候选人。经济停滞也让欧洲选民对自由贸易持反对态度。

罗德里克教授说，自由贸易者犯的错误是，夸大了贸易带来的好处，低估贸易的代价。他说：“由于他们没有做出这些区别和警告，尽管都可以找到某些原因为其辩护，但是全球贸易量下降和世界经济放缓的问题同病相怜。有两类人习惯性的抨击自由贸易，一个是摇唇鼓舌的政客，一个是本土经济保护主义者，问题是如果他们的抨击能得到民众的广泛赞同的话，那么自由贸易者们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Cindy 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