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公元2049年，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好过去了一百年。“一带一路”工程已经取得圆满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倡议将停止或消失——它和桥梁道路一样，竣工后便可以开足马力进入运营阶段。

中国修建的许多基础设施工程无比震撼，堪称人类依靠智慧征服大自然的极致。从阿塞拜疆到土库曼斯坦，一条长达125英里的里海大桥使中国到欧洲的陆上交通无比便捷，彻底改变欧亚两大洲之间道阻且长的旧观念。泰国的克拉地峡运河也发挥着同样的连通性，太平洋与印度洋再也不是两片分开的海域。在非洲，高速铁路贯通东西，从吉布提途经埃塞俄比亚、南苏丹、中非到达喀麦隆只需不到20小时。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地依赖这些纽带。

中亚、东南亚和非洲有许多崭新的城市崛起在曾经冷僻荒芜的土地上，它们经历了多重转型：从犯罪和腐败猖獗的物流枢纽变成繁华的大都市，吸引了大批移民和被欧美国家拒绝的难民，最终成为监管环境宽松的经济引擎，并在区区数年内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技术革命。这些城市大都有相当规模的中国人社区，而这些海外中国人则掌控着当地企业和投行，决定着当地的潮流，并且是新技术的先驱。中文取代英文，成为国际通用的语言。

作者新著《一带一路：中国的世界秩序》英文版将于明年3月面世

站在较远的未来眺望，这或许便是中国版世界秩序的大致形貌。但除了技术性成就，中国愿景里的未来世界和今天是否有很大的区别？它与当今的世界秩序是否存在根本性的不同？抑或，未来的世界其实与今天并无本质差异，它延续了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只是演变得更加平衡，欧洲、亚洲和美洲的经济各自占据“一极”之位？

部分观察人士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的纳德吉·罗兰描绘了这样一种“欧亚式”的未来：人们有事不再“谷歌一下”，而是“百度一下”；不再登录脸书和推特，而是选择用微博满足社交需求；不再从CNN或者BBC了解新闻时事，而是收看中国国际电视台的节目；孩子们不再流行“牛仔和印第安人”之类的游戏，而是乐于模仿《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但未来很可能是另一番样子。根据中国的构想，未来的改变将是全方位的。国际体系的组织方式将发生变化，其追求的目标和背后的价值观都将截然不同。如果把世界比作一盘棋，未来不是棋盘上的某个棋子被替换掉，也不是各枚棋子交换位置。未来将是由新一批人按照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想法重新构建起来的世界。

类似于罗兰，《经济学人》杂志北京分社社长大卫·伦尼对2024年的想象中，反乌托邦式的中国将彻底站在西方的对立面：中国的情报部门将与科技公司合作，把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无数辆汽车变成远程侦察设备，便于实时跟踪，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确认乘客身份。作为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将决定上百亿中国贷款和赠款流向哪些项目，并以不透明的方式选择与哪些外国公司合作。

在伦尼的描述下，中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是以截然不同于西方的思想和原则作为基础的。新的国际法庭在中国的主持下诞生，它不对国家主导型经济和市场经济加以区分，法官们对有助于国家发展的政府补贴持积极态度，并认为在专利纠纷中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主权政府而非个体企业。

他写道，“中国很少直接发起挑战，而是选择对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进行试探、摸索并引入模糊性。守成大国由于太疲于应对，只能不甘心地选择默许。”

以反乌托邦式的框架思考中国崛起往往是无益的。因为其前提是西方政治秩序彻底崩溃，而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似乎都不太可能发生。

基于许多原因，人们不能从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非凡崛起推断未来将发生什么。首先，中国未来持续崛起所面临的挑战与过去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未来的挑战更多来自政治而非经济领域，安全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与此同时，随着其他国家越来越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甚至是一种威胁，中国崛起和影响力扩张也将引发新的反作用、回应和态度变化。

此外，我们当前所处的时刻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节点，其中关键的差异在于中国的崛起并不依赖于某种西方无法染指的技术突破。这与18、19世纪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大不相同。未来新的世界秩序将不再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其特点是寻求各极之间的平衡。

因此，当我们在描述由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时，必须记住还存在其他利益攸关者、塑造者和制衡者。未来30年后，西方国家为了回应中国带来的挑战，也会与时俱进，尽管它们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都会减弱，但仍有能力提出方案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

在属于中国的未来图景中，核心特征是什么，它将如何决定世界的面貌？这是我们要试图回答的问题。正如西方从来没有真正获得普世性一样，或许“一带一路”倡议永远都不会成为普世性倡议，但它仍将在某些领域取得绝对的主导权，其影响力将不同程度地作用于世界各地。

在某些重要方面，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可能与美国主导的秩序不无相似之处——比如利用经济关系网络向友好或不那么友好的国家施加压力，以及通过长期战略推动国内政治朝某个方向发展——但这种新秩序深植于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美国所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是中立且机械化的，其政治体制在设计时便重视内部的制衡，因此它可以通过制度和法律手段来约束和抵消领导者的愚蠢行为。美国的政治和法律文化刻意保持着中立，尽可能地与各种通往美好生活的愿景保持距离。所有人不但有权追求幸福，更重要的是，有权按照自己方式来定义幸福。美国在国际关系里最重视的是规则与合同，礼法则被看作是种陈旧的东西，被淡化甚至遭到忽视。

中国主导的秩序又是另一番样子。它强调“共同性”（togetherness），这是一张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它高度重视德治，甚至比纯粹的法治更有实质性：各国之间遵循着相互依存、彼此馈赠、知恩图报、互敬互重、赏善罚恶的关系。未来处理国际关系需要拿捏分寸，不再像今天这样简单的照章办事。礼法和历史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

“共同性”也意味社会和经济将更有效地推动变革。西方政治社会高度碎片化、多元化，各种社会力量有着不同的施力方向，最终往往形成一种嘈杂不安的瘫痪状态。相反，中国在国内实施并打算推广到国际舞台上的，是一种经过协调的、有既定方向的精确运动，它能够消化整合相互抵触的社会力量，迅速有效地达成目标。

未来，科技几乎是成功的同义词。历史上，将人均工业产值翻一番，英国花了154年，美国花了53年；而中国和印度分别只用了12年和16年，并且中印的都是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远非西方工业化之初的人口规模可比。

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的规模比美国大50倍。经过三倍增长，中国当年移动支付总额达到3.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移动支付仅增长了39%，总额为1120亿美元。在未来中国主导的秩序中，经济和社会都将以高速发生变革，中国也将比西方更愿意接受这些变革带来的代价。

中国主导的秩序还有一个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地方，那就是中国将坚决与西方的启蒙理想划清界限，比如透明度和知情权等。关于协议和交易，中国有自己的规划和行为方式，但往往不提供书面材料，也不公开内情。

许多人对“一带一路”几乎一无所知；部分参与者对整体规划有大致概念，这足够他们为之辩护并参与低级别沟通；而真正能提前几个月或几年掌握动态的，只有极少数人。或许正如每个人都有隐私权一样，中共也有它的隐私权。“一带一路”倡议仿佛一本圣典，它的真理与智慧不会一下子展现在世人面前，只会在未来几十年内一页页地翻开。

我们已经走在通往新世界秩序的路上，现在折返已经太迟。“一带一路”塑造的世界，是一个由圣徒、预言家和魂灵组成的世界，它仿佛一块新大陆，在漫长的旅程尽头等待我们。

（观察者网杨晗轶摘译自《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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