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鲁诺·马赛什  译/李泓翰】

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内，我一直在进行环亚洲旅行，从巴基斯坦到菲律宾，途径印度、尼泊尔、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越南等地。也正是在这几个月里，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从每日新闻中的零星出现，发展到可能成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至少它现在已经成为谷歌趋势历史上的最热门事件。

旅途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疫情在短时间内便在整个亚洲爆发。在欧洲和美国，至少在政治阶层中，新型冠状病毒一直被视作为玩笑亦或者是调侃对象，但是当诸如意大利这样疫情加剧的国家出现时，这种情绪已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亚洲国家应对疫情有着自己的方式。新加坡依赖技术，并建立了一个庞大而有序的系统来应对紧急情况，同时也要求公民尽自己的一份力；越南和菲律宾虽然面对疫情的回应并非有条不紊，但人人自危；而在尼泊尔和印度，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力车司机和最超凡脱俗的朝圣者，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应对疫情依靠的是在2003年非典爆发时的形成性经历。对许多人来说，那感觉就像是死里逃生。即使受害者人数有限，但是非典对于地区经济影响严重，因此每个人不禁联想：若病毒的传染性更强的疫情爆发了怎么办？一语成谶，科学家认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释放的最大病毒量是SARS感染高峰期的1000多倍，因为非典病毒仅仅潜伏在肺部深处，而新型冠状病毒却存活在喉咙里。

同样，这次疫情爆发也暴露了其他的分歧。当我乘坐日趋空荡的飞机旅行时，一个想法不断浮现：我们都暴露在疫情面前是一件多么值得注意的事，并且每个社会似乎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应对这种流行病。主要分歧之一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也解释了亚洲疫情的严重性。如果贫穷和疾病每天都伴随着你，亦或者发生在你的子孙后代身上，你就会倾向于接受自己世界随时都有可能崩溃的事实。而美国人和欧洲人需要扪心自问的问题是——这怎么会被允许发生？而非提出如何生存和保护你所爱的人这一类问题。

政治气候的微妙变化与政治思想家们笔下的社会习俗突然变得密切相关。

我想知道社会习俗是否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成为了疫情感染的爆发区。当听闻来自武汉的消息时，我不禁想起了那座以前去过的城市：供应小龙虾的拥挤餐馆、畅谈人生的火锅宴、公共生活，以及混乱的海鲜批发市场。不只是中国，南欧人打招呼时会用一两个吻表以问候，伊朗人做礼拜时会挤在一起。也许这些都是社会习俗，但人们的反应却会受到这一类文化差异的影响。

目前，关于我们拥有战胜疫情能力的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来自于我们大致可以称之为“儒家世界”的地方。新加坡一开始曾遭受重创，但很快就恢复了；越南则向世人展现了其非凡的控制疫情传播的能力；而韩国已证明其有能力每天进行多达1万次的检测，并建立了能在10分钟内诊断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诊所。这些事实是否可以说明道德体系的好处，即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并高度重视由更广泛的社区所定义的习俗、措施和规则的适当性？

就在昨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一所大学的邮件，邮件内容通知我原定于5月举行的会议仍将如期举行。这封信的作者意在指出，到会议召开的时候，中国将比欧洲或美国安全得多，并由此做出结论：中国模式要优于西方模式。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这场疫情为新一轮的文明冲突充当了近乎完美的背景板。

过去几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将慢慢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但现在他们意识到，中国当局坚定地致力于另一种模式，而且实际上正试图将这种模式输出至世界各地。我们都知道关乎模式之间的一场全面竞争早已打响，但从来没有人清楚这场竞赛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它会发生在根据西方的规则建立起来的全球金融贸易体系内吗？对于该问题的肯定猜想致使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而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答案。当代文明的冲突，就像过去类似的冲突一样，从来都不是一场知识的战争，也不是一场思想的战争。最终的胜利者是那些掌握了技术并对自然力量更高层次掌控的人。

同样，发生的背景也不是固定的，甚至是不稳定的。从最初的新技术发展，到全球权力分配的变化侵蚀现存权力体系，再到如今出现的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一系列都标志着这场冲突将在诸多领域展开。

与中国制造业实力或数字技术所构成的威胁相比，美国现在面临的威胁更加微妙和危险。新型冠状病毒打乱了人们的预期，并暴露了超出人们认知的弱点。在某种程度上，它迫使美国在中立的立场上与中国竞争，而这对于美国的社会稳定是一种崭新且意想不到的技术和政治威胁。

试着想一想：在中国，疫情爆发后有一座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城市被封锁；当中国达到美国现有感染统计数字时，已经有三所新医院建成。即使这样，仍然有人认为政府反应较为迟缓。因此，是什么让美国人相信他们比当时的中国有着更好的处境？我听到的唯一解释是，美国和中国有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但可以肯定的是，价值观可以保护您免受世界影响这一说辞，是宗教的定义，而非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可能会回到上面关于疫情严重性的讨论。迄今为止，美国在该流行病中最令人难忘的不是新建起的医院，而是众议院议员马特•盖兹（Matt Gaetz）戴着巨型防毒面具嘲笑新型冠状病毒。而中国民众察觉到这一点，并借此展开宣传战。

众议院议员马特·盖兹戴着防毒面具嘲笑新型冠状病毒

在此我想表达的是：你能相信美国在紧急情况下会做正确的事情吗？

在过去的几个月和硅谷精英们的几次对话中，我试图想说明美国已然忘记了一个关于现代社会本质的重要教训，即技术的诞生是一个集体的努力，不可能仅仅通过个人的创造力来引进新的、革命性的技术。如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好处，就必须改变体制和规则，改变社会习俗，并改变整个社会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社会需要团结起来。当社会试图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时，关乎技术的重要教训不仅可以解释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彼得•泰尔(Peter Thiel)所描述的“停滞”，同样也能被证明其与应对疫情相关。但是，美国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吗? 集体肌肉是否已经萎缩到不再按需要工作的程度了呢？

我的回答有所保留。因为我确信，我们仍然遗漏了美国社会真正的独特之处。单凭无能似乎并不能解释为何美国当局缺乏适当回应，这背后或许有其他原因。

在所有关于欧洲价值观的讨论中，意大利似乎借鉴了中国对冠状病毒的大部分应对措施。这个国家采取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他欧洲国家从未采取过的“限制人口流动”措施。意大利人只有在“紧急、可核实的工作情况和突发事件或健康原因”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履行这一措施。

为了鼓励人们待在室内，酒吧和餐馆只允许在白天营业，而且顾客之间必须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所有的博物馆和文化场所都关闭了，与此同时，夜总会、电影院、剧院和赌场也自周末以来一直关闭。

走在已实施宵禁的空旷街道上，意大利巴里市长迪卡罗落泪

中国和意大利都试图将社会稳定置于一切之上，这让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底蕴。而美国似乎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特朗普总统正在进行一场豪赌，他假设美国人在应对高风险时是与众不同的。他的计划是控制疫情，而不是阻止它。

与充满危险和矛盾的社会和解，而放弃一切改善社会的计划，可能会暴露出一种极度保守、甚至返祖的性情，但也许美国人已经不再将社会视为一个家了。在经典的美国西部片中，时常出现的乡镇并没有为牛仔们提供一个家，它不像欧洲城市那般给予浪漫的漫游者安全而便利的体验，而更像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

就目前而言，中国似乎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最初的犹豫不决之后，中国政府已经表明，它可以采取大规模措施应对疫情，并获得公民的高度忠诚。随着武汉市感染人数持续下降，市内所有14家方舱医院均已关闭。但这场博弈已经结束了么？若作出肯定回答，无异于犯了两个月前那些认为中国无法战胜病毒的评论家们所犯的错误。

许多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中国可能已经快要战胜疫情，但他是在极端条件下做到的，而且他已经为未来树立了一个先例。但是即使有了这个先例，如今能够解除对社会生活的限制吗?若病毒死灰复燃怎么办？因为一旦采用这个先例，便意味着同样的限制措施将被重新实施，而到那时，将为中国经济复苏带来挑战。

不管怎样，我们才刚刚进入隧道的另一端，世界注定会与之前的不同。

翻译文章：

Bruno Maçães, Coronavirus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ational Review, March 10,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20/03/coronavirus-and-the-clash-of-civiliz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