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9日至20日，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进行了题为《相同目标和路径下的中国组合》的主旨演讲，观察者网已获得转载授权。】

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一些看法。各个国家的政府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目标，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同时，大家走向这个目标的时候有一些共同的路径，但是我们也会说中国特色、印度特色不同的道路；这些不同的道路，我认为是到达某一发展阶段的时间不同。在同一发展阶段经历同样路径的时候，会有不尽相同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体制特征、历史遗产，所有的这些东西和你必然要走出的道路结合起来，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什么道路、什么特色，也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特殊的目标、路径和条件的组合，所以我没有用中国道路的说法，而是中国组合的说法。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发展类型和发展阶段还是有一些共性的，这些共性有些国家表现得很明显，但是有些时候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一般来说，还是能够提炼出一个共同的发展阶段和类型的。

过去西方人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特别是增长理论认为，罗马就是一天建成的。他们说罗马就是一个模式，就是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我们在这里讨论发展经济学，但是我们也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很长时间内是被忽略的，大家不认为他是主流学科，原因是其实经济增长只有一种模式，你没有必要讲不同的发展问题，应该按照统一的模式来认识问题。

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也慢慢地认识到不是这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有一个经济学家叫查尔斯·琼斯，他设想人类社会有100万年，正好可以比喻成一个橄榄球场，橄榄球场的长度是刚好是100码。在99万年的时候，人类才刚刚发明了农业，因为我们知道，农业是一万到一万两千年之前才发明的，这个时候橄榄球场已经走到了99码；然后接着说古罗马就是美国和意大利开始发展友好关系的那个时代，古罗马的鼎盛时期离今天只剩下7英寸了，100码中只剩下了7英寸。

工业革命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遥远，但是工业革命其实至今不到1英寸，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中大量的时间，其实是过去的时代，是我们不认识的时代。但那个时代，无论何时何地，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都是很低的，都是一样的，我们把它叫做马尔萨斯陷阱，也就是说我们都生活在马尔萨斯的漫漫长夜之中。

所以近些年我们看到了一些文献，比如卢卡斯、罗伯特等教授，他们开始尝试把新古典增长和之前的马尔萨斯时代用一个模型联系起来。同时在做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中间还有过渡时代，比如说普瑞斯【此处可能是口误，可能是经济学家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观察者网注】讲到的过渡时代，讲的就是如何把劳动力从剩余状态转移出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因此，按照这样的时代去考察经济史，就会发现我们还有一些不同的时代。

我们刚才说了马尔萨斯时代，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的人均GDP水平都是一样的，而且是非常非常低的，没有变化。过去可能要六千年才能把人均收入提高一倍，后来大概几十年就可以提高一倍了。因此到工业革命时，大家看到了人均GDP水平大幅度地提高。

但这也掩盖了一个事实：在全世界人均收入提高的情况下，同时出现了一个大分化、大分流，也就是说其实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得那么快，主要是一些西方国家工业革命，英国、欧洲，还有欧洲人的移民国家，包括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同时也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贫穷国家、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因此，其实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大分流的过程。因此我们是需要发展经济学的，因为到今天为止，仍然有很多国家或者处在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状态，或者处在非新古典增长阶段。也就是说在新古典增长和马尔萨斯的中间阶段，仍然有一些需要我们探讨的阶段。至少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你可以找到这样的经验，比照历史、经济史，比照其他的国家，能发现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类型是可以总结出来的。

因此我总结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是贫困陷阱，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都这样，今天仍然会有一些国家还处在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做M类型的增长和M阶段，基本上是零增长。

在它之后，在打破贫困陷阱之前，就会出现格尔茨的内卷化。黄宗智教授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研究农业的内卷化，内卷化的核心就是在低水平的状态当中，慢慢地会有一些发展，因此人口增长会逐渐加快，然后就会积累出剩余劳动力。

这个积累过程很重要，因为随后就出现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而这个阶段的核心就是能够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到非农产业就业。你有多少资本的积累，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劳动力转移出来，用比较廉价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往往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也是经济增长可以最快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逐渐地农业内卷化，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劳动力就大规模地转移出来了，形成了高速增长，也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时期。在这之后，人口红利总是要用尽的，剩余劳动力总是要吸纳干净的，接下来就可能是一个新古典增长时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劳动力短缺，因此资本报酬递减。

但是人们发现，很多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刘易斯发展阶段完了，始终没有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因此其实还应该有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或称“刘易斯拐点”）。这个转折可以很短，比如日本、亚洲四小龙，也可能非常长，比如拉美、南亚。

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14年，巴西仍没有突破联合国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图为里约热内卢，来自维基百科）

总的来说有几个阶段：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格尔茨的内卷化、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然后进入索洛新古典增长时期。中国在依次地走这些阶段，因此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框架，来看中国过去40年、70年，甚至后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们可以关注这100年的中国经济史，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我刚才说了，共同发展的阶段，比较一致的发展目标，不同的国家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也有不同的发展特色。你要达到这些目标，要走一些必要的路径，每一个阶段，不同的国家走的时间不同，或者长或者短，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进入到了特定的阶段。同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人口特征、人类资本积累、历史遗产、制度体制的状况，以及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组合。虽然不同的组合千差万别，但并不应该排斥我们去认识一些一般的发展规律，把两个之间做一个结合，才有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一个国家的发展现实。

回顾前30年，我们有得有失，它的问题和主要的描述应该怎么看？总的来说，我们在前30年最大的成就是中国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关于马尔萨斯陷阱，我比较关心人口问题，对我们来说，它有一个人口转变上的最大特点，就是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增长率，大量的生孩子，原因是撒网率太高，不生那么多就留不下，因此结果是人口增长并不快，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困陷阱。即便是偶然的原因增加了收入，你就生了更多的孩子，但是因为没有技术进步，又会很快地把人均的水平摊薄，摊薄以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生存水平上，这就是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

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战乱，开始了经济建设，首先我们就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前30年我们没有实现赶超，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1913年到195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负增长或零增长，人均GDP显然就是负增长了，但是在前3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每年4.4%，尽管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赶超的原因，但是我们和自己比是跨越了一个阶段。这个跨越阶段非常地重要，同时我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的体制不利于从经济内卷化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阶段，因此始终没有开始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够，到改革开放前，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这是我们对前30年的一个基本判断。

前30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这一时期将高死亡率一下子改变了，因为马尔萨斯时期的人口转变特征是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我们结束了战乱，开始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死亡率就大幅度地下降了。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保持惯性，那么出生率减死亡率，就意味着人口大量地增长起来，这也是马寅初教授当年最担心的地方。但这是一个改善的结果，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内卷化的过程，即积累剩余劳动力、积累潜在人口红利，这取决于你能不能把它变成人口红利，转化成经济增长的源泉。

不过当时无法立即做到，因为我们的计划经济、户籍制度、人民公社体制、统购统销制度，将生产要素牢牢地固化在了土地上，因此不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的重新配置，生产率就不能提高。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些年，我们的产业结构没有什么变化，劳动力在增长，但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还很高，1978年我们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还是70%多，这就是我们没有能够进入刘易斯发展时期的原因和表现。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的源泉。改革开放，真正地把中国经济从之前的内卷化，甚至是马尔萨斯陷阱，推入到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

我们来看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第一，正好在改革开放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在1980-2010的这30年里，一直是迅速上升，劳动年龄之外的人口是不变的，有时候还有一些负增长。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更多的是生产型的人口，更少的是被抚养的，放在任何国家也没有这个结构。所以中国正好是这个阶段，也正好是改革开放，这个有利的人口结构被我们的体制给激发出来了，转变成经济发展的源泉。

我国1975-2015年间15-64岁的人口变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但是现在的人会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有得是，你看有多少劳动力，总量也很大，比重也很多，我们的总量超过了整个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量。这些说法都不太准确，因为它只把人口红利看作是劳动力数量这一个变量。事实上，几乎经济增长的所有变量都体现了人口因素。

我们分析了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的原因，最大的一部分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和人口是什么关系？第一，低抚养比，下降的抚养比能够带来更高的储蓄率；第二，劳动力丰富，资本的积累投资就不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就打破了新古典的约束。这一点也使得我们投入资本带来的回报率很高，也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资本积累的巨大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越快，新人口来得就越快，而且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永远比前一代受教育水平高，人力资本对存量的改善也就越充分。劳动力的数量、生产力的提高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很大的贡献在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就是从低生产率的部门把劳动力富余，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所有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就意味着高速增长所有的源泉都是和有利的人口因素相关的，如果人口因素变化了，经济增长所有的源泉都要发生变化，自然地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下来。

怎么把人口因素转化成高速经济增长？我讲三个故事。

第一是小岗村18家农户写了一个东西，说我们要搞包产到户，如果搞成了，我们上交国家的公粮和统购，不跟国家要粮要钱。如果政治上出了事，杀头坐牢，我们把生产队长的孩子养到18岁。但是这个事没发生，成功的概率就更高了。因为在他们写这个字条的同时，北京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改善了激励机制。

改善激励机制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家认可的最重要的效应，过去我们有很多计量，比如林毅夫教授说的农产品产量提高了47%，来自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对激励机制的改善，其实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自主支配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因此剩余劳动力就出现了。我有劲干活了，然后发现我不需要把这么多劳动力用在土地上，我就需要转移，先转到更广义的农业上，再转到非农产业上、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

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二个故事，也就有了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他肯定了特区，肯定了市场经济，推动了对外开放，因此沿海地区配置了更多的制造业的投资，吸引我们的劳动力大规模地转移出去，农民有了自主配置劳动力的能力，他就要追求更高的收入。这种重新配置同时在宏观上改善了中国的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个故事，1986年我们申请恢复我们的关贸创始国地位，之后进行各种努力，坚持对外开放，2001年加入了WTO，以后就真正地在国际市场上兑现我们的人口红利，兑现我们的富余劳动力，把它体现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当中，取得了国际竞争力。

所有的这些优势，所有的变量都变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我们测算的结果是2001年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大约10%，你可以查世界银行的数据，你会发现在这个时期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你也算不出任何一个国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潜在增长能力。中国独特的人口转变阶段和独特的改革开放举措的结合，形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

我们会发现，2010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减速了，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减速是长期的、结构性的、是供给侧的，不是因为金融危机，不是因为需求侧不足，不是周期性因素。

我们来看看这和前面有什么关系，第一是发展阶段变了，人口转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了，人口抚养比提高，同时也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传统的增长源泉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之后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劳动参与率，叫经济活动人口，经济活动人口稍微滞后一点，最近这些年也有了下降的过程。

这些都会影响资本回报率，特别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影响劳动力供给。因为新增人口减少，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也就放慢了，劳动力转移地相对充分了，尽管我们农村还有富余的劳动力，但是不像过去那么大规模了，因此资源重新配置、改善生产的空间，也就缩小了。

所有的这些因素你再把它放在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里面，就会发现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其实是下降的。我们过去推算，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从过去的10%降到了7.6%，后来证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是7.8%，十三五时期，我们平均就降到了6.2%，这都是正常的，是发展阶段决定的，你已经不再是二元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了。因此我们担心我们的增长速度，但要看到的是，十三五时期我们的潜在能力增长是6.2%，这个增长速度是充分就业的增长，我们前几年已经保持很高的速度，今年降到了6%，也完全符合潜在增长能力，就业仍然很充分，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表现。

从这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还是有挑战的。第一是要认同我们进入到了刘易斯转折时期，但是仍然处在这个时期，直到我们进入到所谓的新古典增长，都应该是在这个转折时期。转折时期遇到的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是像低垂的果子一样举手可得的经济源泉不再有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慢了，百年树人的效果就要体现出来了，培养人力资本需要花时间。资源重新配置这样的改善生产率的途径，空间也缩小了，因此不那么容易实现高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靠生产率的进步，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我们的增长还要靠改革，挖掘传统潜力也要靠改革，开发新的创新源泉也要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也遇到了一个问题，不像过去那样是帕累托改进的，到处是机会，而且我改了这个东西就有利于一部分人，其他人也不受损，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今后的改革就更加艰难，会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因此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爬坡阶段，高处不胜寒，越到高处，你前进的步伐就越艰难。

这些问题出现以后，我们面临的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去年的中国人均GDP达到了9971美元，离1.2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很近了，如果按照去年的增长速度来看，今年增长，明年再增长，大概明年年底就可以到1.2万美元。这样来看，好像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不再重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一个国家到达了中等偏上收入的行列，进一步到达接近高收入门槛的地方，甚至略微跨过这个门槛，恰恰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都减速了。同时，国家之间分化，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会有一些特殊的、艰难的任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前面所说的找到新的增长源泉很难，用改革促进新的增长源泉的也不是那么容易，这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要素驱动型的源泉不太可靠，不能支撑高速增长了，越来越需要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全要素生产率过去是靠比较容易的方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资源配置就带来了很高很快的生产率提高，这些在未来会很少，越来越多地是要靠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我仍然把全要素生产率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这个效率要在工业内部。第三，产业内部，企业之间进入、退出、生存、死亡，产生创造性的破坏，才可能提高生产率，而创造性的破坏是一个最难建立的机制。

总结一下我的演讲，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看到每一种理论单独解释完整的事实，特别是这四个发展阶段都不足够。同时我们会很容易得到理论——西方的理论、已经发展出来的理论不适合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也不完全对，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现实状况。因此，这个时期需要我们吸纳不同理论的营养，去针对中国的更丰富多彩的现实，针对各个国家千差万别的事实，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做更多理论的提升、修订、发展、集成、整合，这个工作做完了是什么？就是中国特色的、中国气派的发展经济学，这就是今天我讲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