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年里，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与恐怖主义者进行对话。

除了一个基地组织发言人同意我以及另外四位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他（这位发言人在马里和利比亚之间的沙漠地带从事情报工作），我们与恐怖分子之间所有的互动几乎都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我们在Twitter和Facebook上交谈，或者通过Telegram，Threema和Kik这类加密的手机应用联络。

我知道，跟我联络时，这些圣战主义者使用的并非他们出生证明上的名字。他们的资料图片从来不会是本人的真实照片。例如，一名曾与我有过数月联系的基地组织成员，他的头像就只是一个蒙面人的剪影，手持着一把滴着血的剑。

一直以来，我都心怀疑虑，在新闻报道基本原则上纠结不已：我是否能确定，这些人真的拥有他们所声称的身份吗？通常我只能在他们死于无人机空袭后，通过恐怖组织发布遇难者视频或口供，才能确认他们的身份。因为我对这些长期联系的圣战主义者非常了解，他们和我分享过许多细节，其中包括他们各自所属组织的官方后来才公布的一些口供，这些点点滴滴累积起来，我才终于相信，他们真的就是这些恐怖组织的成员。可是，心里明白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有能力依据新闻业的原则来证明这一点，因而我从未在文章里引述过此类圣战主义者披露的信息。

2014年，我到土耳其南部做了次短途旅行。期间，几个伊斯兰国（ISIS或ISIL）的背叛者同意和我在商场或是烟雾弥漫的酒吧里见面。终于，我见到了他们的真人，可他们仍然拒绝告诉我真名。而后，我试图确认他们的账户，可他们告诉我的一切几乎都无法得到证实。我的同事告诉我，有些浑水摸鱼的人会付钱让一些利比亚人伪装成ISIS成员，并指导他们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从中牟利。这类不负责任的搅局行为让我们的调查结果更加扑朔迷离。

我唯一能够和身份确凿的恐怖分子进行交流的方式，就是通过笔谈：我们在欧洲和北美的线人曾交给我10万多页的调查记录，其中包括Reda Hame和Nicolas Moreau等伊斯兰国特工的审讯记录。我仔细阅读了他们的言论，搜集了一切我能够搜集到的信息，并借此猜测ISIS恐怖主义的输出机制。

作为一名记者，我只有在亲自采访调查时才能感到振奋，因为不能接触到真正的恐怖组织成员，我感到万分沮丧。

上周在德国，我终于等到了和一名身份确凿的ISIS特工面对面接触的机会，我们的调查人员确认了他的个人身份，而他的组织成员身份则由他在叙利亚拍摄的一段宣传视频证明，视频里，他和其他德国的ISIS成员参与了一次对囚犯的公开处决。

来自德国的Harry Sarfo曾是“伊斯兰国”圣战者，因受到恐怖主义指控在服三年刑期（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我得到这次见面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侥幸：一位长期保持联系的、我信任的线人让我关注Harry Sarfo的案例，并鼓励我深挖他的故事。因为Sarfo先生不仅仅是ISIS的一名普通成员，他还是特种部队训练营的一员，该训练营的步兵都居住在山洞里，每天要花费数小时在沙漠里训练跑、跳和匍匐前进，在这样高强度的训练下，他们每天就靠不到一杯水支撑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由于Sarfo拥有德国国籍，并曾经居住在伦敦，他受到了ISIS内部一个秘密单位的严格审讯，该单位负责派遣外国人到欧洲执行恐怖袭击。他事后告诉我们，当时他反复地拒绝了该秘密单位的命令。可就在他们试图引诱他的过程中，他逐渐了解到一些关于这个叫做Emni（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安全”）的隐秘单位的关键细节，了解到他们的工作目标以及日常行动。

上个月，我飞到了德国北部，而后乘火车抵达不莱梅。在那里我约见了相关的德国情报人员，他们在2015年7月Marfo被捕后就对他做过审讯。这位情报人员名叫Hazim Fouad，他向我描述Sarfo如何不停歇得对他们讲述了90分钟，直到他面前摆着的热咖啡都已经冰凉。此后，通过另一位线人，我得到了那次的审讯记录，长度超过500页，从而我得以亲自接触到他亲口提供的海量信息，细节甚至包括特种部队训练营的运水船是如何被“涂抹”上淤泥，从而避开无人机的侦察。

来自BBC和独立报的其他记者曾经远程采访过Sarfo，他们向Sarfo的律师提出问题，而后由律师通过电话向Sarfo转述这些问题，Sarfo会通过书面文字来进行回答。一家德国电视台和一家德国广播台都曾面对面采访过Sarfo，但他们全程的关注点都是各国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包括：Sarfo是如何在一家当地的清真寺变得思想极端化的，他在叙利亚和一些知名德国圣战主义者的交往，以及伊斯兰国攻击德国的预谋等。

对我而言，Sarfo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了解到ISIS向全球输送杀手的计划。

Udo Würtz是Sarfo的代理律师，我在他装修精致的办公室见到了他，办公室的装修非常有非洲范儿。我问他，我是否可以进到监狱里，对Sarfo进行一次近距离的采访，他给了我德国司法部一位官员的号码。我们拨打了这个号码，预料中我们会被严词拒绝，就像我们在美国请求采访ISIS和基地组织囚犯时一再被拒绝那样。可这次，我们的运气非常好：我们的约谈请求恰好在Sarfo先生为期一年的单独囚禁结束的几天之前发出，他在7月29日星期五就会被调送到普通监狱。让我惊讶的是，司法部通知我，我可以在三天之后跟他见面，时间是8月1日，星期一。

监狱为我们预留了本来为家属探访提供的探视室，在3小时内，我的同事移动了房间里的沙发，放下了窗帘，在天花板上挂起了灯盏，把探视室变成了临时摄影棚。

我利用那段时间，在监狱长Gerd Koop的陪同下参观了这家监狱。见到Koop先生，我才明白这次难以置信的好机会为何落到了我们头上。在这家拥有最高警戒等级的监狱外面，一块牌匾总结了他们的信条：“像对待好人一样对待他们，这是唤醒他们良心的最好方式。”

尽管该监狱拘押着的是因各种罪名进来的杀人凶手，并且在我面前的是一名ISIS精英杀戮小队的成员，我却意外地没有看到任何手铐和脚链。牢房门是一面玻璃，而非铁栏杆。Koop先生告诉我们，研究显示，牢笼般的封闭环境会激发人的敌对情绪。每层楼上都有健身房，内设固定自行车，引体向上单杠，以及一条横穿美丽风景的小道，沿路你都能听见鸟儿的啁啾。除了10名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其他囚犯都能在此自由行动。这里每年都举办一次向公众开放的电影节，期间，囚犯们能穿上普通人的服装，和普通公民肩并肩地坐在一处。

当Sarfo先生走进我们临时搭建的摄影棚时，他朝我们笑了笑，热情地和我们握手。我坐得离他相当近，伸手就能触碰到他。

（青年观察者黄郁译自8月9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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