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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和平:疫情对线上线下经济的存量都有影响,但互联网经济有一个妙处

2020-02-11 16:39:38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究竟会有多大?这是时下在关注疫情发展的同时,中国人同样非常关心的问题。

随着延长假期的结束,各地迎来了返程和复工的高峰,原本就面临着很大成本压力和竞争压力的线下实体经济,是否会因为这次疫情而造成大规模的倒闭和人员失业?从国家的角度如何利用政策和金融的手段未雨绸缪,转危为机,加速经济的转型升级?

针对以上问题,观察者网采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曹老师您好。现在全国上下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处在非常关键的时期,大家对于这次波及全国的疫情将会持续多久,对于2020年全年经济造成的伤害将会有多大非常地担忧。您能否从经济学家的角度为大家做一个解读,疫情对今年经济会带来多大影响?

曹和平:要推断这次疫情对2020年的经济伤害有多大,我们首先需要对疫情是一次性还是多次性事件的本质以及该事件的存续周期有所探讨。在我看来,此次疫情是一个复合性质的随机过程事件。作为自然过程,新冠病毒的生成机理及寄生于人体的爆发性存续还有待于科学家进一步确定,但是,新冠病毒寄生于人体爆发性繁衍,又在14亿规模上继发性传播形成疫情,它又是一个社会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复合后形成的超大规模、超级规模、超越经验的复杂性随机过程。

基于上述认知,我们说此次疫情是一次性的,大概有下述几个原因。

首先,从新冠病毒变异的微观机理和微观时序(timing)上看,它大概率是离散型的,而不是连续型的,要不然,它的原基宿主或者人体早就适应了它,何来此次爆发性繁衍一说。其次,这种离散型随机过程突破原基宿主传向中介,其离散性质又增加了一个程度;再次,这种二次离散的随机性过程再经由中介宿主进入人体,从随机过程的复合来看,又增加了一次离散程度,变为三次离散;再再次,三阶离散性质的复合性随机过程,突破人体防卫机制(免疫系统),又一次在人和人之间通过飞沫以及其他接触等方式传播,继发为四阶离散。

每增加一次离散阶梯,仅仅用牛顿二次展开式来逼近,就可能知道它会变为一个阶梯距离无穷大,概率密度无穷小的一个微量。这还不算人的社会过程和智慧过程对它的阻断性隔离和靶向式打击过程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疫情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非常小,给14亿人群整体造成连续性伤害,以及继发为经济上的伤害,都应是一次性的。真正的科学家和战略管理家重视疫情,但并不害怕疫情。

2003年,非典患者在隔离区打扑克(图片来源:新华社)

第二个问题,这种一次性疫情的伤害周期有多长,我们用当年的非典疫情做一个参照。作为为一个变种,新冠病毒最近的一次生活观察是2003年的非典。十七年前的非典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时的北京,人们非常的恐慌。那时候我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北京传染后确诊的第三个人就是我的科研秘书。因为她被确诊为非典,作为她的密切接触者(6米范围之内),我们一个办公室的六个人有两个被隔离起来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在隔离的地方、新建成的中国知识产权中心,苦苦地思索非典的可能持续时间以及对经济造成的可能伤害。

我当时的推断是,所有的分布,只要是复合性质的分布,不管是卡方分布、t-分布还是F分布等,只要其数值足够大都会向正态分布逼近。比如,抛物线的上升和下降是对称的,扔的次数多了,其分布的逼近参数一定是正态的。在大数逼近的意义上,由于离散周期的绵密性原理,来无影的东西一定是去无踪的。

基于这种抽象,当时我认为广东出现的确诊病例是在2月2日,到4月8日的时候,广东治愈人数就大于出院人数了。如果将这样一天当成标志性点(拐点),在非典的观察周期就是两个月零五天左右。据此,北京的第一个非典病例是4月5日被确诊的,按照两个月加5天,北京疫情的拐点会在6月5日,为了保险起见,加上一个星期的置信区间,北京的拐点期望可放大到6月12日,再稳妥点,再加一个星期,到6月19日将会接近尾声。事后证明,正是在6月17日,北京入院的病例开始明显少于治愈出院的病例。

恰好那几天,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阮煜琳采访我,我对她说了我的推断。她当时问我,如果非典在6月19日结束的话,对中国GDP的伤害会是多少?由于被隔离,当时的知识产权中心还是在一片旷野当中,空无一人。我掐指头算了一下,非典主要是爆发在京广线沿线上的城市和省份,伤害比较大的是北京、山东、内蒙古、湖北等,我把这部分省市的GDP加起来,用2个月零5天乘了一下,以对GDP伤害10%为计算——因为那个时候在1996年底到1998年初的亚洲金融危机可以作为一个外部性冲击(outside shock)对于经济造成的最大伤害的对比参照,亚洲金融危机对于经济的伤害是大约10%,我把受影响的主要省份GDP加起来乘以10%,最后算下来对于整体经济的伤害是0.4%,为了保险起见,我和她说的结论是不会超过0.5%。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个团队测算的结论是1.6%,也有老师从出口贸易的角度算出的数据是1.2%,最后国家统计局的内部统计结果显示,SARS对于GDP的伤害是0.44%,所以可以说当年我对SARS出现的周期、频率和对GDP造成的伤害所作的估计是相当准确的。 这一次,阮煜琳把17年前的报道翻了出来,又采访了我一次,她还特意提到了这一大拇指定律(the theorem of thumb)预测的准确性。

这次事件给了我一个重要的科研启发就是,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数据又过于欠缺,预测不要使用过于精准的加总模型,如果用框架的方法来计算可能更接近真相。所以,用同样的方法,对于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疫情,我个人的测算其对GDP的伤害是0.2-0.4之间。当然,这是一个大拇指定律的测算,偏差性还是存在的,至于多少,最后还要看公布的统计数字。

这一次,新冠疫情是全国性的,需要以全国的经济作为基数来推断,全国的经济我算了一下,如果疫情是一次性的,应该是影响到春节的消费最大,去年我们国家春节十五天,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的消费是9906亿,大约在一万亿左右,按照一万亿的消费额来算,春节消费的一万亿里面有三分之一是节日性消费,比如说那种仪式类的消费,三分之二是生活消费,生活消费是不可替代的,节日性消费大概是三千亿到四千亿,去年的GDP总量是一百万亿,四千亿是总量的0.4%,这0.4%确实是因为疫情都砸在了商家手里,卖不出去了,所以春节这十五天的伤害是0.4%。

再往后会出现另一种伤害,比如现在开工延迟、旅游去不了、火车停了,实体店歇业等等,这部分的伤害大概还有四千亿,那加起来就是0.8%,但是这部分的伤害会摊消在后面的十个月当中,比如一个家庭计划一年旅游一次,如果春节没有成行,正月十五去不了可以八月十五去,这就像减肥如果我三天不吃饭,第四天早晨那顿饭一定吃得很饱。这种行为上的替代,在超大规模人群下,有时候像基因性行为一样准确。这部分爆发式消费我估计会在后来的十个月内摊消到整个年度经济当中。

原本要迎来年度最火爆季节的电影院因为疫情纷纷关门歇业(图片来源:中新网)

但是也不可能全部摊消完,替代不是100%的,大概还有个10%的外部冲击损失对主过程的伤害是没有办法弥补的,那就是总共五千亿,短期伤害和长期伤害加起来是五千亿,大约是经济的0.5%。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创造经济(the epidemic-event economies of creation),因为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及关联生产会是一个新增的经济量,比如我们生产的口罩等医疗用品,新冠疫情过去之后带来的医疗公共卫生设施的投资会替代一部分,所以我个人认为五千亿中有一千亿可以被这部分创造经济替代掉,所以最后还是匡算个0.4%。

支持这一匡算合理性的,还有新冠病毒的疫情周期可能比SARS病毒更短。拿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医务人员为例,第一例被感染是在1月7日,出院的时候是23日;第二批被感染的是1月16日,出院是2月2日,是17天;第三批感染入院出院是2月5日。换句话说,如果流程优化以后,全国医院可参照的流程可以缩短到两个星期。这是因为这一次新冠病毒防治周期的缩短得益于上一次非典以后国家设立的实验室基础设施群,在国家层面的疫情防范有了更充足的经验,流程上也更明白。

如果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新冠病毒的治愈周期是两个星期,换句话说,过去是两个月零五天,我们算两个半月75天,现在我们截一半是39天,一个月零10天,大约是40-45天,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的周期更短,所以我们把那个0.5除个2,那就是2500亿,因为这些估计都是大拇指定律,所以你把置信区间放大一些,那就是在0.2-0.4%之间,这就是我的推断。这是我从宏观经济学上的判断,不是从国民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的加总判断。

观察者网:您刚才以2003年的非典疫情作为参照分析了今年经济可能受到的影响。但一个客观的情况是非典时期的中国经济和今天的中国经济无论从总量还是结构上看都有很大的不同,您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曹和平:很多领域的专家现在都从这个角度来问问题。在投资口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处于上行期,2003正好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不久,美国随后的信息高速公路泡沫破裂,国外资本突然大量涌入国内,导致那一年的GDP增长10.4%。经济增速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比一年前还高。这是一个原因,但是这种论点没有摸到大拇指定律判断的精髓,还是用一个随机过程来预测其对另一个随机过程的影响。

SARS和新冠的关系是两个独立分布(IID,Independence Identical Distribution)变量,这次新冠对于中国经济超复杂性的国民经济过程的影响和2003年那一次非典的影响是一样的——不管经济这列火车是上山还是下山,都是一次外部变量冲击,都是被打了一“拳头”。不管上行期还是下行期,外部冲击变量所面对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增长速度是一个给定的量。同时,不管17年间的经济规模增加了多少,伤害计算的是相对数,而不是具体规模,与经济当量大小是无关的。因为我们所做的0.2%-0.4%的判断都是一个相对数,而不是绝对数。

新冠病毒对于线上经济和线下经济的存量过程的伤害是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互联网经济反而有一个妙处,它对伤害集中性和集聚性消费,或者室外消费等的外部冲击有更好的抗冲击能力。比如我刚才提到这45天的节日性消费,一旦因封城和禁止室外集聚,这部分需求就消失了,消费者不会在线上去购买同类商品,比如鞭炮等。但是,因为互联网经济的分发配送性质,在北京双安商场每天十几万的消费人流消失后,菜鸟物流等具有集中配送和分散投递的网络性活动,可以替代商场消失掉的经济活动和必需品的消费,不管你封城不封城。由于中国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发展程度比较高,在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中线上经济所受的伤害比线下经济要小。如果这次疫情的影响是一次性的,短期的,那么对于互联网、线上经济的伤害不大,反而由于补充性质的替代,可能还会增速。

这是线上经济在新冠病毒出现期间的优势,那么在疫情过去之后呢,之后无论是线上经济还是线下经济都会是按照常态继续发展,所以我不认为线上经济会因为弥补替代线下经济,而使线下经济就一蹶不振。由于疫情是一次性出现的,在疫情结束之后,二者该按什么逻辑增长还是按照什么逻辑去增长。也许,人们憋了一个月,疫情过后,有一个爆发性的室外经济消费扩展,也未尝可知。

在空旷城市里独行的快递小哥(图片来源:中新网)

观察者网:面对疫情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严峻冲击,您觉得中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产业上的优势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曹和平:具体来说,中国发达的互联网经济基础对于疫情导致的经济损失所起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疫情替代经济”,因为疫情的到来,强迫大家用闲暇替代工作,换句话说,等于中国人用在家里的休闲替换了在外工作的工资。这个时候对于线上消费的需求就会迅猛增加,“不吃黄瓜我吃西红柿”,线下买不方便我在线上买,都是消费行为的替代。由于线上物流分发配送系统的发达,也有助于实现这样的替代——如果没有菜鸟物流和线上订货的话,各类商家的销售总额会因为这次疫情的到来缩水更多。今天,这部分“替代经济”对于经济起到了补偿性的缓冲,就像你从一个悬崖上以100公里的时速向下掉,但是我在离悬崖20米的地方把你的胳膊拽住,再到悬崖边上使劲拉你一把,虽然没拉住,但本来以100公里时速向下冲的惯性变成了50公里,冲击小了很多。

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是“疫情创造经济”,这部分互联网经济多数落在了产业和项目上。举个例子,最近很火的一款为隔离病人送餐的机器人——机器人自己上楼,自己开门,把东西送到病房,送到门外时,机器人告诉病人不能摸托盘和机器人本身——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是不需要的,但是现在这样的非接触设计和对应的语音程序就变得非常必要,由于疫情的需求,对于这种类型的服务型机器人、相关软件的创造变得非常迫切。因为需求的刺激,智能机器制造的这一块可能会爆发式地成长,这部分的经济会形成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创造性净增加而不仅仅是补偿性替代。

综合这两种现象,减少损失和带来的创造成分,两者相加共同形成对于经济伤害的弥补和新增。

观察者网:虽然互联网经济在疫情中相对来说抗干扰能力更强,但是我们也看到对于线下经济,特别是一些服务性、需要人流客流来维持的经营者打击是巨大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

曹和平: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过去几年线上经济挤压线下经济的状况已经非常明显,把很多线下企业挤到了成本与收益近乎持平的水平线上,但是很多企业在成本收益持平线上的时候特别不愿意放弃——比如说一个餐馆已经干了十年了,虽然现在利润只有10%,但毕竟还有10%的利润,老板不愿意放弃,可是你会发现一方面你的员工要涨3%的工资,而原料提高了3%,其他的各种成本再增加,利润可能就剩下1%了,但是可能经营者还是不愿意放弃,因为有十年的心血和“沉没成本”在里面。

这一次一下子这些线下经济要被影响45天,一年才360天,后果就是成本收益在零利润徘徊的实体店在疫情过去后可能集中歇业和关门。恰好给他们自己都找到一个借口——过去你让我放手我不愿意放,因为可能还会有一些利润可以争取,现在如果知道这45天是我的净损失,我回到北京之后我可能就不干了,北京今年的房租要是再涨个15%那还得了?

过去很多人想,做完这一波再转型吧,这一次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可逆的损失,干脆痛定思痛从现在开始就转型,所以这次新冠病毒给那些成本收益持平和业务转型期的企业,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剂和推进剂,但这类企业集中歇业还可能造成失业突然增加的现象。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我认为应该顺应中国经济的大势,主动实行宏观的引导政策和部门的引导政策,尽快让这些企业转型“软着陆”,“软转向”,我个人认为有三个做法:

第一,尽快出台新冠病毒对结构转型下企业歇业和失业现象的政策再保险制度,我觉得国家应该投放一千亿到三千亿的资金。其中一千亿用于补偿转型企业,比如这四十五天,对一个租用面积2000㎡的北京企业,那就要负担五十万的租金,我们希望房东能够降这部分房租的三分之一,政府补贴三分之一,个人再承担三分之一,这是对已经造成的伤害进行政策再保险。

而这个补贴我们可以用在商业再保险上,比如我们国家的国开行和农发行进行确定性的注资,这部分的资金是专款专用的,对租金、失业、存货进行逆保险。比如说你可以买这一个半月的保险,不是保未来,而是保过去,一般我们的保险都是保未来,这一次是可逆的,但是你只能买一个半月。存货也好,房租也好,订单损失也好,合同损失也好,可以通过商业保险交十分之一保险费,可以保10%——用十块钱保一百块钱。专款专用的一千亿可以都用在这个上面,这是第一个一千亿。

第二个是就业再保险,这就是对员工而不是对企业主了。这1000亿投放到失业或者专业人员参加的就业培训里面去。这部分资金不能给高校去搞基础教育或者所谓MBA培训,这些没有用。而是要补贴给创新产业进行培训的那些经过审核的机构——比如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有资格得到补贴的产业培训机构名录——以及帮助失业人员向新兴产业转型的中介组织。用这种方法,以一种灵活的,有激励性的形式,让这部分人员学会如何将线下的店变成线上的店。这些培训本身是产生GDP的,一千亿的补贴下去,会产生一千亿的GDP。这是第二个一千亿。

第三个一千亿可以投入给高新技术企业,原来的高新技术企业因为这次新冠病毒要上医疗健康类、测试类、数字医疗类或病毒等研究的,我这里有一千亿的支持,从2020年一直延伸到2021年6月,今年3月就可以开始申请。这一千亿就可以投放下去。

以上三个一千亿都可以用商业再保险的方式投放下去,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再保险政策成为克服新冠病毒带来的沉没成本伤害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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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和平

曹和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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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戴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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