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及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初，二十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指明了方向。那到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未来应如何更快地形成并发展好新质生产力？近期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就以上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本文为访谈内容的文字整理稿。

图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摄影/杨楠

中国网：新质生产力是去年9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调研的时候第一次提出，并于去年年底正式写入了中央文件，可以说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那到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它又“新”在哪里呢？

曹和平：“新质生产力”现在有不少描述，根据总书记讲话总结下来，就是“以创新科技为主导的生产力”。传统上，生产力是指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有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生产主体或者劳动力主体。人是主导部分，其中人的受教育水平、创新思维和视野很重要。第二个因素是生产工具，比如拖拉机、锄头以及智慧、智能高新技术等。第三个因素是生产对象。生产主体、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加起来形成的一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能力，就叫生产力。

而新质生产力就是以创新科技为主导的生产能力。过去我们说生产力主要指的是与大车间、流水线、模块化经济或者制造经济对应的生产能力。但在过去15年间，经济的基础设施变了，比如原来大车间经济的基础设施是“公路-铁路-高速-高铁-港口-桥梁-涵洞-隧道-机场-仓库”，而现在这十个基础设施单元被一揽子数字化升级了。一些外国领导人去到上海的洋山港第14号码头，它作为年吞吐量世界最大的码头，码头上没有人，而是通过激光制导叉车把集装箱从船上卸下来、吊下来，每个载具按照自己预设的逻辑路线走。

第二个数字基础设施群落叫“网（光纤）-网（移动）-网（卫星）-星（座）-通（星宿）-导（星垣）-定（星带）-遥（星链）-器（浮游滞空飞行器）-关（口站）-站（微机站）。这是十一个数字基础设施单元叠加到前十个基础设施单元之上后，数字基础设施一群和数字基础设施二群相互碰撞，生成数字基础设施三群——元（理念）-团（超一流团队）-晶（体构造设施）-芯（片设计配套）-刻（数字刻具设施）-封（洁净空间设施）-开（源代码）-源（开源机制）-中（中间品市场）-市（大市）。上述三个大类基础设施群落相互叠加和有序耦合后。此时，人们工作于其上的环境——劳动主体、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陡然”不同了。过去用大喇叭讲话只有一部分人能听见，而现在要是用ChatGPT，把机器把音频信号瞬时翻译到网络网格并传输出去，一秒钟内可以让全世界都能听见和看见。

这就是“环境”——数字基础设施变了以后，劳动者的能力、劳动工具的效率和劳动对象质地的变化，展现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大车间-流水线-模块化”制造经济的生产能力——新质生产力。它是以创新科技为主导的生产力，不再是原来传统制造经济的那种刚性自动化生产能力。今天，数字设施支持下的材料、能源与系统集成技术，正处在各类拼图趋于完成，各业前沿大突破的时代，ChatGPT、元宇宙的出现，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但仔细一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滚动形成的动力学角度看，便明了它们就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体现。

中国网：您刚才用了很多具体的例子让我们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理解得更加透彻，可以说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也是通过这些落到具体的科技改革，让各行各业乃至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变革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

曹和平：没错，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就是创新科技过程。我们现在有时候把它叫“专精特新”技术（过程）。专，就是在某个极细分技术领域里走得远。举个例子，光刻机遇到了卡脖子问题。但其实，光刻机的核心就是那么一束光（源）。像现在这么多照着我的灯光，应该是五次光或者六次光（源）了。你看，我头顶上这些个光是用电器光源送来的，它们的根源在发电厂。但是，在发电厂之前是煤，煤燃烧的光和热推动了涡轮机发电。而煤是从几千万年前太阳光照了树的叶子变成木材，因大地构造运动埋到地底下质变得来的。原来，煤的上一级光源是太阳，但太阳不是宇宙的开始，那宇宙始发点的那束光是哪来的呢？是一次光吗？是五次六次光还是越靠近一次光的部位光刻的效果越好？如果不在光的极细分领域深耕技术，也许就找不出来光刻机的光源来,但现在中国竟然很快造出来了。过去20、30年的发展，中国高校科研团队和企业实体的联合创新能力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吴下阿蒙了。

中国网：可以说科技创新的引领仍然是我们当下的一个首要任务。您认为，结合目前国内及国际的形势，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呢？

曹和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在大踏步进步的同时，宏观管理也累积了一系列的矛盾。最大的矛盾，表面上看，房地产问题、就业问题、或者进出口出问题最为突出，经济增速降下来了。其实，从经济学角度看，出现了三种过剩。

第一种是产品过剩。从穿的服装来看，目前中国织了全世界54%的布，做了全世界50%-60%的服装；从吃的方面看，我们现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远超从前；在住的方面，中国现在人均住房面积是60平米，美国是59平米，英国是47平米；在出行方面，中国去年造车量是3200万辆，美国是2200万辆。从去年3月份一直到现在，中国货币发行量是13%以上。GDP增长是5%，换句话说如果完全是竞争性的市场，通货膨胀本来应该7%才对，但现在的物价是-0.8%，这就是产品过剩的后果。第二种是产能过剩，如全世界年产钢铁是18亿吨，中国是11亿吨。第三种是投资过剩。我们国家有24000多家产业园区，加起来有四十个台湾省面积那么大，那是中国投资的热土。但是，由于园区总量过剩，投到那个园区，碰到那个行业，非常可能就处在过剩投资状态。一份资本金投下去，要是成本收益倒挂怎么办？产品过剩、产能过剩和投资过剩，使得中国不能再在传统的大制造领域去追赶工业化国家，因为，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比前十名国家（除中国）的工业价值总和还要多。

中国网：您刚才说的这些过剩其实也是我们过去高速发展伴随的负面后果。

曹和平：所以不创新、不走到新赛道上去，不以专精特新、科技创新为主导，把国民经济体系带出原来的路径，恐怕就会出现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恐怕就会出现欧洲失去的十五年，恐怕就会像我们国家的香港现在的失落一个样。其实中国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和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问题。所以，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仅是中国的视野，也有时代和未来视野。新质生产力是人类发展的命题。

中国网：就像您刚才所说，中国其实正处在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多期叠加的状态，新旧动能在加速地转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说是点燃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的一个关键所在。

曹和平：对，点燃科技树，点亮思想库，找到新路径，是我们应该寻找的一个方向。这次我去参观了东莞松山湖国家重点材料实验室，面积有1200亩，研究低维度材料。举个例子，你看我手拿相机，按几下手机键位，就完成了力电转化，变成0、1、0、1的数码符号，通过路由处理，就存放到存储条里。存储逻辑是按照时间，比如中文点横竖撇和英文A、B、C、D等一维方向序贯执行的。这种电磁数码材料的存储过程是一种按时间序贯，几乎没有欧几里得空间的高度一维方向的技术拓展。对这种0、1、0、1等低微电磁材料的结构化处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观察现象。 前两年我们的长江存储在低维材料处理技术突破，把过去一个T的存储从2000块钱、3000块钱的系统集成价格，一下子做到了400块钱。当年全世界最大的存储公司叫Seagate。早些时候它把索尼的存储技术吃掉了，索尼这个板块没了。之后它又把三星的存储吃掉，三星这个板块也没了。而类似于东莞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这项技术，通过提供低维材料，把存储技术，相对于传统制造，做成了“白菜价”，Seagate也没了。在新赛道上，边际技术进步几乎是被降维性质打击的。再看汽车，像日本丰田油车的发动机是一个，而中国的比亚迪、华为的新能源汽车，一个轮子上就有一个发动机，一个芯片指挥着四个发动机同时转，这一新的系统集成技术，对材料、能源和系统集成都有完全不同的技术制程和产业新赛道上的拓展路径。或者说，新材料、新能源、新的系统集成是矫正我们上边所说三种过剩的新思路和切实可行的经济技术的进步路径。

中国网：那么您认为，新质生产力对于促进形成新动能，以及经济新的增长点将会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呢？

曹和平：我们再用汽车做例子。如果我们国家生产油车的话，全世界大概8亿辆车，可能一年生产1亿辆，8年一个折旧周期，这是一个均衡可持续产量。这时候，如果再增加车的产量，价格就下来了。所以，我们国家的一汽、二汽、上汽，包括长安汽车，再扩大没有多大余地，要么到非洲、俄罗斯或者南美去，因为发达国家的车存量已经很高了。

再看电车领域。现在，电车加一次电，在家里是30块钱，在加电站是80块钱，而加一次油则是400块钱。单单这个优势，油车就无法和电车相比。当汽车使用电池动力以后，原来特别没用的一种3号元素——锂，突然变成70万元/吨了。这就是新质生产力在材料领域带来的高投资报酬率。如果新质生产力在关联材料行业再有突破的话，可以带动交通进一步成长。不如说，现在高铁可达400公里，在未来某个时段，可以实现1200公里的时速，与飞机一样快。这时候，新材料、新能源与新系统集成带来的投资报酬率叠加，一件总成品的投资报酬率是倍加或者倍乘的。人类在新赛道上的场景是过去难以想象的。以后我们不学习、不进步，15年、20年后，我们不会是文盲，也不会是计算机盲，但会是数字技术盲。新质生产力恰好进入这个领域了。

图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摄影/杨楠

中国网：如今数字基础设施的进步催生了很多新的概念和新的模式，当下中国正处在从大制造业的流水线、模块化的生产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您怎么看待中国在制造业板块、新业态板块的潜力呢？

曹和平：其实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数字经济有没有自己的“四梁八柱”。我们先来看什么叫数字？在数码相机没发明前，照相的时候要消耗物理三维构造意义上的胶卷原材料。照相结束后，要把胶卷取出来送到照相馆等待一个星期才能取到照片，而现在一秒钟照片就在照相机里了。为什么这么快？这是因为打开手机中数码相机的快门、透镜成像，落在一个光电敏感装置上，比如有1000万个像素，每个像素由0、1、0、1数码组合的五维数组构成。光电装置通过一个路由器，将数码序贯送到存储条中存放。需要看的时候，就在另外一个APP上，通过一个铟化锡构成的液晶屏幕看到了。生产周期从一个星期变成一秒钟，效率提高了50万倍。这不是个小事。一年有365天，如果生产效率提高300倍的话，那一年的活儿一天就干完了。这就是数码技术的威力。

从资源配置上看变化，过去五公里一个照相馆，不是柯达店，就是富士店，或者乐凯店。而现在这些店看不见了，变成了到处都存在的华为、VIVO、OPPO和苹果手机专卖店。这里边最厉害的中国技术就是，数码技术把非结构化的光电装置上的散装数据，依据一定的逻辑处理步骤，变成了结构化的有序数据，实现了数据资源对人类的有价值化性质的排序。这不仅是存量经济的数字化升级，而且，还给数字化升级的中介提供了一个个的工作创意的环节。如果它们集聚在一个物理半径内，形成一个个场景，再配套上园区性质的物理载体，那这样的数据捕捉和加工生成的过程就形成了一张城市名片，或者叫数字产业园。如果要再给这样的数据里的数据单元一个零公里位置，并给其赋予电磁世界里的时空特性，缘何不能在此基础上赋值和通用价值化处理呢？

这样一来，经济当中慢慢就积淀了新型的基础设施聚落，我们叫他数字基础设施三群。“公-铁-高（速）-高（铁）-港-桥-涵-隧”是基础设施“一群”，“网（地下光纤互联）-网（地表移动蜂窝互联）-网（星际互联）-星（授时坐标星座）-通（通讯星宿）-导（导航星垣）-定（定位星河）-遥（遥感星城）-器（临空和平流层浮空、游空及滞空飞行器群）-关（地面枢纽关口站）-站（基站和危机站）”是基础设施“二群”。二群和一群两个群落碰撞以后，还会形成有经济人共同分享使用的网络、网格链接的节点与关系综合。

在数字基础设施 “三群”之上，就会形成数字经济的采掘和加工产业，我们称其为基于数字基础设施之上的一次派生产业群。目前看，它有“采（采集）-存（存储）-传（传输）-算（运算）-销（营销）-管（管理）-流（流量配平）-央（中央顶层账户系统）-用（应用）九大，上下道工艺顺序整合意义上的产业链环节。这数字经济“四梁八柱”的几个梁柱就出来了。也许五年、七年、十年（新兴城市）以后，还有三、四、五线城市赶上现在超大城市和发达城市的规模的奇迹发生呢？就像当年无锡、苏州、东莞，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成长为当时经济发展的明星城市一样。数字经济给人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想象天地。

中国网：可以说数字经济带给传统产业巨大的潜力。您去年曾在一篇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演讲中提到，提到新质生产力将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保持在5%-10%之间，那么您认为新质生产力将会带领中国经济进入怎样的新蓝海？

曹和平：关于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新质生产力带给经济的增长潜力，我是打了三折的保险度说的。因为，数字经济其实是普罗米修斯级别的报酬率，成长报酬率一般是大于70%的，蓝海报酬率是20%-70%，黄海报酬率是5%-10%，红海报酬率是5%以下（处在投资机会成本为零状态的报酬区间）。从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过渡的时候，传统经济不断地收缩，新经济不断地壮大，它们来回会拉锯、波动。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5%-10%的增速会在三年、五年、七年、十年这个区段上继续，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网：所以说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您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

曹和平：特别乐观，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那么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从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

曹和平：总书记其实说的是，新产业要有新动能。1月14号我参观了抖音的总部，里面有一群平均年龄26岁的年轻人。一个网红主播旁边有一个主播助理，一个主播助理旁边有一个导播，三人一个小组。当天三个小时一班，有4394个三人小组在直播，也就是说，这个工作群落有1.2万多人。其中，下限额附近的三人组销售是9.2万元，平均销售额是98万元（头部组的销售额没有统计显示）。服务于这些三人小组的配套岗位有15万人。一年的销售额大概是5000亿到1万亿的量。难怪我们线下6000多万到8000多万的商店一个个在消失，因为你的生产不经济。新动能其实是一个场景，场景形成了集聚，集聚激生了新的盈利模式。一个以核心市场平台为枢纽点，以核心管理企业实体为单元的经济发动机力量。

对比一下，我们就发现高校里有些科研创新机制是很脆弱的，市场一冲击就不行了，比如原来有个高校的翻译软件很好，但无法应对ChatGPT带来的冲击。40年来，北京有网易、搜狐、新浪、头条、小米、滴滴、百度，而上海没有一家。上海得赶紧争取时间，不要弄丢新质生产力。像上海有中微公司，但这是中央直接支持的。当然，国家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但国有力量和民营力量两个轮子推动国民经济体系成长更为稳健。上海虽是中国市场化的典型，但在这方面应该潜心总结。

中国网：所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全局化的一个考虑。

曹和平：对，形成新产业要关注核心企业成长的环境，让核心企业带动一群各级各类的外围企业，形成一个场景以及生态群落。

中国网：近日，OpenAI推出一款全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Sora”，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是人工智能在多模态生成任务上重大的飞跃，那么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于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怎样的意义？

曹和平：Sora其实是一个六代平台里的工具。一代是门户网站，二代是搜索引擎。三代是超级电商，比如阿里、京东、拼多多、美团。四代是社交网站，比如腾讯、头条、小米、滴滴。像抖音、ChatGPT是五代的延伸。“Sora”可以在一分钟以内生成一个“扎羊角小辫的12、13岁的中国风姑娘在正月十五放鞭炮”的视频。它是在抽象的空间里建了一个语音与原来数据库里的视频信号、照片等数字素材的一一对应遴选关系。Sora，非常可能会让年轻人越来越成本思维替代，因为Sora是pretrainedGPT，不需要培训的一种傻瓜操作，高质量产出技巧。21世纪的年轻人如果没有合理的激励配套，抽象思维能力会比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差远了，现在已经看出了这种苗头。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在电子工程技术、视频技术生成处理能力是上一代人没法比的。可创新还是要有逻辑思维的功力。所以，对新技术的发展，我们要注意它的优点，也要注意它不利的一面。

中国网：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发展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中国当下的重要任务，那么您认为，未来如何更好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呢？

曹和平：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三个领域。第一个是材料，材料是基础。第二个是能源，如果能源不行，那材料没法用得开。第三个是对各种零件、部件、半成品、总装品形成新的系统集成。“材料-能源-系统集成”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决策者应该考虑的三个最基础的领域。

中国网：那么在这个过程，您认为中国将面临怎样的新机遇以及新挑战呢？

曹和平：我国现处在产品过剩、产能过剩和投资过剩领域里，可能要进行特别聪明的投资，由国家政策引导、公共部门出资的实体机构应该适度规模化进来。在经济结构变革的高速期，公共部门应该成为有为政府，为有效市场提供机会成本调节及沉没成本积淀。在新领域，我觉得应该有三个领域。第一个是大健康，即医、疗、器械、治疗、康养、药、管理和临终关怀等多个产业链条环节领域。第二个是智慧城市，是一个可以把制造业过剩产业、产能消化的超大领域。比如大农商业，这是农副产品和城市消费对接的继续优化的领域。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韩国人的蜂蜜产量是中国蜂蜜产量的1/18，可是韩国人的蜂蜜产值是我们的3倍。中国把蜂蜜主副产品蜂蜡蜂蜜作为粮食配储品使用，把蜡蜜合成品卖成了白菜价，而韩国则是在实验室里把蜂蜡和蜂蜜在微纳米条件下配方生产，制作成了面膜，贴到了我们数亿女同胞的脸上了。第三个是空天地一体化。在深空、中空和临近空间里及地面枢纽关口网络网格中，数字技术意味着无限可能。沿着材料、能源、系统集成，在创新的领域里，在空天地一体化的构造上，应该思考能向哪些可能的新经济方向迈进。

中国网：就像您所说的那样，新质生产力为我们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也相信在强国建设中新质生产力必将点燃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曹和平：对，未来我们每个人可能踏着风火轮，拿着火箭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中国人应该走在世界的前边，踏踏实实向前走，突破天的思维，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