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各国政权的专政职能都在普遍弱化，服务职能、管理职能普遍提高。马克思讲过，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机器终究会消灭。这句话被很多人引用，但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国家消灭并不是政府消灭，就是变成了管理、服务的职能了。马克思的意思是，国家消灭以后，政府对物的管理代替对人的统治。延伸一下，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以后，社会无限分工，各种不同的职业群体之间的利益既有对立又有统一，而以统一为主。每个人都在分工体系内，不同职业构成不同职业阶层，不同阶层之间确实有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农业集团当中的，他要农产品价格高一点，城市的消费者希望价格低一点。这就是利益冲突。但在这种利益冲突背后隐藏着统一，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光是不同的职业群体之间有利益冲突，不同区域之间也会有利益分化。一个区域可能以生产粮食为主，另一个可能以工业为主，那么，和工业产品相比，农业产品可能会吃亏一点。这时候国家如何来保护农产区的利益？这就需要统筹、协调。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国家承担了协调、管理和服务职能，所以管理和服务职能在所有的现代国家里面都开始发达。而镇压职能，就是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镇压，全世界都普遍弱化了。中国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国家的专政职能已经消失了，服务管理的职能应该提高了。在管理当中的监察职能，这是必须的，所以都用法律来处理问题。如果你侵犯了社会，他就会起诉你。

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剥削逐步消除，阶级斗争也逐渐消失了。

为什么会有阶级斗争？是因为生产力还不发达，剩余很少，不同阶级为了能够多分到一点剩余，就会进行激烈的斗争。通俗一点说，也就是僧多粥少的时候，就会有阶级斗争。随着剩余的逐步增加，政治形态也会随之变化。最少的时候就是奴隶制，多一点是封建制，再宽一点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到这个现在阶段，生产力水平普遍提高，这时候剥削就可以消除了。因为他不需要剥削你，就能够通过社会分工获得足够多的剩余。所以镇压职能就逐步消失了，管理、服务、协调的职能提高。这时候，刑事案件都不是阶级斗争，是作为个体与小群体的反社会行为，用刑事法律就可以处理他们。同时，这时候的国家的职能、军队的职能主要是对外。对内，如果是小群体反社会，用武警来处理，个别人用警察来对付，都不列入在阶级斗争。

这个问题我考虑好久了。解放初，农民那么穷，农民要占据百分之九十以上，国家把地主阶级消灭了，把土地分了，就等于把地租分给农民了。但这时候国家征收的税，还不够养活城里人，怎么办？问农民多要一点。税率太高，农民受不了，所以苏联曾有一段时间是掠夺农民，剥夺富农。中国没有这么作，而是把它组织起来，用一个隐蔽的方式来剥夺农民。这就是工农业剪刀差，中国就是用这个方式完成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但这个积累过程，是个特殊的积累过程，不是通过一个资产阶级来完成积累，而是通过一个官僚体系来积累。这时候问题就产生了，如果这个官僚体系在这个过程里追求自己的特权，怎么办？这就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反复强调反对官僚特权的原因。这个积累过程一直到2004 年才结束，所以国家取消了农民负担，农业税都不用交了。所以，国内还有哪个阶级需要镇压呢？没有。要镇压的是个体，警察和武警的任务不是镇压，是执法。

所以，到现在这个阶段，剥削成为多余的了。不同阶层的利益有冲突，包括劳资利益冲突，也发展到这一阶段。劳动者提供劳动，管理者提供管理，这不能按阶级斗争来理解，不能解释成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有些人特别强调这个问题，认为公有制就是消灭剥削，私有制就是剥削。在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不要受教条制约，要与时俱进。现在有不同的利益阶层，这就要求利益的协调有一般的规范，这就需要道德建设。这方面，古今中外有一些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道德建设是可以被继承的，精神要继承，内容要加上时代的要求。时势会变，精神要继承，然后让精神充斥时代的内容，这就叫与时俱进，古为今用。这就要求，所有的理论首先都必须有解释功能，其次有规范功能，这样才能让老百姓觉得它是有道理的。但不承认各个群体的利益有冲突，那是掩耳盗铃。比如医患矛盾，什么样的制度能使医患冲突减少呢？归根到底，因为国家的财政不可能全部承担，用工单位也没有能力全部负担，所以个人要承担一部分，企业要承担一部分，国家承担一部分。但这样也不能满足医疗集团，因为他们要求获得更多货币收入。国家财政承担得少了，问病人要的少了，那就只能把药价变相的抬高。药价太高，就会把诊疗费用抬高。这你能把它看成阶级斗争吗？那是不对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我讲辩证法。我先讲道家辩证法，它知道物极必反，但是不能掌握，只能顺势而为，这是最保守的辩证法。革命辩证法强调矛盾两方面的相互斗争，过于绝对化，这是最激进的。儒家是在中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中庸辩证法，这就强调异与同，强调合作，强调统筹。当然，儒家辩证法确实也有一些问题，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我们要走中间道路，“执中而行”。但是找到这个“中”特别难，因为这个“中”是变动中的平衡点，稍微过一点，就过犹不及了。只有中庸贯彻了整个伦理，不是太文，也不是太野，才是“文质彬彬”，中外关系也是这样。中心要往下移，往下移后国家征收的少了点，那么民就安了。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样就不怕劳动力少了，这是治国的理念。

观察者网李亢、林凌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