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曹野蛮】

近两年我一直住在中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对于环保与日俱增的重视。现在在中国，垃圾也开始被分类了。也有人会从城市的垃圾桶里收集塑料瓶或纸板箱。眼下，中国还在推进“限塑令”。这些操作都很务实，然而，西方的环保主义却在日渐走向极端。

在上海的一处中转站内，工作人员正处理居民送来的可回收物。图自新华网。

走向极端的环保主义

现代环保运动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当时众多环保团体出现，并向公众揭露环境破坏的后果。“生态学”一词就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的。

20世纪70年代，绿色政党（绿党的四个基本主张是：生态永继、草根民主、社会正义、世界和平）在西方政坛崭露头角。他们呼吁环境立法，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收效甚微。因此，部分环保运动开始激进化，由环保社会主义者、环保无政府主义者和生态学家组成的环保主义团体不断壮大。他们采取不同形式的战斗，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保护环境。

在斯洛伐克，我们也有一些环保主义者有着疯狂的观点。例如，有一个斯洛伐克人只关心狼。根据他的说法，狼很擅长交流，甚至比人类更擅长，一只普通的狼知道并使用4000个“单词”来交流，而一个普通的斯洛伐克人只使用800个单词。

他还说，狼和人类非常相似，因为它们也生活在家庭中，所以它们不会攻击人类。为了更好地和狼“交流对话”，他搬到了斯洛伐克的东部，在那里买了很多森林覆盖的地区。

实际上，他在保护狼的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由于他的努力，2020年是猎人得以在斯洛伐克猎杀狼的最后一年，从今年开始，狼将受到保护，任何人都不能杀死它。

环境的破坏和虐待动物事件导致一些环保人士走向极端的犯罪。他们的行为被称为环保恐怖主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6年由英国活动家罗尼•李（Ronnie Lee）创立的动物解放阵线（又称ALF）。

ALF的支持者们使用的手段包括摧毁狩猎者的财产，将动物从实验室、毛皮农场和屠宰场放归野外，以及对马戏团、毛皮商或屠夫的财产进行破坏，总之就是要给那些让动物痛苦的人造成痛苦。

还有一种极端形式的环保恐怖主义被称为环保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唯一拯救地球生态的办法就是让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整体灭绝。

根据一些机构的研究，地球生态能够非常适宜地养活20亿人口，但目前全球人口超过了70亿。千年计划研究主任伊丽莎白•弗洛雷斯库提到，如果我们把地球想象成一列有一等车厢和二等车厢的大火车，我们会发现，它充满着不均衡。虽然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头等舱预计到2050年将从12.3亿人增长到13.2亿人，但在发展中国家，第二等舱，“乘客”数量将从55.8亿人增加到81亿人。未来这个星球将真的像传说中拥挤的印度火车。

拥挤的印度火车

千年计划的专家还警告说，如果世界忽视了二等车厢内的人口爆炸，等待由二等车厢引发的火灾自行熄灭，整个列车可能在此期间出轨。根据他们的说法，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失衡可以引起战争或致命的流行病，只有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减少一半以上，灾难性的后果才能被避免……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提供了一个更激进的解决办法。它的发起者莱斯奈特声称，人类应该自愿停止繁殖。这是基于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根据研究，一个人决定不生孩子，对地球环境的益处是垃圾回收、驾驶混合动力汽车和使用低能耗电器的20倍。在这场运动中，有些妇女甚至自愿接受了绝育手术。

德国生态学家、女权主义者Verena Brunschweiger认为，人们出于自私和父权的压力而有了自己的孩子。在她的宣言中，她提到了一项科学研究，根据这项研究，每个儿童的生育预示着地球每年58.6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Brunschweiger还说，大多数人生育孩子是一种利己主义。她认为，如果人们只想要孩子和家庭，他们可以选择领养，但他们主要想延续自己的基因。

芬兰渔民彭蒂•林科拉（PenttiLinkola）甚至直言，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那将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这位“业余生物学家”是强制堕胎和绝育的倡导者，在他的观念里，数百万人必须为拯救环境而死！

他还关注国际社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在他看来，这是非常有害的——饥荒是人口控制的自然机制，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破坏了这一机制，因为这不仅造成了超过自然极限的多余人口的生存，而且这些“过剩人口”繁衍后代，也会进一步侵扰地球。

这些反人口增长的理论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格外流行，要知道，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这些国家踏上反人口增长的激进环保主义道路，唯一的影响将是欧洲和北美人口的大幅下降。

因为环境问题的恶化，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决定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他们想要孩子，但认为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整个地球的利益之上。英国哈里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就声明他们不会有超过两个孩子，因为他们担心环境问题！

哈里王子与他的妻子梅根，图自新华网。

在激进环保主义者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瑞典女孩格蕾塔。她的世界是宿命论的，且只有两种选择：是或者非。她不接受任何其他的解释或中间地带，她不断描绘着人类灭绝的情景，那种对生态保护的疯狂已经到了极点。

但对于每一个理智的人来说，看到政治家和媒体突然关注她，并把她抬成了“救世主”，一定会觉得很荒谬。然而，格蕾塔只是一个普通的受害者。某些力量利用她，企图在世界上激起更多的恐慌，并以“气候保护”之名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些目的，可能是限制人民的自由、遏制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亦或是论证碳税、航空燃料税等新税收的合理性。

日前，“环保少女”表示，“我会揭露气候问题及学校罢工阴谋背后的所有黑暗秘密，还有我的邪恶操纵者。”

环保主义与政治利益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所有这些关乎环保的炒作，背后都有世界各地的绿党、自由党或进步党的影子，他们的选举计划中都有这一议程。

在德国，绿党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一些民调中跃居第二位。在他的邻国奥地利，绿党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取得历史性成功，成为奥地利新政府的一部分。在斯洛伐克，这项绿色议程已经被极端自由党进步斯洛伐克党接管，该党计划取代“老政客”进而“掌权”。

斯洛伐克总统苏珊娜•卡普托娃本人也宣布推进“气候保护”。斯洛伐克希望成为中欧打击塑料垃圾的领导者。从2021年起，我们国家将禁止使用所有一次性塑料制品。

斯洛伐克现在还有了一个新计划，它将给人们一个机会，收集用过的瓶和罐，并带到商店换取报酬。这项新法律已经在立法过程中，应该在2022年开始实施。

这一项目目前在8个欧盟国家（瑞典、丹麦、芬兰、爱沙尼亚、德国、荷兰、立陶宛和克罗地亚）积极推进。它确实也带来了良好的效果，有助于对废物进行分类。

在斯洛伐克，人们认为食用油不属于普通的城市厨余垃圾，因为食用油对下水道系统有害，它会严重堵塞下水道。因此，废油被收集后用于生产生物柴油，也被称为MERO。一公斤废油可生产大约0.75升的生物柴油燃料。这样，就有可能把普通食用油变成一种原材料，用于交通、物流、能源等部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小。

今天在斯洛伐克，你可以在许多大商店前找到收集废油的容器。斯洛伐克人也会进行垃圾分类。在我出生的村子里，有专门收集塑料、玻璃和纸的收集器。对于难以分类的垃圾，市长办公室将告知市民何时何地可以将垃圾带到垃圾站处理。斯洛伐克的学校也支持孩子们学习垃圾分类。他们会组织收集纸张的活动，带来最多纸张的孩子将获得奖励。

虽然上述这些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效用，但在普通民众眼中，环保主义更多地与政治倾向联系在一起。关于环境保护主义和激进右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最著名的例子是纳粹德国。它揭示了环保主义是如何在种族灭绝、反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过度发展的。

希特勒和高级政要们是积极的素食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当时，德国有最完善的自然景观保护体系，动物保护能找到法律支持，林业规定也非常严格。然而，纳粹的环保基调明显强调了对其他种族的优越感——在动物平等的背后，是对其他种族，特别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人权的压制。

今天，新纳粹分子总是在社会上寻找新颖的宣传方式。《滚石》杂志就撰文讲述了新纳粹分子的新“形象”，他们称之为“nipster”或“新纳粹时髦分子”，以及其目前的追随者如何认同他们的时尚及其网络表达方式——博客、自拍和Instagram是新纳粹运动中越来越常见的宣传工具。

《滚石》杂志报道称，年轻的新纳粹试图用一张时髦的脸来表达仇恨。

新纳粹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对环保主义的利用。今天的新纳粹还有一个新爱好——呼吁回归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一些纳粹分子因此成为素食主义者，从事有机农业，搬到农村，出版环境生活方式杂志，介绍园艺技巧、童谣并呼吁保护家园。

斯洛伐克的新纳粹组织VzdorKysuce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呼吁，该组织与我国斯洛伐克极右翼人民党密切相关。在他们的Facebook页面上，他们崇拜斯洛伐克的自然环境，在国家公园组织游行……所有这些都与反吉普赛人的言论、反社会援助、或是反欧盟主义交织在一起。

VzdorKysuce曾在脸书上提到：“作者四处游荡，描述他与狼家族的经历，揭示这些神奇生物的真实面目。读完后，你会意识到我们是世界上最有害的人。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

“政治正确”之下，欧洲越来越脆弱

如今，女权主义、性别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其他自由主义团体许都把对抗气候变化作为一项主要议程。

西方自由主义者们常常相信，他们是世界的榜样。而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再把西方视为一个值得尊敬和学习的对象。相反，西方的发展模式已被一些国家视为前车之鉴。

这些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反映越来越小的群体的要求，而不考虑它对整体的伤害有多大。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个“正派”的人为了不伤害别人，而必须遵守的政治正确的言行清单正在不断增加。一套政治正确的表达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演变。人们之间的排斥、樊篱，甚至是攻击越来越明显，却没有人站出来说“够了”！

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忽视了以民族、国家、种族或文明为形式存在的群体利益。在自由派政客的引导下，欧洲正变得越来越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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