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扎奇里·布朗&卡门·梅迪纳，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美国情报界一直向美国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提供信息和分析，以便于他们就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作出更好的决策。在冷战时期，当美苏两国都在尽可能少地披露本国情况，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时，最有价值的信息必然是那些秘密信息。间谍飞机、监听站和其他用来获取这些信息的“线人和途经”都具有极高的开发和维护成本，专为保护它们而精心设计的安全体系则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这种封闭的情报体系已日益成为阻碍信息及时交流的障碍。在一个数据丰富、变化迅速、美国利益面临新威胁的时代，毫无阻碍地交流思想和事实可以说比保护情报收集工具更重要。今天的国家安全领导人面对着无数可能有用的信息，却被迫在一个限制信息流动的体系内工作，于是他们往往要另寻更便捷的情报源。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载本文

虽然创建各大机构组成美国情报机体系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一个“秘密的世界”，但我们相信，这些机构未来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它们能否在公开场合有效运作。本文两位作者中的一位（卡文•梅迪纳）早在近20年前就已对情报界的传统运作模式表示了忧虑。另一位（扎奇里•泰森•布朗）于2017年在国家情报大学研究了相关课题。虽然我们两位作者年龄、工作和资历各不相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发现了长期存在的同一类问题，并开始沿着相似的脉络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需要重塑美国情报机构才能使其继续发挥作用这一看法由来已久，我们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美国情报机构改革的历史既久远又令人沮丧。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深信，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武装冲突，而是政治和经济动荡，他曾撰文指出，情报分析必须更好地利用公开资料，而且必须加强跨学科研究。尽管情报机关时至今日才开始认同此观点，但早在30年前，特纳就撰文提出了这一建议。

近几个月来，重振美国情报机关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伴随呼声而来的大多数政策建议却仍然相当保守，例如，还是侧重于扭转人们所认为的政治化趋势或应用新技术。我们认为，仅采取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们没有触及到封闭的情报收集传播机制。尽管规模庞大的全球情报机构每年生成大约5万份情报报告，但由于实施了非常严格的安全标准，所以许多报告只能让本系统内的其它情报官员阅读。尽管情报机关的使命是“向权力说真话”，但实际上它却往往只能对自己说话。

新生态系统

信息革命孕育出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开源情报生态系统。像Recorded Future、DigitalGlobe和麦肯锡之类公司，不仅提供新闻聚合和数据分析等类似情报的产品，而且还按需提供日常卫星图像和长期战略预测等此前专属于政府的服务。像Bellingcat这样的组织利用开源技术去收集社交媒体、商业图像和灰色文献（译注：灰色文献即半公开未出版的资料）中的信息，从而模糊了新闻和情报之间的界限。

私营公司和新闻机构现在经常在自己的主场击败情报界，至少在时效性和可获取性方面。尽管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可能会自我安慰，指出局外人的技术没有他们自己的技术先进或权威，但事实是，时效性和可获取性在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一位退休的中情局行动组高级官员最近在推特上承认了这一点，提醒中情局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否则就会变得无关紧要）。

尽管如此，情报机关的工作仍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排他性假设之上。各情报机构要求用户在安全设施内阅读情报机关的情报。情报机关将其大部分预算都用于成本高昂的情报收集工作，它们希望分析师要对得起这笔开支，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和演示文稿中最大限度地添加高度机密信息。而分析师们却几乎没有动力让他人轻易获得他们的报告。过分重视秘密收集的信息通常是没有必要的：我们通过秘密手段收集到的信息，往往也可以在无需安全保护的公开来源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而且只要不加阻挠，情报官员就可能从公开来源中收集到大量有用信息。为了扭转这种彼此孤立的态势，通过公开渠道获取信息，使情报分析报告可被获取，以及掌握情报分析技术必须成为情报工作的常态，而非例外。

解放思想

现在，美国发现自己正腹背受敌，一面是致命的疫情，另一面则是引发政治动荡的信息战。因此，华盛顿必须扩大其国家安全概念涵盖的范围，将外国军事力量和恐怖主义网络发出的显著威胁也囊括在内。重重叠叠的影响力和权力网凌驾于、潜行于、穿梭于政府、政党和个人之间。来自国内外的威胁经常相互遮掩，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和公民个人很容易就会发现自己站到了大国竞争的前线。网络安全专家称之为“攻击面”的东西正蔓延至整个世界，使得距离变得无关紧要，来自几乎任何地方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影响甚至攻击这个国家。在这个所谓信息空间内发生的战争可能是一场虚拟战争，但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影响（从个人变得极端化到劫持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却是实实在在的。

情报界的传统框架显然不适合这个随时互联的新时代。决策者甚至许多情报官员都接受过培训，将国家安全问题视为一堆可以整齐放入不同箱子中的独立问题。比如，弹道导弹问题放到这个箱子里，气候变化问题则放到那个箱子里。为每一个能想得到的问题设置箱子有助于政府分配预算和人员。但在今天，每个箱中的问题都会相互影响，并因彼此分隔而造成更加难以预料的后果。一个封闭的情报体系在生成和分析某一专题情报时会竖起多道保密屏障，从而将某一箱子的问题与其它问题隔离开来。树立保密屏障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敏感的情报源和情报收集方法，然而这些屏障却已变得如此高大以至于使我们相信这些屏障如今已弊大于利。

相反，一个开放的情报体系将认识到，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可以自发地、意外地出现在那些曾被认为是相对无害的载体中。情报机关将更注重综合分析而非个体分析，即非孤立地看待每个问题，而是将所有问题都当成一个整体来理解。这种整体性思维不仅能产生更多的想法和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且还能使决策者更全面理解其政策必须要解决的多层面问题。

时间是关键

中情局一位高级官员在10年前指出，决策者最宝贵的东西是时间。很少有人拥有足够多的宝贵时间，能花费数小时或数天时间来跟踪和研读情报。目前，只有极少数能收到《总统每日简报》的官员可以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以方便的方式获得情报。然而，即使是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少数人，也常常只能匆匆瞥一眼简报的内容。

其余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是分属于国防部、执法部门和决策部门的官员，他们每天都在进行讨论和决策。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在厚重的金属门后阅读情报，通常是在建筑物的地下室里或距离城市一小时车程的郊区。而那些每天要连轴转开会、电子邮箱里塞满未读邮件的人几乎没有时间或动机去搜寻高度机密的情报。

相比之下，开源信息提供商则渴望为用户提供便利。用户体验是评判他们成功或失败的标准。情报机关也必须能够做到这一点。目前，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ational Geospatial Intelligence Agency）是唯一一个在谷歌应用商店和苹果应用商店上架应用服务的情报机构。为什么这家机构能走出这么远？因为早在几年前商业图片公司锋芒毕露时，它就意识到自己不会以一个主要秘密机构的身份长久存在下去。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内景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情报界的其他机构早该收到同样的警示了。今日的情报用户只是期望拥有更多——理所当然的更高透明度以及更方便地获取到情报，并且期望我们曾简单称之为情报“生成者”和“使用者”的两方展开更多的合作。跨部门的国家安全人员应该能够快速、方便地获取到情报，并且要有助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和方便其作出重大决策。

新媒介

目前情报界这种封闭架构不是一天建成的，甚至也不是十年建成的。一个更加开放的未来架构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但是，美国人看待情报的方式必须通过实验和再校准的方式不断进化，以便既能保护情报体系的原有基础又能鼓励发展进步。

我们先提出一个最温和的建议。我们设想设立一个由国家情报总监授权建立的动态内容发布平台，所有情报用户都可以从任何地点，通过任何设备访问该平台。这个平台将以简单、独特和方便用户的形式，向任何从事国家安全工作的人提供情报。我们将架设一个虚拟专网（VPN）去保护这些信息，而且在初始阶段，尽管情报机关已经获得了使用新系统的经验，但平台上也只允许出现不太敏感的材料。

一开始，情报官员将受到鼓励，但不是强制要求去创建和发布内容。例如，他们可以提供新的分析思路，着重指出那些出自不同来源的新视角。他们也可能只是发布一些随想，然后勾起其他素未谋面分析师的兴趣。平台主持人将确保该平台保持专业和现实的讨论氛围。该平台的任何授权用户都可以公开发表评论，并选择是否接收加密的新内容概要短信。

在有消息传出时，这样一个平台将允许情报分析人员补充背景信息并提供即时反馈。用户可以尝试采用新的程式和方法：例如，分析师和决策者可以在专题讨论中展开协作以评估事态的最新进展。通过相互交流，观摩不同的分析和综合方法，分析人员就可以激发彼此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往往被认为是情报机关所欠缺的一种能力。某些调整将被证明是成功的，而失败的则被抛弃。但这个平台将会像其它现代技术一样发展壮大，也就是说，以设计者可能没有预料到但却体现用户需求的方式发展壮大。

美国情报机关不应完全停止收集和保守秘密的行为。情报专业人员将始终努力查明外国领导人私下说了什么或在开战前评估本国的对手。但美国应该减少对准确情报的重视，并相应地重新分配其有限资源。随着情报用户满意于一个更开放平台所能提供的洞察力和背景信息，情报收集人员可以转移他们的关注重点，专注于那些只有依靠精巧情报收集能力才能解决的真正难题。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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