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手撕王健林 《我不是潘金莲》与他以往电影有何共同点?

来源:观察者网

2016-11-18 22:25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再深一点”)

《我不是潘金莲》刚上映12小时,冯小刚就忙着手撕王健林。

这封声讨万达排片少的信很有冯小刚范儿。

他看上去嫉恶如仇,嫌“屌丝”是自轻自贱;媒体黑范冰冰的演技,他毫无顾忌,屡次替范爷站台。

可另一方面,商业片、贺岁片他什么都敢拍。喜剧、悲剧、小人物、大场面……跨度无论多么大,他总能满足王中军那颗“为人民币服务”的心,看上去毫无原则。

这不是一个可以用老炮两字来简单概括的人。

甚至可以说,真实的冯小刚,有小民的一面。

小民的处事之道

从出道开始,冯小刚就对大人物不感兴趣。

他始终关注的是,是小人物的落寞与挣扎。

在《我是你爸爸》里,冯小刚饰演的父亲马林生,机关职员,中年丧妻,小知识分子,郁郁不得志。

邻居打他;孩子老师随便教训他;小混混欺负了他儿子,他不敢报复……

他在全部人际关系中都处于弱势地位,简直“窝囊”透了。

冯小刚把这个窝囊的角色,演神了。

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儿子马车在学校犯了错,爸爸帮儿子写检讨。

在雄壮的交响乐中,马林生像伟人一样打开稿纸,挥斥方遒,摇头晃脑,装腔作势。

一抬眼,发现儿子像看着傻逼一样地在偷看,瞬间情绪大坏。

在冯小刚导演的《一地鸡毛》中,陈道明饰演的小林是个典型“凤凰男”。在北京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稳定的体制内的人。

然而菜蓝子、妻子、孩子、豆腐、保姆、单位中的恩恩怨怨……这些生活琐事让小林深陷泥潭。

两个主角都是城市里的小人物。

他最熟悉这种小民,因为在现实生活里早已体验了无数次。

他们就像冯小刚自己。

他本是大院子弟。可因为父母早年离异,他和母亲不得不搬出北京西郊市委党校的大院。

从此以后,他知道了贫穷的滋味。可与众不同的是,冯小刚舍得丢下大院子弟的面子,他懂得服软。

在1986年的《凯旋在子夜》 里,为了博得剧组好感,冯小刚什么活儿都肯揽,不管是场记、美术,还是演员。

演什么呢?一个面目可憎的越军。

原因是大家都觉得他长得瘦小干枯獐头鼠目,一口大门牙,不演这个角色都对不起他。

于是他就上了。

冯小刚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哪怕这机会是满满的恶意。

冯小刚善于逢迎,善于抓住机会,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事儿。

有一次拍摄时,一个老太太坐个小马扎挡住了景,谁劝都不理。

大家都没辙了,找冯小刚。

一见老太太,冯小刚扑通就跪下了,老太太这才撑不住走了。

见谁夸谁,下得去嘴,也是冯小刚的生存智慧之一。

我们来见识一下冯小刚“夸人的艺术”。

夸企业家

“旗下的企业究竟有多少,您根本就数不过来。要想知道一大概齐,只能让手下的人扶着您上景山顶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吩咐他们,让凡属于您名下的产业都熄了灯。指示传下去,不到一根烟的功夫,中关村黑了,银街黑了,燕莎一带也黑了,国贸一带黑了,亚运村一带也黑了。”

夸王蒙

“一般像您这么有成就的人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度过的,应该早就习惯了,不听难受了,可是您偏就不是,就是听不得这些虚头八脑的恭维话。”

夸王朔

“实话告诉你吧,你也就那么回事,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独创了一种文风吗?不就是别人写本书卖几万册你写一本书能卖一两百万册吗?毛选还发了好几千万册呢。”

有人问,为了拍电影如此“卑微”,值吗?

如今看来,真得说一声:值!

之后的贺岁片生涯,他多年的专业技能与人生智慧得到了兑现。

一个人的战争

因为贺岁片,冯小刚第一次进入全民视野,也从此踏上开往春天的地铁。

但这趟地铁,一开始经常出轨。

1994年,冯小刚与王朔合办“好梦公司”,两年投拍5部影视作品:《永失我爱》等3部有幸面世,其余都因“有违社会道德”被禁。

可票房惨不忍睹。

你能想象么,至今总票房已达33亿的冯小刚,那时候被称为“票房毒药”。

1996年秋,他基本宅在京郊家中,最常做的就是裹着军大衣,远眺繁华的京城,想着片子接二连三被“修改”,自己却无计可施。

圆滑的性格又一次拯救了冯小刚。

几年的低谷让他决定转型:人民需要娱乐,人民在等待娱乐。

1997年底,一部成本几百万的《甲方乙方》全国上映,收获票房3300万。

一个全新的冯小刚诞生。

在这最早的三部贺岁片中,主角都是小人物,不过他们已不再是体制内的人,而是个体户。

《甲方乙方》里,想方设法要给别人“好梦一日游”的四个年轻的自由职业者;

《不见不散》里,“美漂”多年的北京人刘元;

《没完没了》里,为姐姐治病赚钱的包车司机韩冬。

而且,这些冯氏小人物都是“一个人在奋斗”。

看冯小刚的电影,总能够被这种小人物的坚守触动,哪怕他们怀揣的,仅仅是虚妄的信念。

这点在新片《我不是潘金莲》中也尤为突出。

李雪莲,这个告了十几年状的女人,是影片绝对的主角。“假离婚”后,前夫却有了新的家庭,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她不服气,于是走上漫长的告状之路。

其实从一开始她在法律上就没的可告:双方在民政局离婚,合乎法律程序,可她非要法院判决那次离婚不合法。

她荒谬的要求(在法律上),把她的对立面从前夫转移到了一个体系上面,这把故事进一步推向荒诞。

从县法院一直上告北京,告了5次,甚至动用“女性的优势”,最后惊动了国家领导人。

当地法院审判长,在“离婚证确定为真,被告秦玉河未出席”的情况下判她败诉;

县法院专委、更高级法院院长,同样也没办法帮他;

县长直接忽略掉她的当街拦车喊冤;

到了常务副市长那里,因为赶上市里评选“全国级文明城市”,她又被拘留三天。

李雪莲在基层的扰动,以及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使得事情自下而上连索传导,越搞越大,越搞越奇妙。

小小琪想起了黄建新的《背告背脸对脸》,也有一个类似的传导系统,只不过《背》中是从上至下,而且每个人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终于,她放弃告状,却又不得不继续下一个证明:我不是潘金莲。

一系列闹剧结束后,李雪莲不再告状,生活重归平静。这时她反而觉得不自在了,生活失去目标。

于是她又想自杀。幸好遇到幽默的农民范伟,轻易地解开了她心结。

这个情节分明又是史铁生《命若琴弦》的翻版(陈凯歌还曾拍成过电影《边走边唱》)。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刘震云一贯的荒谬风格,也可以看出冯小刚对中国电影的随手致敬。

李雪莲这种孤军奋战式的人物,冯小刚此前电影也出现过。

比如《集结号》里的谷子地,多年的努力就是为给自己和兄弟正名,为那一纸牺牲证明。

冯小刚的小人物奋斗史,基本都是圆满结局。而他的个人电影事业,则会在阶段性成功后,做一次小小的改道。

前三部贺岁片之后,冯小刚选择去实现自己的“小目标”——拍一部能满足自己的电影。

2000年,他重拾4年前流产的《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

当年,这部电影开拍不久就被迫停机。电影局给出的理由是:对于挑逗、追逐、强奸女性津津乐道,反复咀嚼玩味男女之间的性欲及不正当的情感。暴露丑恶而不鞭挞丑恶,有违社会公认道德标准的价值观念,错误引导大众审美趣味。

4年后,《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再度送审,审查意见很简单:通过。

只不过改了一个名字,叫《一声叹息》。

当年票房,3000万。年度票房第三。

冯小刚对自己的价值也有所坚持。

他直言自己拍喜剧,录娱乐节目,都是为了赚钱,然后拿着这些钱,去拍自己觉得有意思、有价值的电影。

“拍了几部(喜剧)之后,觉得,哦,行,有了话语权了,市场期待度有了,就夹带私货,拍点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当然就算喜剧,我也得自己觉得有意思,否则我也不会干。”

“我是希望能够自己做一个公司,能够拍我认为有价值的电影。这也等于是花自己的钱在做这些尝试。那种用一个很大的投资,这钱又不是我的,明摆着会损失,但也要去实现了再说的事,以后我想就不会干了。”

所以他和王中军肯定有争执,最著名的就是《非诚勿扰》里出现的银行卡特写。

冯小刚为此拍了桌子,摔了茶杯,但最后还是妥协了:招行曾为拍《集结号》提供了5000万的贷款。

冯小刚是这么说的:“没有植入广告,片子不挣钱,制片人就不会投资拍《可可西里》、《卡拉是条狗》这样的片子,市场就不会有良性循环。”

王中军则总结道:“冯小刚为人民服务,和我为人民币服务是一回事。”

冯小刚的这种妥协,又被看作能屈能伸的折中主义。

王中军肯拿出钱来拍《一声叹息》这样一部市场不看好的电影,冯小刚就要为他挣回钱来。

于是又有了接下来的《大腕》《手机》《天下无贼》《夜宴》。

从屌丝奋斗史,到中产阶级偷情史,再到大腕,就成了中产阶级奋斗史。

这时的冯小刚已经吃喝不愁,在多次采访中,他都掩饰不住对公司分红的窃喜:

2006年华谊12周年庆典,身为华谊股东的冯小刚说,华谊总裁许诺他,有望在下一个12年分红10多个亿。

大目标的溃败

圣人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

和那些全面跪舔商业化的导演不同,冯小刚一直想拍一部巨著,名留影史。

现在条件成熟了:钱有了,小人物的小情怀也满足了,接下来,他就要满足自己的“大目标”了。

1993年,他看到了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当场就决定改编成电影,但刘震云拒绝了,他认为时机不成熟。

2000年春节,刘震云终于觉得可以改编了,但电影又建组筹备失败多次。

直到2012年,这部电影才终于面世。

折腾了19年,冯小刚终于拍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电影。

所以这一次,他不允许别人应付了事。

他把演员折磨得死去活来。

影片里的冷和饿,都是演员的亲身经历。

张国立减了24斤,后来在片场饿晕了。

徐帆每天只吃白粥咸菜,拍戏时直接饿哭了。

严寒是真的,面黄肌瘦也是真的。

一切,力求完美。

一场简单会面的对手戏,奥斯卡影帝亚德里安·布罗迪被冯小刚喊了4次“cut”。

欠缺任何一点点都不行。

不行,就从头再来。

可耗尽心血营造的“1942”,最后赔钱了。

上映前,市场预计票房能到8亿。冯小刚也预估,自己票房的基本盘在3.8亿左右。

但上映次日,制片方华谊股票跌停,原因:票房差到离谱。

最终,《1942》票房只有3.7亿,片方亏损1亿,加上股价损失,华谊总共亏了3个亿。

导演冯小刚第一次为了票房痛哭。

“不赚钱,我认。赔钱,没想到。”

除了赔钱,还有数不清的人情债。

当初为让电影过审,冯小刚托了一个“大人物”的福。

于是他后来应邀执导了2014年春晚。

《1942》超支严重,预算才3000万,最后猛涨到2.1亿。

超支的钱,王中军都答应给了。

现在赔钱了,深谙人情的冯小刚知道,又该拍部赚钱的商业片“还债”了。

一切驾轻就熟。

两个月搞定剧本,两个月搞定拍摄。

不到1年的时间,冯小刚就把《私人订制》搬上了银幕。

可《1942》里较真的情怀,却再也没有了。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私人订制》,那就是“仓促”。

《人物》杂志2014年2月。胡晓峰为《一九四二》执行制片人(观察者网注)

冯小刚知道这样不对。在《私人订制》里,他还故意“恶心”了一把自己:

李成儒饰演的电影导演,以“俗”著称,票房大卖,但导演却非常希望自己能够高雅。

但现实总爱开玩笑。《私人订制》狂揽7.1亿,成为了冯小刚票房最高的电影。

冯小刚无奈了:

“我随随便便拍的电影,能卖7个亿。我认认真真拍的电影,不卖钱。”

可冯小刚就是冯小刚,知变通而不跪舔,大场面电影不叫好,那我就不做了。

所以这一次,他找回了自己最熟悉的叙事方式:小场面小人物的《潘金莲》。

也许从始至终,冯小刚还是以前的那个“小民”。

“小民”看到富人倒霉就开心,看到装逼的人被揭穿也开心。如果看到装逼的富人,这种渴求似乎就更强。冯小刚十几年就说过,要开足火力拍一部电影《贵族》,专门讽刺暴发户。这部电影一直没有成型。现在,冯小刚开足火力,对准的是一个体系。

“小民”的另一面是坚持。

事实上,《我是你爸爸》的和解,《集结号》的一纸证明,《一九四二》的吃人,乃至《我不是潘金莲》,那个不惜出卖色相,也要证明自己并不是荡妇的村妇……他的小场面和大场面电影,都在关注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

凡人无小事。

“这些小事放在小人物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长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

这是20多年前,冯小刚筹拍《一地鸡毛》时刘震云在饭桌上说的话。

看懂这一层,你才能看懂冯小刚作为一个“小民”的野心。

他一直借电影,向外诉诸自己的信念:在命运面前,小民避无可避,只能勇敢面对。

就像《老炮儿》的结局。

说到底,老炮儿不就是混混么。

可最后的冰湖大战,老炮儿身穿标配军大衣,手持日本钢刀,向那个并不存在的敌人发起了最后的冲锋。

那一刻,冯小刚的形象,和太阳一样刺眼,却分外光亮。

即便是小民,我们也要死得其所。

凡人无小事,凡人皆大事。

(本文经授权转自微信公众号“再深一点”)

责任编辑:董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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