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

在这天之前，中国处于“前诺贝尔时代”，只要把“中国”与“诺贝尔奖”这两个关键词放在一起，尤其是科技类诺贝尔奖，就能轻易引起论争：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杨振宁、李政道拿诺贝尔奖时，是不是中国人？中国本土科学家为何拿不到诺贝尔奖？……

而在这天之后，这些连年热炒的话题，一朝即散。

但正如科学研究一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带来更多的问题。这个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究竟意味着什么？

获奖者屠呦呦“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无留洋经历”，被一些人戏称为“三无科学家”，这样一位学者获得诺贝尔奖，我们中国人、中国科学体制，真的准备好进入“后诺贝尔时代”了吗？

1950年代，屠呦呦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从“科学理想”来说，科研方向并无高低贵贱，但实际上却有冷热、轻重之分。

不可否认，在大部分热门科研领域，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仍有巨大的优势。中国科研工作者则要么留洋学习，以图将来；要么紧跟潮流，在后追赶。在长期努力之后，确实也有机会反超，或在学科发展到新阶段时，站到同一起跑线上，但总体而言，要脱颖而出甚至获得高级别奖项，是难上加难的。

当然，这些热门科研领域往往都是“皇冠上的宝石”，确实很有必要发展，需要国家大量投入，需要许多科研人员主动投身。但屠呦呦获奖也说明，那些立足本国实际需求的，基于本国资源的项目，只要做得好，也可以获得世界级的成果。因为在需求的个性背后，也有“普适/普世”的共性。

从个人角度而言，博士学历、留洋经历、院士头衔，看上去也颇为“普适/普世”，但这些并不能保证个人获得更多的认可。“三无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或许也会对后人的选择有所启示。在国内发展，固然可能仅仅因为人脉问题，导致要在海外期刊发表文章时，遇到额外的困难；但留洋人员也很可能撞上“玻璃天花板”。

不仅是研究方向和履历，在科研管理上也要重新审视本土色彩，青蒿素研究就独具中国特色。该项目动员了全国60多家研究机构，最终参与的研究人员多达两三千人，堪称“举国体制”。各小组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甚至像许多西方科学家那样，最终发展为对立），但作为一个项目，自然也要有更高层的协调。对于一个区域性的疾病，而非原子弹之类的国家重器，动用这样的组织形式，这在西方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诺贝尔奖没有集体奖，这次诺贝尔奖被授予屠呦呦，肯定了其个人的贡献，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这种“举国体制”的认可。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科研管理经验的同时，也需回看下自己走过的道路。

民族的也未必就是世界的

重新审视本土色彩，不是一味地褒扬。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国人的自信心明显日益增强，但很多糟粕也打着“传统”的旗号招摇过市，比如流传甚广的“食物相克禁忌”，以及“器官排毒时间”等等“养生之道”。

这次青蒿素研究获得诺奖，与中医药相关，是否会掀起一轮被“糟粕”利用的高潮？

首先，应该审视下青蒿素研究本身与中医药的联系。古书中确实记载了青蒿的方子，据屠呦呦自述，她也受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的启发。但我们应该看到，海量筛选证明，大部分古方并无实际疗效，就如我在《谁是针灸最大的敌人？兼谈中医兴废史》一文中所说：

中医首先面临的障碍不是什么“整体论”“还原论”的争议，不是自证“五行”“阴阳”，而是现代数学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对手，“千百年经验”并站不住脚，抛出各种“亲历记”也没用。

而且，青蒿在古代也没有脱颖而出。否则青蒿素或许早就被筛选出来，轮不到屠呦呦了。

更何况，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所收集的，是真正的民间“偏方”，与“阴阳五行”“辨证配伍”没多大关系。

屠呦呦小组最初得到的青蒿粗提物抗疟效果显著，而经过纯化的提取物临床试验却远逊于其他两组。据参与项目的化学家吴毓林推测，很可能是原料选择的问题——这也正是中药被长期诟病的弱点之一。

这并不是说古人没有尺寸之功。科学家为了对付疟疾，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曾被方舟子戏称为“和拿着一本《中国植物志》一个一个往下筛选的效率差不多”（《中国植物志》记载了3万多种植物）。应该说，方的话只是幽默了一把，虽然笔者不可能一一验看古方，但可以肯定，许多常见植物都被排除在外了，为科学家省了不少力气。

因此，我们要辩证看待“中医药宝库”。在科研领域，要警惕借着风头，巧立名目，或弄些抱残守缺的玩意儿骗经费；在民间领域，更要严防招摇撞骗者借机炒作。

民族的糟粕绝对成不了世界的精华，最多只能成为世界的糟粕，说的糙一点，也就是“丢人丢到国外”。

屠呦呦获奖之后，“中国人为什么得不了诺奖”的公知言论固然无趣退场，但有网友戏称，网上又要掀起一番中医与反中医的大战。截然对立的态度就是形而上学的态度，一味彼此敌视并不可取。诺奖委员会成员汉斯（Hans Frossberg）对印度记者说的话很有趣：“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而是把奖颁给被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今天我们能够将这种新药推广到全世界，这是本届奖项的意义。因此你可以说受到了传统医学的“启发”，但这个奖项并不是给传统医学的。”先人的经验不会死，继续活在有为后人的探索里。发掘传统医学的价值应该通过扬弃、启发，而非膜拜。总而言之，在科研方面，“崇洋”“崇土”都不可取，还是要讲求实事求是，因地、因事制宜。我想，在其他领域，未尝不是如此，这或许是中国人步入“后诺贝尔时代”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