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公益3.0:从捐,到助,到创

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2021-06-22 17:15

【本文转自 秦朔朋友圈

“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的道路。”这句体现中国的“浓缩型发展”的话,放在公益慈善领域也不例外。

从中国企业家近年来的公益之心和公益之举看,企业家公益正在“浓缩型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

以扶贫为例,2015年10月,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发起“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的民企行动”,力争用3到5年,动员全国1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帮助1万个以上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

结果呢?最终达到的不是万级,而是十万级。

“万企帮万村”台账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有12.71万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了13.91万个村,带动和惠及1803.8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产业投入1105.9亿元,公益投入168.64亿元,安置就业90.04万人,技能培训130.55万人。参与规模之大、帮扶范围之广、投入力度之强,在世界扶贫史上是没有过的

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的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举国同心,合力攻坚”。中央领导在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对“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热情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蓬勃开展”给予了充分肯定。

脱贫攻坚的中国实践表明,一个社会的目标不只是繁荣,还有和谐——它来自对普惠的追求。一个社会的发展也不只是高楼大厦,而是要让最大多数人感到幸福、尊严,以及开发出自己的潜力,实现自我。

在追求和探索社会和谐与普惠的进程中,中国企业家大有用武之地。

如果说2020年和之前的几年是企业家公益的“扶贫年”,2021年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可以说是企业家公益的“科技教育年”。

2021年6月3日,香港联交所披露的资料显示,美团创始人、CEO王兴签订股票转让计划,将其个人持股的10%约5731.9万A类股转为B类股,并将此部分B类股注入王兴基金会,专门用于推动教育与科研等公益事业。以6月2日美团收盘价311.8港元计算,注入基金会的股份市值约合147亿人民币。基金会当日已经完成了约935万股(市值约合24亿人民币)的公益捐赠。

此前在3月18日,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向浙大捐赠1亿美元的消息登上热搜。黄峥和拼多多创始人团队成立的繁星公益基金,将在未来3到5年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助1亿美元,拟开展的首批科研项目包括“超大规模实时图推理机研究”“重大脑认知障碍的闭环调控研究”“肿瘤免疫新抗原研究”和“细胞培养人造鱼肉研究”等。

美团和拼多多都是全国扶贫攻坚表彰大会表彰的先进集体。在扶贫攻坚之后,王兴和黄峥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科技和教育的公益方向。一北一南,恰成呼应。

黄峥公益回馈的主体是母校浙江大学,王兴也在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捐资成立“清华大学兴华基金”,帮助母校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今年王兴还在他的中学福建龙岩一中创办118周年之际,与家人共同捐赠5000万元。

除了王兴和黄峥,近期特别引人瞩目的企业家在科技、教育方面的公益范例,还有虞仁荣和曹德旺。

虞仁荣是宁波籍企业家,清华大学1985级无线电系学生,韦尔股份创始人。他在2020年底决定捐资200亿元,筹建一所高水平研究型理工大学。今年3月,宁波“东方理工高等研究院”正式对外招聘,该院由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会创办,聚焦信息产业与新一代科技革命前沿应用。此前的西湖大学也是从成立高等研究院起步,再获批设立大学,西湖大学主要的资金来源也是企业家捐助。

5月2日,曹德旺的河仁慈善基金会网站发布了一则消息,基金会计划总出资100亿元投入筹建“福耀科技大学”。学校性质为“新型公办大学”,致力成为“中国新时代高校工程师的摇篮”。

这些大手笔的企业家公益,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所规划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等,非常契合;和国家所期望的,“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也非常呼应。

从1946年出生的曹德旺,到1966年出生的虞仁荣,到1979年出生的王兴,1980年出生的黄峥,每一代企业家在成就一番事业的同时,都在企业家公益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回顾近现代社会的公益浪潮,既是时代的召唤,也和企业家的自觉有关。如果和欧美相比,中国企业家公益正在呈现“后发优势”。

马修·比索普和迈克尔·格林在《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如何拯救世界》一书中梳理了西方企业家的公益慈善历史。

1.0版本的慈善是“简单粗暴地给钱”,如英国都铎王朝(1485-1603)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以及18世纪新兴股份公司的创始人和金融投机商;

2.0版本的慈善是捐助者不仅捐助资金,而且贡献时间、精力和脑力,用专业化的方式做慈善,以让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3.0版本的慈善是像盖茨基金会这样的“催化式慈善”,针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如“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用创新的方式,整合科研、生产、金融、政府、国际组织、企业、民间组织等各种资源,使穷人、病人、孩子能够得到“可支付的服务”。3.0版本的慈善方式还包括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共益企业等等。

如果说1.0版本的公益,核心是“捐”(如英国南海泡沫事件的受益者之一托马斯·盖伊捐助了伦敦的盖伊医院);2.0版本的公益,核心是“助”(杜克大学迪斯教授将慈善应定义为“动员和调动私人资源,包括金钱、时间、社会资本和企业家才能,以改善我们生活的世界”);3.0版本的公益,核心是“创”。用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话,就是把解决社会或环境问题的创意转化成产品或服务,参与解决全球问题。

克莱尔·戈迪亚在《伟大的善行:慈善事业如何推动美国经济以及挽救资本主义》 一书中区分了传统慈善和现代慈善。传统慈善只能治标,即减轻苦难的严重性,而现代慈善要以投资来解决根本问题。透过慈善投资的方式,可以摆脱以往的“施舍性质的济贫院方式”,更能突显自由、个人价值以及企业精神。

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家公益也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只是更快地掀开了2.0和3.0的版本。

1999年,胡润准备做“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时,面对的挑战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到这些富豪。“在国外,找到富豪的方法很简单,最富的人应该是捐赠最多的人。比如,比尔·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可是,1999年,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胡润说。当时无论从财产权保护、民营企业自身实力、企业家的公益意识、公益慈善的制度安排等,都很难形成企业家公益浪潮。

仅仅几年之后,2004年,胡润以《欧洲货币》杂志的名义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共同发布了中国慈善家的榜单,上榜的50位企业家在2003年总共捐赠了10.2亿元的现金和物资,最低捐赠额为2000万元。这是对企业家公益的首次总结。

中国的企业家公益在十八大之后快速发展。在2018年表彰的100位改革开放先锋人物中,有20位左右企业家代表,其中民营企业家大约占2/3,如马云、马化腾、王永民、刘永好、李书福、李东生、李彦宏、何享健、张瑞敏、南存辉、柳传志、鲁冠球,他们基本都成立了以个人或企业命名的公益慈善基金会。

《2021胡润慈善榜》指出,来自中国16个城市的39位中国企业家在2020年的捐赠都超过1亿元,共计捐赠301亿元。相比2004年第一次发榜,企业家公益已经蔚为大观。

截至2021年5月20日,中国共有8635家基金会,其中企业基金会大致占1/7,这1000多家企业基金会代表了中国企业家公益的主体。

中国的企业家公益,相比西方有一些突出特点,比如企业家更习惯于“捐”和“助”并行,都自己做,而西方企业家捐助的相当一部分是交由社会专业组织执行。这里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社会化专业组织的实力还不强,所以企业往往是立足自身做公益。

例如,去年11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的民企行动”中外记者见面会,江西正邦集团的林印孙、福建福耀集团的曹德旺、陕西荣民控股集团的史贵禄、宁夏宝丰集团的党彦宝分享了各自的扶贫故事。

他们都是自己在行动,如荣民集团建设了3万多个日光大棚,通过大棚种植让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万多元,研发出117个高产品质的种子,让毛乌素沙漠延伸段北纬40度的广大农民受益,有些新品种还推广到了全国、全世界其他沙漠地带。

中国企业家公益的另一突出特点,是西方历史悠久的基金会多,家族基金会多,“老钱”多,投资于文化艺术多,而中国新兴企业家,新技术公司多,“新钱”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更善于利用技术和平台,快速地、大面积地创造社会价值。

以美团为例。美团是“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国832个原贫困县中,有超过98.4%的县接入美团,线上活跃商户达48万家。2020年,全国原贫困县商户在美团产生了约7亿笔订单、交易金额达348亿元。2013年至2020年的八年间,累计约60万建档立卡贫困骑手在美团实现就业增收,约六成在职贫困美团骑手的月收入在3000~8000元之间,显著高于全国居民2020年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水平(2682元)。

显然,通过科技赋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数字化本地生活行业,本身就是很大的公益。

美团创始人王兴是一个深度思考者,理工男出身,酷爱阅读,非常理性。但他也很感性。2018年4月24日,在福州举行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王兴演讲,说了这么两段理性和感性兼备的话:

“闽南话有句叫:爱拼才会赢,这个精神不但适合创业者,而且也是所有参与数字中国建设者应该具备的精神。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还可以用一句严复先生的话来表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我认为这句话非常精彩,它提醒我们,在不懈追求创新与前进的同时,还应有所持守,不忘初心,要懂得感恩,要积极回馈国家、民族和生养我们的土地与人民。

“多年以前,在我往返于北京和家乡龙岩的时候,经常要经过厦门机场。父亲在一次开车从家里送我去厦门机场的路上,穿过高架桥和隧道的时候,指着窗外的高架桥和隧道,非常自豪地说,这条隧道、这座桥是用他们厂生产的水泥建造的。他当时的语气很平静,但我能深深感受到他话里的自豪。他自豪是因为他参与了国家和家乡的建设,生产水泥,参与到‘要致富、先修路’的过程当中来。2003年年底,当我中断在美国的博士课程回北京创业的时候,我觉得是在回国参与建设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和当年用水泥浇筑高速公路相比,我希望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我们这代人能够真正搭建起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数字中国,打造网络强国,共创美好生活。”

这就是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内心世界。很简单,很单纯,就是希望在新的时代,用他们擅长的技术,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助力实现“中国梦”,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一个充分绽放的自我。

由这一初心来看,王兴在2021年捐出其个人在美团持股的10%,价值近150亿的股票注入公益基金会,像他所欣赏的比尔·盖茨和黑石创始人苏世民一样,推动教育与科研等公益,是水到渠成的事。

王兴不止一次说,作为平台型互联网企业,我们不能仅仅用法律、义务这样的底线来要求自己,而是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构建一家社会企业。

有梦想,有爱心,有前瞻性的对科技改变世界的追求,王兴、黄峥这一代企业家,将给中国的企业家公益带来新的力量和希望。

著名的“罗德奖学金”创始人、戴比尔斯公司创始人塞西尔·约翰·罗兹曾说:“生活中的至高幸福是报效祖国。”这句话曾被苏世民等企业家引用。但如果了解罗兹本人在“扩大不列颠在全世界的统治”、建立从开普敦到开罗的殖民帝国中的先锋角色的话,听起来多少有些不自在。

而从中国当代企业家报效祖国、造福人民的初心和实践来看,他们无愧于阳光下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的称号。他们投身公益也不是“施舍”(Charity),而是“爱人”(Philanthropy),是在感恩时代的基础上,用创新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

对于这样的“创公益”,我们有理由送出掌声,为他们加油!

责任编辑:刘安洋
美团 大企业 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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