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到1970年代初，企业高管们好像表现得那么无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给普通工薪阶层涨工资，而他们自己的平均收入却没有多大变化。而1970年代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初以来，他们又变得那么贪得无厌，疯狂地往自己腰包里塞钱。是什么促使他们的行为出现如此天壤之别的变化？

贫富悬殊是中美两国目前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一部分人变得超富、炫富，而仍有一些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致使仇富心理蔓延。而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经济体，三十年前的美国可并非如此。导致美国前三十年河东、后三十年河西的根本原因，正在于税收制度。

这一系列文章将梳理美国自二战以来至今六十余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全方位剖析美国税收制度如何影响美国的贫富悬殊、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政府债务等方方面面，揭开美国税制导致经济六十年间前后逆转的秘密。

截然不同的两个三十年

美国二战后到今天的六十余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罗斯福新政到1981年的三十多年，第二个阶段从1981年里根上台到今天，也是三十多年。这两个阶段，美国的经济所有制没有明显变化，税收制度却有天壤之别。

在所有制上，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特别是发达国家中，私有经济最彻底的国家。但是，在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危急关头，在强势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新政，使美国在二战以后，经济快速发展，贫富悬殊不断下降，中产阶级迅速壮大。尽管其间还经历了帮助西欧、日本重建，花费巨额资金建立高速公路网等基础设施，又经历韩战、越战，美国联邦政府却奇迹般地把二战积累的、占国民产值超过120%的超高额国债，降低到了非常健康的30%左右。这一系列成就起关键作用的，正是税收制度。

而从里根上台以来至今三十多年，美国从一个在冷战中胜出的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到如今贫富悬殊，民怨四起，深陷经济危机，在和平时期，国债将至二战刚结束时的超高水平。这一系列自毁，问题也正是出在税收制度上。

美国的税收种类不少，有联邦税，州税和市镇等的地方税。其中又分为公司营利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销售税，等等。联邦税的主要税种有公司营利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各州与各地方之间有所不同，大多数也有与此类似的税，还有财产税、销售税等等。自从1913年第16宪法修正案允许联邦政府直接对个人征收所得税以来，美国税收的大头在联邦政府。二战以后，联邦税收中占最大份额的是个人所得税，基本上占联邦财政收入的40%-50%之间。因此，我们就从个人所得税开始说起。

个人所得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工作所得与非工作所得。工作所得不仅是定期支付的工资所得，也包括奖金，股票期权所得，甚至以实物等发放的变相奖金的作价，等等。非工作所得包括利息、股息、已实现的资本增殖等，这些收入都有自成体系的个人所得税率。那么，税收，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怎么影响美国的贫富悬殊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们先从两张图说起。

家庭收入中间值VS.生产率

图1的两条曲线清楚地表明，从1947年到1974年左右，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实际家庭所得税前收入中间值，或者说是中产工薪阶层所得税前的年收入，也基本上同步增长。但从1974年左右到1980年代初，实际家庭收入中间值的增长，开始稍落后于生产率的提高，但差距还不算太大。此后，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的2007年，两者之间的累积差距达到了一百多个百分点。进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直到数据的最后一年，2011年，实际家庭收入中间值一直下降，而同时生产率还是一直上升。

为什么进入金融危机后，实际家庭收入中间值在下降，而生产率却还在上升？直接的原因是，进入金融危机后，公司不断地解雇员工，有幸保住工作的人，就得完成人手减少、却没有相应减少的工作量，所以，生产率还在提高。

而进入金融危机后，一方面，不少员工失去了工资较高的工作，有幸找到新工作的，很多人的工资大不如前。另一方面，正因为保住原有工作的人庆幸自己还有一份工作，公司高管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天价薪酬，以经济危机为理由，给普通员工不涨或很少涨工资，也成了理所当然。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剔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入就不断下降。

结果是，从1947年到2011年，实际家庭收入中间值累积增长低于150%，还不到同时期生产率累积提高超过300%的一半。

美国普查局的另一份报告更表明，妇女占全职员工百分比从1967年的28.8%，增加到2011年的46.3%，男女全职员工几乎平分天下。就是说，1967年以后，更多的家庭是双职工家庭，所以，这期间实际家庭收入中间值的增加，双职工的贡献越来越多。

综合各种因素，很清楚地表明，从1970年代晚期开始到2011年的三十多年，持续提高的生产率，没有给中产阶层带来多少可观的实际收入增长，与1970年代以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那么，1970年代晚期，特别是1980年代初期以来的三十多年，生产率持续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量都到哪儿去了呢？

高管收入飙升

为了弄清楚公司高管薪酬的变化，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不辞繁琐地查阅、整理了从1936年到2005年，将近70年美国一些大型实体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从中整理出以1940、1960和1990三个不同时期为基准的50家最大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公布出来的各种薪酬，比如工资、奖金、股票期权的价值，等等，他们以大量的图表在一篇论文中公布了这些数据。

图2是1936年到2005年，上述50家最大上市实体公司前三名高管的工资、奖金、股票期权价值等年收入的平均值增幅曲线，所得税前年报酬的平均值随年份的变化。这50家最大上市公司以制造业等实体企业为主，后来居上的华尔街大型金融公司很少，也不包括近几年年收入高达天文数字般的几十亿美元的那些对冲基金公司的高管。

这一张变化曲线图呈现出很奇特的现象，从1936年到197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这些大型上市公司的最高层高管，没给自己涨多少薪酬。从图上还可以看出，以2000年的美元基准计算，从1936年到1940年代，他们的收入还有所下降。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初，这些高管们的收入开始增长，而后却急剧增长。从1980年代初到2005年这三十多年中，这些高管们的平均年收入，以2000年的美元计算，从100万美元左右，急剧地增长到750万美元左右，增长了7.5倍，与之前三十多年几乎不涨的平均年收入相比，形成了令人吃惊的反差。

更新的研究表明，2007年美国350家最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薪酬已高达1200万美元，是当年普通工薪阶层年薪酬的350倍。

这两张图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反映了公司高管们的行为变化。从1947年到1970年代初，他们好像表现得那么无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给普通工薪阶层涨工资，增加实际收入，而他们自己的平均收入却没有多大变化。而1970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初以来，他们却又变得那么贪得无厌，疯狂地往自己腰包里塞钱。是什么促使他们的行为有这样天壤之别的变化？

 

 

从91%到28%

在六十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美国的个人所得税，1980年前后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转折。

图3列出了1946年以来，美国几次主要的联邦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变化及其具体的累进税级和税率。这里列出的所得税制度主要针对工作所得。每一个税率所对应的税级数字是这一税率的起点，这一税率所对应的税级终点是下一税率所对应的数字。另外，表中的累进税级和税率适用于单个家庭成员收入或夫妻分开报税的家庭，夫妻联合报税则有所不同。

尽管有些年份有所不同，但是，一般来说，夫妻联合报税，表中每一个税率所对应的税级要增加一倍。以1946年为例，夫妻联合报税时，20%税率适用的范围增加到零美元到4000美元，其余以此类推。

美国近些年有很多讨论税收制度对高管薪酬影响的文章，但几乎都把焦点集中在所得税率上，错过了另一个关键的参数：税级，从而不能解释为什么二战以后三十多年，高管们没有给自身大幅涨工资。实际上，个人所得税制度中的两个参数，税率和税级，都至关重要。

从图3中所列数据可以看出，1946年的最高税率91%和最高税级20万美元，只是到了1964年才有变化，就是说，二战后长达17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没有过显著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91%的最高所得税率只是联邦税，此外，还要缴纳州和市镇的地方所得税，所以，高管年收入如果超过20万美元，超出那部分税后净收入就所剩无几了。换句话说，在1946年的所得税制度下，高管们的税前年收入在20万美元几乎就封顶了。由于这一所得税制度长达17年没有大变化，这20万美元的封顶一封就是17年。那一时期美国掌握经济权力的高管们没有给自身大幅涨工资，看起来那么无私的奥妙，就在这不变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中的税率和税级的协同作用上。

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维持1946年所得税制度不变的这一期间，高管们的实际年收入每年在不断下降。这就是图2中看到的，大公司高管们换算成2000年美元的年收入随年份变化的曲线中，在1940年代有渐渐下行的一段。

在1946年所得税制度还没有改变的1950年代，曲线开始有所回升，那是因为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允许公司给高管们发放一些特殊的公司股票期权。这些股票期权的增值不以图3中所列税率缴纳联邦税，而是按照比91%低得多的长期资本增殖税分别缴纳。但是，1950年的法案同时也规定，公司支付给高管们这种特殊股票期权的增值，不能算成公司经营的成本，而必须以公司税后净利润支付。所以，这种股票期权发放的数量有限，在1946年所得税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形下，大公司高管们也没有因此而年收入显著增长。

到了1964年，所得税制度开始改革，税率普遍下降，最高所得税率也从91%降到了77%，税级却从原来的24级增加了两级到26级，最高税级20万美元没有变化。到1977年改革，主要降低了中下层的所得税率，特别增加了最低收入免征所得税这一级。

里根1981年上台以后，多次给高收入者大幅度减税，最高税率从70%直降到28%，累进税级更是压缩至两级。里根的税制改革广受批评的正是，在富人减税的同时，给下层收入者大幅度增加了税收：1977年开始免征所得税的最低一级的税率大幅度地增加了11-15个百分点，使底层低收入纳税人雪上加霜。

劫贫济富的所得税制度终于建立起来了。里根开了一个极端的头，后续政府很难扭转，此后三十多年，最高所得税率从来没有超过40%。克林顿时期增加了两个累进税级，把最高所得税率调高到39.6%。小布什上任，很快又降回到35%。奥巴马争取了四年多，也只是刚恢复到39.6%。

当最高所得税率降低到这种程度，掌握经济大权的高管们攫取财富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再加上高管们之间无节制地互相攀比，三十多年下来，美国大公司顶级高管每年几千万美元的天价薪酬已司空见惯，几亿美元的也时而有之。

这就是图2所显示的，1980年代中期以后，高管们年平均收入冲天地增长。里根给富人们超大规模的减税使掌握经济大权的高管们成了贪得无厌的魔鬼。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给富人减税的同时，正是美国经济增幅下滑的开始。

什么样的税制更合理？

以上的分析，清楚地回答了什么样的税收制度能使掌握经济权力的高管们，在一个时期看起来那么无私，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那么贪得无厌。当然，产生这两种后果反差极大的税收制度，应该可以说是代表了两个极端，都应该有很大的不当之处。

1946年的税收制度延续了美国在大萧条末期和二战期间那些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由强势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建立起来的税收制度，这些税收制度普遍提高了各种联邦税收，其中个人所得税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多达24级的税级和高达91%的顶层所得税率。

在这样的所得税制度下，一方面，由于累进级数多，普通工薪阶层和小业主的税率不会太高；另一方面，由于最高税率足够高，过度聚敛财富被制止了，天价高管也不会有了，因为超过最高累进等级的收入，在91%的联邦所得税率下，再加上一些州和地方市镇的所得税，拿到个人口袋里的净收入，已经所剩无几了，那些掌握经济大权的高管们也就没有积极性攫取天价薪酬了。

可是，这么好的所得税制度后来为什么成了迫使掌握经济权力的高管们在一个时期看起来那么无私的极端税收制度呢？关键在于这种所得税制度没有随着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而适当调整。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的收入同步增长。但是，1946年的所得税制度却延用了17年没有变化，高达91%的顶层所得税率和20万美元的顶层税级都延用了17年没有改变，造成那些掌握经济大权的高管们那么长时间，收入没有上涨的空间。这个时期他们看起来那么无私是被1946年的所得税制度逼出来的。

也正是如此，大量的财富被投入再生产，一定程度上，铸造了战后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

尽管如此，本文并不是提倡，富人税越高越好。

1964年开始到1981年里根上台之前，顶层所得税率和税级都作了适当的调整，特别是顶层所得税率从91%下调到70%，给掌握经济大权的高管们留下了薪酬上涨的空间。这期间，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稍慢于生产率的增长，使得高管们的薪酬也有了适当的增长空间。因此，这一时期的所得税制度，看起来对社会中的各阶层，都更合理。

可惜好景不长，里根1981年上台以后，美国联邦所得税制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使掌握经济大权的人们变得更加贪得无厌。使美国一步步形成了“占领华尔街”中所体现的，1%富人与99%普通公众对立的社会格局。

以上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财富初级分配的悬殊，不是像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掌握经济权力的人们在决定。当存在合适的税收制度使得掌握经济权力的人们不能过度攫取财富的时候，工薪阶层的劳动所得就会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而当不好的税收制度使得掌握经济权力的人们能够不受节制地聚敛财富的时候，工薪阶层的劳动所得就会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甚至长期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