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是全世界出版人心中的“麦加”，每年10月，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出版人都会相约来到法兰克福书展“朝拜”，一起分析出版的趋势，交流出版的经验，洽谈版权的交易，策划全球畅销的选题，更重要的是来体验一种职业的荣耀与尊严。我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还是在1992年，那时我是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书展恢弘的规模令我兴奋，大公司的展位个性鲜明，好书目不暇接，吸引我一个个场馆、一个个展位驻足留连，细细观摩，五天下来一双新皮鞋的后跟竟然磨掉了大半。从那以后，每隔二三年我就要去参加一次法兰克福书展，从那里汲取出版的营养，充实自己的头脑，细细算来，我曾先后参加过六次法兰克福书展了。但是，前几次参加书展尤其是第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沉重的，法兰克福书展分明是西方出版人的国际俱乐部，东方出版人的地位十分边缘，版权贸易几乎是单向的，在书展上高谈阔论、展示形象的也都是西方出版人，中国出版人似乎仅有顶礼膜拜的份。

这一次，2009年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给我的则是另一番景象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说来，法兰克福书展较往年来说要冷清了许多，以前八号馆（英美馆）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情形消失了。据我的估测，八号馆里高峰时期的人流至少比以往少了二成。不仅如此，一圈逛下来，失望的情绪不时冒出，过去那些令人艳羡的展位失色许多，大家新作难以寻觅，至于风靡全球、多语种、多版本的超级畅销书好像确如有的同志所说仅是丹·布朗的《失落的符号》一种。不过，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也有亮点，那就是中国举办了一次精彩、成功、圆满的主宾国活动。任何一位走进中国主题馆的人都会受到冲击和震撼，唤起对文化的崇敬和热爱；600多项文化交流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和出版的无穷魅力和活力；2417项版权输出合同则标志着中国出版业开始大步走入世界舞台。全世界的出版商也似乎开始重视中国的题材。即使在八号馆内，英美各大出版巨头也都在中国概念上下了功夫。培生集团下属的企鹅出版公司在其展场的灯箱墙内把包括《狼图腾》、《色·戒》在内的20多种英文版的中国作家作品的封面整整齐齐排开，将正中央大红色的“China”烘托得分外夺目；而圣智出版集团则将与我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的两个系列——“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和“上海系列”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并配上了大幅的广告。在五号馆浏览时，我也惊奇地发现许多意大利、西班牙出版商的摊位也有中国题材的图书。就连已宣布破产出售的意大利著名的美术出版社White Star的展场内，我也发现在其陈列的几十种大型艺术画册中，竟然有三种同样叫《中国》的不同画册。漫步在法兰克福书展，不时听到有人在议论，是中国的主宾国活动给这届法兰克福书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中国出版人的脸上也都是喜气洋洋的，充满着自豪感。

然而，对我来说，最值得自豪的是，2009年10月14日下午，我们成功地在法兰克福书展外的玛丽蒂姆酒店举办了一场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1978—2008）”的大型论坛，奏响了“中国模式”的乐章。包括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菲尔普斯，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阿塔·侯赛因，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何梦笔，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在内的中外政要和著名经济学家在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讲。这个论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推崇的“华盛顿共识”并非解决一切发展道路问题的灵丹妙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事实上，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的道路，值得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学习与借鉴，中国经验对于丰富世界经济繁荣的路径和理论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个论坛的召开缘自我们于2008年底出版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研究丛书”。事情还得从2006年说起。那年8月，为庆贺“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20周年，并继续出版好这套丛书，我们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举行了由丛书作者参加的大型出版座谈会。林毅夫、樊纲、张维迎、盛洪、史正富、陈琦伟、史晋川、洪银兴、贝多广、王新奎、蔡昉、袁志刚等50多位当年的莘莘学子如今的大牌经济学家，均从世界各个城市和各种繁忙的活动中抽身而出，来到上海参加为这套曾经寄寓他们早年青春热血与梦想的丛书所举办的座谈会。会上，大家回顾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一致认为，总结这段历史，揭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乃至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是今天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机会和责任。史正富、陈琦伟、林毅夫、张维迎等建议我们组织策划一套丛书系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模式，众多的与会者均表示了参与这套丛书的意愿。我欣然接受了大家的这一建议。

会后，经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商量，我提出了“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出版工程”的初步计划，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组织实施。史正富教授还筹集了500万元的资金，用于支持这个研究与出版工程。之后，我们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为保证“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出版工程”的质量，决定成立学术指导委员会暨丛书编辑委员会，负责特约研究员选聘、研究过程指导咨询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控制等工作。经广泛征求意见，2006年底学术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林毅夫、樊纲、史正富、洪银兴等13位经济学家和我组成了学术指导委员会，由史正富任主任。二是对“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出版工程”的课题作了细致的规划，拟定了《课题指南》，设计了15项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课题，涉及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制度创新与经济改革、公共部门与政府体制、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金融创新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市场体系与经济发展、企业改革与产业调整等，此外，还确定了课题资助办法和拨款方式，课题的申请、评审与验收流程等。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为保证建立一支一流水平的研究团队，我们于2007年上半年开始面向海内外优秀华人学者公开进行研究项目和书稿招标，引起了学界和业内普遍关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有来自海内外数十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学者参与了该项目的投标。学术指导委员会负责了课题申请书的遴选和评定工作，经反复筛选和论证，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近30位经济学家承担了15项重大课题的研究和写作任务。2007年7月28日，“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出版工程”课题中标发布会隆重举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与中标的特约研究员签订了研究和写作合同。

2008年4月，初步的研究成果即初稿出来后，学术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了项目中期评审会议，除全体学术指导委员会成员、特约研究员外，还邀请了央行副行长易纲、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等一批经济学家，对中期研究成果进行评估。会上专家们对每项课题成果逐一进行严格的评审，课题研究员当场回应质疑，进行答辩。此后，每个项目的特邀研究员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到八九月份形成定稿。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我们对书稿均采用匿名评审的方式，每个课题至少经过3位专家评审，并撰写反馈意见，其中有部书稿先后重复评审了3次。书稿由我们集团所属的格致出版社负责出版，书稿到后，该社全体人员同心协力，全力以赴，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于12月份将14种图书一次性推出，获得了学界和业内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学术质量最高的丛书之一。我也亲自参加了此套丛书的决审工作，处理一些疑难问题。

2007年11月，我率团访问美国，深入考察美国数字出版发展情况。在与美国各大出版集团交流时，我特地向他们介绍了“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出版工程”，并寻求合作出版英文版的可能。几乎所有我造访的出版企业都对这一工程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美国圣智学习出版集团CEO罗纳德·邓恩先生向我提出，愿意将“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英文版列入圣智集团的著名品牌“Gale”出版。Gale是世界领先的针对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著名学术品牌，以其准确和权威的参考资料出版物享誉全球。2008年10月，我们与圣智学习出版集团正式签约，共同商定于2009年10月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向全球推出“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英文版，并配合英文版的发行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召开一个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参加的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学术研讨会。

2009年2月，在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汇报了“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英文版）的情况和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举办学术出版座谈会的想法，立即得到了邬书林副署长和张福海司长的充分肯定，并建议我们认真地策划会议的主题，提高会议的规格，举办一个高水准的国际论坛，奏响“中国模式”的乐章。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意见，我们在邀请高水平的中外经济学家作为演讲嘉宾的同时，认真地策划论坛的主题，希望贴进西方学术界的敏感神经，解读中国经济成长的内在规律。

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至2008年平均9.8%的增长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和进步，为全世界所瞩目，以至于“中国奇迹”已经被全球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同。20年前，柏林墙塌、苏联解体后，美国学者佛朗西斯·福山曾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他那本闻名全球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认为西方模式战胜了最后的对手苏联模式，从此所有的国家将不容选择地走上“西方之路”。中国的奇迹无疑颠覆了福山的结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的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国模式”，有的还试图为中国的发展画出一个“路线图”。西方主流媒体把中国的奇迹归结于廉价的劳动力、外资的推动、出口的拉动，以及威权政府，意在否定“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用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由此鼓吹在中国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西方政治学家普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信仰，只要经济发展催生中产阶级，中国的政治体制必然回归西方的自由民主法制。他们认为，“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的民主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我们的不少经济学家虽然看到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实验和创新，但却把它归诸于经济转型时期的过渡做法，认为中国的发展最终会走向“华盛顿共识”。

由此看来，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模式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开始具有了世界的意义。但是，在我看来，中国奇迹的发生并不像上述几种解释所说的那样，而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逻辑，值得在更高的层面上加以认真的探讨。于是，在与史正富教授商量之后，我们把论坛的主题定为“解释中国奇迹之谜”，因为新的历史已经开启。我们把设想转达给应邀出席论坛的各位演讲嘉宾，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这些大牌的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地准备他们在论坛上的演讲。在法兰克福的玛丽蒂姆酒店，临演讲前，我们看到菲尔普斯教授、侯赛因教授还在修改他们的演讲稿，力求至真。

论坛举行的那天，200多位中外嘉宾出席了会议，除了柳斌杰和施罗德外，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中国驻德大使吴红波、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等政要也前来参加会议。柳斌杰署长和施罗德前总理先后在会上致词，阐述了他们对中国奇迹的理解，获得了与会经济学家的共鸣。尤其是施罗德前总理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中国近年来的进步，高度认同中国和欧盟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认为强大的欧洲不应该把强大的中国当作对手，而应该当作伙伴。施罗德还称赞中国政府在政治、外交上的务实态度，指出这种态度使中国在包括缓和台海矛盾等许多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大家都认为，这是欧洲政治家近期关于中欧关系最具积极意义的重要讲话。

6位经济学家在演讲中则运用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总结了中国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揭示“中国奇迹”发生的内在原因；同时，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以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菲尔普斯教授从西方伦理学的基本命题——人类追求幸福出发，阐述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深刻意义，充分肯定了中国自经济改革以来创新的不断涌流，并建议中国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进一步解放创造体制条件。

林毅夫教授以发展经济学的前沿视角分析了“中国奇迹”的成功之道。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既纠正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激进跨越，又避免了东欧一些转轨国家的经济休克。中国依据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渐进推动产业升级。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张不同，中国政府在此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试图总结出基于中国和若干东亚国家发展经验的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并为经济学理论本身做出贡献。

作为60年代曾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在中国工作过的著名经济学家，侯赛因教授既总结和赞扬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成就，又对中国完成现代化的必要步骤以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何梦笔教授则从社会心理建构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人的价值观进行了饶有兴味的独到分析。他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文化具有一种极其独特的长远眼光，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怀着一种乐观精神，而这便意味着大胆尝试与创新的勇气。

史正富教授从中国地方政府作为改革主体的角色出发，分析了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及其独特道路，指出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在于改革治理的三元结构与三维的市场经济。

陈平教授尖锐地指出现有的认识框架都无法恰当地解释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中国实践以其充沛的生命力与突破陈规的发展路径，为人类经验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向人类的自我认识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在于：一是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于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二是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远超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三是政府和企业发现，市场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战略主宰；四是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五是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

论坛的气氛非常活跃，专家之间以及专家与听众之间展开了有效的互动。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特地从瑞士赶来参加论坛，并提出了“中国式学习、创新路径”的问题与演讲嘉宾一起讨论。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周明伟告诉我，会后著名主持人杨澜问及林毅夫教授对这次论坛的评价，林毅夫说到，这是一场很有水准的论坛。

这场高层次、高水准的论坛受到了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引起共鸣，CCTV-1“新闻联播”、CCTV-4“中国新闻”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论坛新闻，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都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凤凰中文台不仅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会议新闻，还对参加论坛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专题采访和报道；德国最有影响的明镜周刊集团旗下的《经理人》杂志第一时间发表了评论；德国的《证券报》、意大利的《经济日报》也分别就此对我作了专访。论坛结束后的第四天，我们在互联网上用谷歌的搜索引擎打入“法兰克福书展中外经济学家论坛”主题词，竟然得到了6670条信息反馈，可见论坛的影响之大。

成功举办了这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坛后，我不由自主地想说说“西方模式”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状况。人们都不否认，西方走向现代化的模式是人类伟大而成功的探索之一，但是西方模式毕竟是在西方的历史、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有着它自身的局限性，盲目地移植会带来诸多的不良反应。张维为教授曾经走访过100多个国家，他告诉我，至今他还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执行“华盛顿共识”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西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的“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原因。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一直被西方赞美为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但它离现代化的目标依然是那么遥远，4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寿命只有40多岁。俄罗斯相信了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大爆炸理论”，推行“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使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了20年。

西方否定“中国模式”的最重要依据在于，中国是非民主国家。其实，他们错了。对待民主的基本认同，我们和他们一样，也认为民主政治虽然并不是最好的政治体制，但却是人类社会目前所能发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问题在于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实现了真正理想上的民主政治，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进入困境，不能履行它在逻辑上应该履行的功能，至于那种“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的狭隘、僵化的民主观当然更不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中国人需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政府一直在通过渐进而深入的方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定会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我们肯定“中国模式”，并不是说中国的发展已经尽善尽美。事实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需要认真地加以解决。例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难以发育起来；某些体制改革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腐败滋生；我们在生态、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均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还可以列举更多。在这次论坛上，阿塔·侯赛因教授专门就中国今后十年至二十年所面临的急迫解决的诸如社保体系、流动人口、教育卫生、生态环境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加以改进。“中国模式”需要在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提升。

当今世界，“中国模式”显然还演变成了一个事关改写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伟大事业，所以它在某些西方人眼里总是看不顺眼，这也不是，那也不好。但是，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其《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针对西方人士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所言：“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他甚至还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他不懂得跳高。他走得蹒跚，姿势笨拙。但他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情，比所有以前跳高的人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由此说来，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要求我们总结“中国模式”，历史更要求我们谱写“中国模式”新的篇章。这就是我参加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的感想。

原载《文汇报》2009年11月22日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出版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