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上海静安区共和新路、洛川东路路口的闸北公园，建成于1946年，公园内植被茂盛、古色古香，因曾是原闸北区唯一的公园，故成为市民休憩娱乐、观赏游玩的重要场所。

共和亭郁郁葱葱

在闸北公园的深处，背靠共和新路，矗立着一座名为“共和”的石亭。亭子位于幽静的小径尽头，被周围郁郁葱葱的树木环绕，亭子旁边立着一块石头，上书“共和亭”三字，颇有历史渊源。当笔者走进亭子，仿佛开启了一扇历史的记忆之门，一段尘封的过往向世人徐徐展开。

共和亭。

这个亭子，与民革息息相关。为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在民革上海市委会及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民革市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和亭”揭牌仪式于2009年5月22日举行。“共和”二字由时任民革上海市委会主委高小玫亲笔题写，意义深长。一是旨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终生秉持和奉行的“共和”理念，孙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他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明确表示：“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他亦是为了民主共和奔走一生。二是为了纪念中共和民革的前辈并肩作战、英勇就义的事迹。抗战胜利后，中共和民革前辈为了上海解放持续奋战在第一线，发起了京沪暴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不幸就义于闸北公园，虽没能见到黎明，但英雄们的心连到了一起，血汇聚到了一起，他们的精神和信念永远值得后学铭记。

在共和亭挂牌之前，时任民革上海市委会副主委李世耀亲自带队赴公园各处考察，经过反复研究，最终选定闸北公园内，靠近共和新路的这个位置。如今，历经岁月的洗礼，“共和亭”更显风华。

宋教仁墓和宋教仁

走进闸北公园，可以看到西首龙柏、玉兰环立，庄严肃穆，中立一座高耸的宋教仁全身坐像。雕像上的宋先生颔首沉思，栩栩如生，雕像下阳篆章太炎手书“渔父”二字，其时于右任为其撰书刻铭。雕像旁是宋教仁墓，1914年6月，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同盟会和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宋教仁长眠于此。因此闸北公园也被称为“宋公园”。

宋教仁墓。

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父，湖南常德市桃源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20世纪初，宋教仁致力于推动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并坚定维护民主宪政的革命理念。1903年至1904年间，他结识黄兴，成为其挚友，并与其共同筹创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政治纲领的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宋任副会长。1904年至1905年间，宋教仁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西方政治，在此期间，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俄国制度要览》等政法著作，对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了系统认识，并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并支持其成立中国同盟会，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还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会刊《民报》。1910年底，宋教仁自日回沪，以“渔父”为笔名担任《民立报》主笔，以笔为剑、以墨为锋，写下大量革命评论。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宋教仁支持孙中山于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制定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游说各地，“所至欢迎，大有倾倒一时之概”，使国民党在预定的七百席中，获得392席，取得多数席位。1913年3月，国会选举接近尾声，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就在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同年3月20日22时45分，他在上海火车站遭遇刺杀，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作为辛亥先贤，宋教仁跟随孙中山先生开展辛亥革命，他一生坚守的民主宪政，是反对专制统治的有力武器，他为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孙中山为其作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章太炎对宋教仁的为人及才能也极为推崇，“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他的生命虽然止步于31岁，但他的法治思想和奉献精神，在中国民主斗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世人永志怀念。

长使英雄泪满襟

早春的闸北公园乍暖还寒，园中繁花已经次第盛开。这里也曾是上海解放前夕最大也是最后一处中共和民革的革命先驱舍生取义的殉难地。

郁郁葱葱的闸北公园。

1949年5月，就在新中国的曙光即将照耀到上海的至暗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闸北公园（时称宋公园）杀害了43位革命者。其中包括参与“京沪暴动”的3位革命英烈：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孟是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吴、肖两位是与地下民革联系工作的共产党员。“京沪暴动”案是中共领导下当时沪宁地下民革组织为迎接解放军渡江策动的一次起义。

1948年，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后，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会）在沪正式成立，王葆真任主任委员兼管南京民革工作。临工会另设民革南京分会，以孟士衡为主任委员，孟士衡经常来上海联系工作，接受王葆真的领导。南京方面的负责同志还有夏奉瑛、刘海亭、马广运、吴士文、肖俭魁等。“京沪暴动案”是在中共领导下和沪宁地下民革组织领导人王葆真的策划下进行的。1949年2月5日，民革南京分会在吴士文家中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拟定了6项作战计划。上海方面亦积极准备，配合行动。

计划拟定后，正待机行动，并由中共地下党员吴士文（参加民革工作）过长江和人民解放军江淮军区联系。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地下民革组织因吴士文寓所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而被破坏，民革沪宁两地的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纷纷被捕。在上海方面被捕的有王葆真、孟士衡、许卜五、吴荣、张克强等10余人（上海地下民革临工会16名委员中，被捕者8人）。南京方面被捕的有刘海亭、夏奉琪（女）、马广运、吴士文、肖俭魁等10余人。肖俭魁系中共地下党员，他所在的国民党宪兵团通讯连中下级军官和士兵10余人也被株连扣押。

在南京监狱里，国民党特务对临工会南京方面负责同志刘海亭、马广运等人施以电刑、老虎凳等酷刑，但他们毫不屈服，始终不吐口供。刘海亭还提出抗议：“我是警察局局长，你们为什么要乱抓人？”敌人为千方百计地找寻人证，将孟士衡一度押至南京，与刘海亭、马广运对质。敌人问孟士衡：“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孟士衡神色不变，从容答道：“我不认识他们，不知他们叫什么名字。”敌人又问：“你们是什么关系？”孟士衡说：“根本不认识，毫无关系。”由于查不出证据，刘海亭和马广运两人乃幸免于难。

1949年5月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汤恩伯批准，将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下午3时临刑前，他们沿途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孟士衡从容执笔，写下了最后的遗嘱：“秦秀卿贤妻鉴：我为革命而成仁，死无遗憾。结婚七载，诸多负汝，尚请鉴谅。汝可改嫁，善自珍重。”写完掷笔，英勇就义。据《新闻报》1949年5月10日载称，“孟士衡、吴士文各中三枪毙命，肖俭魁中四枪气绝”，可见死事之烈。烈士英名，永垂不朽！

同样在1949年5月，上海闸北公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宋公园惨案”。在一阵乱枪声中，16位中共地下党员倒在了血泊中，他们都死于蒋介石手下特务头子毛森下令的枪杀。牺牲者中包括一对革命伉俪——陈尔晋和王曼霞。

王曼霞生于1913年，是安徽富商之女，受过良好教育。1931年，她前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求学，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毕业后，她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高级女特工。1937年，王曼霞接受任务赴长沙，在那里她认识了陈尔晋。陈尔晋生于1911年，父亲是官宦家庭出身，希望他成为科学家。然而，他志在定国安邦，在18岁时考入黄埔军校，成为一名国民党将领。1937年南京沦陷后，陈尔晋撤离调防长沙。在长沙，他与王曼霞相识，二人结成伉俪。王曼霞在这段婚姻中，逐步让丈夫了解共产党的理念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解放战争爆发。1949年初，陈尔晋原是国民党国防部第四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任中共地下市委书记，计划策动国民党第四兵团和三军守军起义。然而，计划败露，陈尔晋夫妇被捕。王曼霞在狱中遭受严刑，拒绝投降。最终，毛森下令，在宋公园枪杀了陈尔晋夫妇等16人。

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陈尔晋、王曼霞等43名英勇就义于闸北公园（宋公园）的革命者，都被杀害于上海解放的前夜，正是因为像他们这样无数革命者的英勇牺牲，才换来新中国的曙光。

不论是长眠于闸北公园的宋教仁先生，抑或是在此处殉难的中共和民革前辈们，他们都为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而陨落。共和亭的矗立，再次让世人回忆起中共与民革那段携手并进、风雨同舟、坚守共和、解放上海的不朽历程，让世人永远不会忘记那段波澜壮阔的过去。

（作者 章戎，系民革上海市委会调研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