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何其艰难、经验何其宝贵、精神何其崇高！”这是今年已84岁高龄的民革老党员吴西林，在接受采访时对百余年前从上海出发、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道路的爱国青年们的评价。吴西林的父亲、上海民革前辈吴琪，正是其中一员。他不仅参与了国共两党旅法组织的筹建，还先后担任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巴黎支部书记、中国国民党巴黎支部负责人。

1919年3月17日，89名青年背着厚重的行囊从上海北外滩汇山码头乘船出发，由海路赴法。这是那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第一批青年，26岁的毛泽东也第一次（此后还有两次）出现在码头送行的人群中。

百年后的今天，黄浦江畔涛声依旧，微风轻拂着位于秦皇岛路32号的“留法勤工俭学出发地”（码头旧址，现为秦皇岛路游船码头）。从靠近公平路码头的滨江最佳观景点一眼望去，江面上有一个红色的浮筒，它曾见证过一个世纪前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勤工俭学学生为寻求救国之道踏上“启航之旅”的情景。

部分勤工俭学学生赴法乘坐的法轮“宝勒加”号。

在周恩来的影响下踏上“正途”

“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从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吴琪（字惊向，江苏宜兴人，其父吴志仁为同盟会会员）作为留法江苏学生会负责人，和其他共20批、总计1600余名勤工俭学学生一起，怀着寻求救国之道的坚定信念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强烈愿望，在上海乘船，踏上了人生的全新旅途。

留法学生中有不少在国内参加过“五四”运动，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爱国主义思想普遍有所提高。“让积贫积弱的中国富强起来”，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同时，这些旅法青年年龄普遍都在二十岁上下，认知和分析能力都有限。来到欧洲后，面对各种学说、各种报章书刊，中国学生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有的信仰国家主义，等等，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好在，其中有像周恩来这样关注世界新潮流、探索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同志在。1920年到法国后，周恩来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在同学中宣传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批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乌托邦”思想，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陈乔年和陈延年两兄弟（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经周恩来的耐心帮助，最终转变了思想观念，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旅法革命团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至1921年初，中共旅法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与此同时，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向警予等建立起各类革命团体。吴琪与这些中共早期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三次运动：2月28日，400余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的领导下，到中国驻法使馆（北洋政府）请愿；7月，在周恩来、李立三的发动下，300余名勤工俭学学生参加拒款大会，抗议北洋政府向法国秘密借款（此借款，名义上是救灾，其实是用于购买军火等，借款条件是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川滇粤桂铁路建筑权、采矿权、全国实业购料权作交换）；9月，120名勤工俭学学生，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带领，发动“争取回里昂大学”运动。吴琪作为旅法学生的代表（共5人），参加了与时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的面谈。

有了这三次政治运动的经历，为吴琪第二年参加“旅法少年共产党”奠定了基础。1922年6月，吴琪与周恩来、李维汉等一起在巴黎郊外的巴杭特波尤涅森林集会，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成立，会议推选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为主要领导人，其中赵世炎任书记，吴琪任巴黎支部书记。

在邓榕（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两次提到吴琪：

当年的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吴琪回忆道：“我所接触的同学中，年纪最轻的要算邓小平同志。1922年下半年，我在巴黎郊区皮浪哥饭店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他年龄虽轻，却很老练，才气横溢，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说话爽直，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时过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切仍印在我的脑海中。”

另一次：

1925年10月25日，法国情报员报告：“昨天（即10月24日）20点至21点30分，在伊希-莫利诺市（Issy-les-Moulineaux）夏尔洛街（Rue Charlot）一家咖啡餐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25人参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吴琪宣读了共产主义教育课，并指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

同年底，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因旅法青年发展到了比利时、德国、瑞士等国，“旅法”二字已不适应）正式宣告成立，旅欧党团组织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

1922年8月1日，旅欧团组织创办《少年》月刊。图为《少年》第二期和第三号。

吴琪的好友王京歧，同样在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但因参与“拒款运动”和“争取回里昂大学运动”被遣返回国，这使得他科学救国的理想破灭了，进而让他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1922年，王京歧在受命重回法国担任国民党法国里昂通讯处筹备员之际，专程到上海向孙中山先生汇报工作，先生在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党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接待时作出指示：“联络同志，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王京歧到巴黎后即与周恩来商讨，并在巴黎第五区巴黎大学附近一家旅馆内设立筹备处。3个月后，已有100多人相继参加。成立大会上，公推王京歧、周恩来、李富春、张星舟、习文德、曹德三等为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成立后，吴琪大力支持王京歧的工作，出任中国国民党巴黎支部负责人。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改组国民党发表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以谢持、邹鲁、居正、张继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后来的“西山会议派”）明确表示反对。这股逆流很快就吹到了西欧，中国国民党巴黎总支部内张星舟、习文德、曹德三等起而响应，开始自立“门户”、搞不团结。此时，周恩来和李富春已先后回国，吴琪再一次坚定地站在王京歧一边，与“西山会议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革命的烈火硝烟中留取丹心

1926年，吴琪回国参加北伐，同周恩来同志一起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7月，吴琪又随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一起到前线，并担任《革命军日报》随军总编辑。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吴琪在南京利用自己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营救了张曙时（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毛啸岭等20多位同志。

全民族抗战时期，吴琪在沪杭线一带配合地方政府救助伤兵和难民数十万人，功绩显著，获得国民党政府特别嘉奖。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桂公路，吴琪又参加了战时服务团，被派往云南马龙县，抢救伤员和难民，做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

作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吴琪与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关系密切，曾共事多年，1949年后也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56年，在邵力子的关心下，吴琪在上海正式参加民革组织。其实早在上海解放初期，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函示，原拟安排吴琪负责组建成立“上海人民政府交际处”，但吴琪因身患肺结核无法承担此项工作。待身体稍事恢复后，吴琪以其本人专长，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委员，从事征集革命文物工作。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2月，吴琪在山西省太原市的物资仓库内找到了一方玉玺，经鉴定为太平天国洪秀全所用玉玺，最终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藏品。吴琪晚年在上海市文史馆工作，直至1980年病逝。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聘请吴琪为筹备委员会召集人。

吴琪生前曾向其子吴西林留下遗言：因自己在淞沪抗战中立过功、受过伤、流过血，故希望身后葬于松江的九峰三泖之间，可谓“碧血洒松江，丹心照汗青”。

纵观民革前辈吴琪的这一生，旅法时期的经历对他的一生有重大影响，他先后担任过国共两党巴黎支部的负责人，并且在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影响下，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正确、事实上经过历史考验也被证明了正确的道路。他坚定不移地与“西山会议派”等反革命势力作斗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在上海始发、统一战线在革命斗争中的法宝作用。

当年的汇山码头早已不复存在，如今黄浦江两岸灯火璀璨；当行人途经“留法勤工俭学出发地”时，滔滔不绝的黄浦江水拍击着堤岸，仿佛是在提醒今人：擦亮“红色”底色，感受历史中的故事、故事中的细节、细节中的精神，永葆初心、永担使命。

（作者金鑫，系民革上海市委会理论文史委主任助理、民革上海市委会宣传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