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今世界，开放并未突然终结，但其内涵正经历深刻重塑——关税手段再度被启用，技术出口、资本流动与产业投资的边界日益收紧，“安全优先”逐步取代“效率优先”，成为各国政策制定的突出逻辑。全球化联系并未如预期那样自然催生稳定，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凸显并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结构的脆弱性。

这种对开放的不安并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内部，围绕全球化的分歧也在不断加深。跨国资本与高端产业持续从全球体系中获利，但制造业外迁、就业岗位流失与产业空心化的压力，却集中落在了特定地区与社会群体身上。当开放带来的红利无法通过制度有效调节与再分配时，它便不再被普遍视为“共同机遇”，而越来越被当做是一种系统性风险。

在IPP第23期“明远讲坛”上，德国卡塞尔大学全球化与政治学荣誉教授克里斯托弗·谢乐（Christoph Scherrer）作了题为“和平经济相互依存的错误认知”的专题讲座。其将讨论的重心，放在一个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刻意回避的问题上——权力。在他看来，围绕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国家崛起受阻以及当下地缘政治冲突的诸多讨论，往往停留在意识形态或政策层面，却忽视了与国家权力、战争之间的深层关联。

本文由IPP评论根据克里斯托弗·谢乐讲授的演讲整理而成，观察者网转载，供各位读者参考。

克里斯托弗·谢乐

【演讲/克里斯托弗·谢乐】

一、被忽视的重要维度：权力

今天我想“批判”一下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对其长期刻意回避“权力”这一维度的反思。我将首先从一位思想家谈起：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李嘉图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假设若干国家在起点时的发展水平是相同的，但它们选择了不同的专业化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的发展轨迹会出现分化——有的国家会变得更加强大，而另一些国家则会相对落后。

大卫·李嘉图及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这部书于1817年首次出版，书中明确提出了比较优势原理，证明国家都能通过自由贸易获利。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种分化并非偶然，而是与两个关键因素密切相关：第一，是学习曲线与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第二，是不同产业所带来的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更具体地说，一个国家在某一产业中的学习速度、规模扩张能力，以及该产业是否能够产生广泛的技术溢出和知识扩散，都会深刻影响其长期发展潜力。

一个常用的例子是：葡萄牙专注于葡萄酒生产。但这一产业本身的外部效应较弱——也就是说，即便葡萄牙在这一领域做得再好，其技术和知识也很难快速扩散到其他产业部门。而与之相对，英国专注于纺织业。纺织业在当时具有更强的外部效应：它推动了机械化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对精密机械的需求，最终为高精度武器和枪械的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

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葡萄酒”或“纺织品”本身，而在于一个国家所选择的专业化领域，是否能够不断催生新的知识，并迅速扩散到其他相关领域。这种扩散能力，往往会更早地形成创新集群，从而在长期拉开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如果仅从这里停下来，这一分析似乎仍然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解释。然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

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这种专业化选择不仅具有经济后果，也具有深刻的军事和权力后果。如果我们回顾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就会发现：战争本身往往是技术创新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而那些在特定关键产业上实现深度专业化的国家，往往能够在技术上率先取得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军事能力和国家权力。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开启数字化技术的专业发展，这使得战后，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得以成为其全球权力的重要基石。

二、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

如果说前面的讨论仍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思想实验，那么接下来就有必要转向历史本身，看看资本主义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展开的。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早已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个温和、渐进的过程，而是伴随着血腥和暴力。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也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强行施加到全球各地区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内在冲动：它必须不断扩展市场，否则就无法维系自身的增长逻辑。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单位成本的下降，而单位成本的下降又直接转化为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跨国扩张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

比如，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早期发展，就围绕着若干关键的交通与物流枢纽展开。德国也曾长期处于碎片化的政治状态，直到它首先消除了内部的贸易壁垒，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才最终完成国家统一。资本主义对规模的追求，本身就蕴含着向外扩张的动力。

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只是意味着扩张和增长，它同样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一部分国家希望通过追赶实现地位上升，而另一部分国家则致力于维持既有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追赶型国家往往会诉诸关税壁垒、资本管制等手段，以保护自身的产业与技术能力；而领先国家，则通过垄断来维持自身地位。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在我的祖国德国，垄断现象并不像在美国那样突出；而美国则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网络型垄断结构。由此带来的利润差异极为显著：美国的平台型企业可以实现高达50%的利润率，而德国那些经营良好的制造业企业，往往只满足于5%左右的销售利润率。

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关税工具确实有所削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贸易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制度推进。但与此同时，用于保护技术领先国家的新型工具却在不断强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被正式纳入WTO框架之中，表面上看是为了鼓励创新，但实际上，它对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能力设置了明确的制度性限制。

此外，当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走出来，进入工业化进程时，往往会首先进入那些其他国家也很容易进入的产业领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服装产业以及类似的轻工业部门。这些行业的共同特征是：对技能要求相对较低、市场准入门槛不高。但正因为进入门槛低，竞争也异常激烈，结果便是利润空间极低。

“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通过承接从美国和日本转移出来的纺织、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早期的经济起飞。纺织业作为这一时期共同的支柱产业，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转型。图为1970年代的香港南丰纱厂。

因此，对追赶型国家而言，一种常见的发展策略，就是通过经常账户顺差来积累资本和外汇。然而，这种策略本身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约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长期维持顺差——只要没有外星人来购买地球的产品，那么在全球范围内，顺差必然意味着他国的逆差——这在结构上是不可能对所有国家同时成立的。

正因如此，领先国家便发展出了一系列用于维持地位的机制，就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种机制并不只存在于工业与技术领域。在农业领域，欧洲国家以及美国，也长期对自身市场实行高度保护。在欧洲，这种农业保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后果。战争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一旦民众陷入饥饿，社会就会变得极不稳定。因此，欧洲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必须确保粮食自给，从而维护国家与区域的基本安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发展出了以保障主权与安全为目标的欧洲共同农业政策。

三、金融化时代的开放

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后，领先国家的优势和权力则开始更多地通过金融与制度层面体现出来。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富裕国家凭借其金融优势，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开放。这种开放并非对称进行，而是以资本、金融和制度规则为杠杆，对其他国家施加结构性压力。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会轻易被这种力量所撼动。一些国家表现出更强的抵抗能力——比如中国。然而，对更多国家而言，尤其是那些制度基础本身较为脆弱的国家，这种压力往往会转化为剧烈冲击。

这种冲击，还进一步催生了一种国际货币等级结构（currency hierarchy）。在这一结构之下，许多国家中掌握资本和财富的精英阶层，往往倾向于将资产转移并“锚定”在更高等级的硬通货之中，尤其是美元和欧元。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财富安全、规避本国货币与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一行为并非没有代价。其直接后果是：本国的产业政策空间被显著削弱。当资本不断外流、转向更高等级的货币体系时，国家就更难以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来支持本土产业升级和长期发展战略。

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早期债务危机中，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随后，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尤其是在印尼的债务危机中，再次集中显现出来。在这些债务危机中，西方实际上已经非常“熟练”地采用了一种做法：借助危机压力，强行推动这些国家对外开放市场和制度结构。这些条件并非中性的技术性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并放大了全球南方国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往往进一步拉大了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其结果反而使得这些国家更难实现追赶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挥了关键作用。

因此，我对李嘉图的理论提出一点批判：分工固然有巨大优势，但也会导致不平等，而不平等会引发权力差异，进而催生维持高价的策略。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关于“贸易即和平”的观点我也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荣誉难以分割，但贸易带来的财富可以分割。但我认为，他忽略了对垄断的追求——这种追求具有不可分割性，且某些关键生产资料是有限的，必然引发对资源获取权的争夺。

在此可以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世界中，强国信奉“购买力决定资源分配”，即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能获取一切资源。但实际上，即使是那些缺乏购买力的国家，也应能在自己的领土上获得必要资源——即便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这就会引发国家间的冲突。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后国内大幅度削减预算。 图源：AFP

四、回归民族主义与安全逻辑

在上述的一系列背景下，一些“竞争型国家”（contender states）开始尝试新的发展模式。相关思想可以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英国哲学家、《利维坦》作者）。霍布斯的核心判断是：要克服社会内部的分裂、避免无序竞争，就必须依赖一个高度集中的、强有力的国家权力。

除了领先国家和竞争型国家外，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第三类数量庞大的国家，它们主要分布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这些国家既不同于已稳固占据优势地位的核心国家，也尚未完全跻身成功的竞争型国家之列。这类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层面都高度介入。这种干预并不局限于产业政策或宏观调控，而是扩展到社会组织、资源配置与人口动员，形成一种高度整合的国家治理结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将社会能量集中起来，指向一个明确目标——为工业化和国家能力建设服务，实现赶超，巩固国家主权与安全。

然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动员逻辑，也会引出新的问题：在国家尚未真正强大之前，其发展逻辑往往会转向一种以领土和安全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即，相较于通过市场交换、国际分工或购买力来获取资源，不如尽可能将关键资源置于国家可控范围之内。

关于这一点，可以回顾德国的历史。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法国和英国较早完成了这一进程，而在普鲁士向外扩张、吞并一些区域之前，德国的政治版图较为碎片化。直到19世纪后期，德国才真正实现统一，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正是这种国家统一的完成，为德国工业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当时建立起来的一些关键工业部门，至今仍然构成德国工业体系的核心。民族主义在这一阶段，成功地将国家建构、工业化与社会动员整合在一起，并释放出发展动能。但与此同时，它也孕育出一种不断膨胀、具有对外扩张冲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并最终演变为试图通过战争重塑欧洲秩序的尝试。

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古斯塔夫列车炮

如果我们把视角进一步转向当下，就不难看到类似逻辑仍在以不同形式重现。俄罗斯在20世纪初，确实依托高度压制性的国家机器实现了相对快速的追赶式发展：它不仅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也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然而，问题真正集中暴露出来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国家在从苏联式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并未作出足够审慎、有效的制度选择。由此，俄罗斯经历了一段极其痛苦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期，而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国家所利用——大量资源、资产与战略空间从俄罗斯被抽离。

正因如此，俄罗斯从经验认知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深刻的判断：如果开放程度过高，国家将失去自我保护能力，甚至变得毫无防御能力。在这种认知框架中，“过度开放”往往被直接等同于所谓的“颜色革命”。俄罗斯对此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

这一点在经验层面是非常清楚的：在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俄罗斯国内已出现过大规模抗议示威；随后，类似的政治动员又出现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而在更早之前，也曾发生在格鲁吉亚等国家。因此，在俄罗斯的战略认知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的焦虑：其周边地区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化，而这种趋势被视为对本国政权稳定与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决策层认为，必须采取一种高度特定、甚至是激进的行动方式。作为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俄罗斯既拥有相应的物质基础，也具备继续以“竞争型国家”（contender state）身份行动的能力。同时，它还背负着一段“过度开放导致国家衰弱”的历史记忆。在此基础上，俄罗斯的政治领导层开始主动强化民族主义叙事。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更多依赖自然资源出口，而非技术创新或高附加值产业。这种经济基础，进一步强化了一种以领土与安全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并最终在地缘政治层面表现为向乌克兰方向的推进。

五、在开放被视为威胁的时代

在阐释完这一以安全、领土和国家存续为中心的逻辑之后，我想转向一个可能更贴近大家当前关注点、在结构上高度相关的议题。

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世界秩序，是各国之间存在着顺畅、稳定且互利的贸易关系。在布什政府时期，中美确实曾经形成过这样一种表面上的“良性贸易关系”。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关系本身是不平衡的。当时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位为美国企业——以及德国、日本等国家企业——的“延伸生产平台”；中国既是一个可以低成本组织生产、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制造基地，同时也是一个用于吸纳产品、消化过剩产能的巨大市场。

真正的结构性转折，出现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美国国内开始出现一场重要而持续的讨论：中国正在加速追赶，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从以互补为主，逐步转向替代性增强、竞争性上升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及其背后的政策力量试图采取的核心策略，是在贸易与投资规则层面对中国形成一种“外部制度性包围”。具体操作是设定一整套高标准规则，并尝试将欧洲国家也纳入这一体系，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两个协议形成制度联动。

这些规则所覆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政府采购、数据流动、资本与金融流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等——而这些，正是美国政策圈普遍认为中国仍然存在较强“国家干预”的关键领域。其整体设想是：一旦形成一个体量巨大的经济区域，并且该区域运行一套明显不同于WTO的规则体系，那么中国若希望进入这一市场、维持对该地区的出口，就将被迫在制度层面向这些规则靠拢，从而被动推进进一步的“开放”。然而，这一构想最终并未在美国国内获得成功。

如今，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成功动员了美国社会中反对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广泛情绪。对这一点，我个人并不陌生。我曾系统考察了美国的对外开放进程，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美国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形成过对“进一步开放”的广泛民意支持。即便精英们试图依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来“教育”公众，强调自由贸易的长期收益，但这种说服在社会层面始终未能真正奏效。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当贸易政策逐渐成为一个更突出、更具政治敏感性的公共议题时，社会层面的抵触情绪反而不断上升，对自由贸易的怀疑也被进一步激发。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对外开放，并非主要通过社会共识推动，而是通过“美国领导力”的叙事来实现的——“对外开放”被包装为一种领导世界、巩固“西方阵营”的战略选择。在冷战时期，这种叙事确实奏效。但冷战结束之后，这一逻辑开始失灵。

最早的警示信号之一，正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公共讨论过程中，得州亿万富翁罗斯·佩罗（Ross Perot）成功动员起美国社会中对墨西哥的疑虑与反对情绪。这种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明显的“反外国人”色彩，尤其集中于拉美移民和拉美国家。与此同时，美国正经历一轮深刻的去工业化进程——这一过程既部分源于贸易冲击，也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对美国许多地区而言，这一转型是真实而痛苦的。在传统制造业带，就业岗位流失、房价下跌、社区衰落，而国家层面的再分配与补偿机制却十分有限。由此积累的社会焦虑，成为可以被政治力量动员的重要情绪资源。

罗斯・佩罗（Ross Perot），得州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同时也是美国史上最成功的第三方势力总统候选人。1992年，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总统，获得了约19%得票数。 图源：AP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同样关键、却常被忽视的事实：美国的商业精英群体并未真正投入政治资源，去支持奥巴马时期的对华战略。正因如此，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系统性地拆解了奥巴马政府围绕中国所构建的那套战略框架。特朗普本人高度关注高科技领域的领导权，并开始直接点名、打击若干中国高科技企业。他所选择的，并非“联合盟友、通过规则施压”的路线，而是绕过盟友、采取更直接的对抗方式。而事实也表明，这种策略的效果并不理想。

正因如此，拜登政府上台后所采取的路径，是重新激活“联盟战略”，但也并未回到奥巴马时期那种高度制度化、系统化的阶段。同时，拜登政府注重所谓的“去风险化”（de-risking），即鼓励美国企业逐步将部分产能转移至越南、印度等国家，以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拜登政府重新强调产业政策的作用，试图通过更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来重塑产业结构。不过，由于实施时间较短，这一努力迄今尚未取得显著成效。

当前，特朗普再次回归。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在讨论民族主义的上升，以及民族主义在危机条件下可能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的风险。但我们当下真正看到的是一个更令人不安、也更具结构性的趋势：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部，“独裁力量”正在上升。这种变化体现在多个层面：对国家官僚体系的攻击、对司法系统的施压、对自由派大学的持续抨击。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仅表现为对外政策上的强硬，而是逐渐演变为对本国资本的管理。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政府正在将关税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用于约束和施压大型企业。例如，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也不得不亲自与特朗普沟通，争取关税豁免。这清楚地表明，关税早已不只是贸易政策工具，而是一种直接的权力工具——这一点，迄今并未得到足够充分的讨论。

或许，资本对特朗普的制衡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但在最初阶段，相当一部分资本力量实际上是欢迎特朗普政策的：他们支持放松监管，支持削弱劳工保护，也乐见其与欧盟的对抗——尤其是在欧盟试图在数据流动、竞争政策等领域施加更严格规则的背景下。然而，随着政策逐步推进，当这些措施开始直接压缩企业的生意空间与决策自主性时，资本界的不满也开始显现。

在这里，我想引入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对照。德国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德国的资本家曾支持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最初认为，这位出身并不显赫、政治背景并不“体面”的人物是可以被操控的。他可以动员群众、打击左翼力量，而真正的权力仍会掌握在传统精英手中。但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错误的。最终，是希特勒掌控了资本家，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失去了任何制衡能力。

就美国而言，我个人仍然比对德国历史更为乐观一些，因为两者毕竟处在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制度环境之中。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亿万富翁群体并非天然反对“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只要他们能够直接接触权力核心，只要能够获得例外、豁免或巨额政府合同——例如公共采购中的防疫物资订单——他们往往可以接受这种运行方式。再比如，美国的云计算业务，本身就高度依赖地方和州政府的采购。因此，在现实中，许多资本力量选择了与这一体制“共存”。

如果将视角重新拉回中美关系，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总体而言，美国资本并不希望与中国彻底“脱钩”；然而，特朗普政治联盟中的一部分力量，尤其是其民粹主义基础，却明确追求这种脱钩。这种诉求背后，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强烈的“历史倒退式想象”。在我看来，特朗普本人在政治与社会观念上，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女人在家呆着、黑人打打杂，白人则是中流砥柱。更重要的是，这种想象被他投射为一种对世界秩序的整体设想。

这一点，在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强烈反对传统的美国外交与战略路线。在其构想中，美国应当主动向俄罗斯靠拢——不仅因为俄罗斯被视为一个“基督教的、白人的国家”，而且因为其文化在身份认同、社会价值等方面，对多元主义和对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持排斥态度。在这一想象中，凭借俄罗斯庞大的资源储备和战略纵深，可以对中国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包围战略”。当然，这种设想本身极为狭隘，也严重低估了当代国际体系的复杂性，是一种视野高度受限的战略构想。

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特朗普政治联盟中的一部分力量，开始积极支持对反对派的压制。例如，“林肯计划”（Lincoln Project）这一由专业人士组成、长期对特朗普持批评立场的平台，其创始人之一的名字近期就出现在所谓的“爱泼斯坦文件”中——据称，其曾试图说服爱泼斯坦向麻省理工学院捐款。随后，特朗普方面迅速借此展开政治攻击，暗示其可能卷入相关性丑闻。一方面，特朗普可能正在有意识地压制相对独立的亿万富翁。但其更宏大的目标，还包括增强自身在战争动员与资源自主性，并试图重新将拉丁美洲塑造为“后院”，以确保资源获取的稳定性。

8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了会晤。 图源：NYT

这也引出了我在演讲结尾想要提出的一个宏大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我们仍然能够避免某些历史路径的重演？这一问题并不只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对多个国家、多个政治体制都同样成立。

在德国，这一讨论尤为敏感。众所周知，在德国统一之前，西德社会长期处在高度军事化的安全环境之中——不仅拥有本国军队，还有大量美军长期驻扎。

我可以分享一段个人经历。小时候，我的父母在森林边有一套小公寓，我们经常沿着高速公路驾车出行，频繁看到美军车队经过。但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交换学生来到美国时，却几乎看不到任何军队的存在。原因很简单：当时，美国的主要军事部署并不在本土，而是在德国。

随着德国统一，这一点被明确写入相关协议：德国军队规模必须大幅缩减。而这一目标，确实在随后几十年中得以实现。此后，德国军队逐渐演变为一种更接近“行政机构”的存在——主要负责退役军人的安置与养老金发放，维系一定的对外联络与组织网络，而不再承担传统意义上的高强度军事职能。

然而，问题也随之浮现：如果德国现在开始重新武装，并且是在俄罗斯对其周边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背景下，试图增强自身力量，那么这一过程是否存在再次“越界”的风险？防御与失控之间的界线究竟在哪里？这是当下德国社会正在严肃、持续讨论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