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劳德·德莱斯】

自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成立以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该局随之更加重视外交情报和对外政策。美国擅取了自由开展间谍活动的权力，以满足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价值观的狂妄野心。其另一个更务实的目标是在捍卫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正义旗号下，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本国利益。

1945年4月，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坚持下，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旧金山共议世界和平这一伟大命题，接待地点是旧金山歌剧院。美国情报人员因而能够轻易地监视各国代表，拦截他们的通信。代表们的电报遭到实时破译，然后发送给美国谈判代表。

对于70年后的巴拉克·奥巴马及其团队而言，信号情报对于主导国际或双边谈判依然至关重要。俄罗斯、中国和古巴是必须监视的目标，巴基斯坦被称为“无法破解的目标”，朝鲜被认为难以窥探。华盛顿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探明金正恩的真实意图，评估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师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交流互通的加速、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爆炸、媒体影响力的普及推动了全球合作联盟关系的重组。各国政府朝秦暮楚，迅速地变换着面孔：今天是盟友，明天可能就是敌人；现在犹豫不决，未来却又坚定不移。外交官和战略家都非常清楚：情投意合不会是永远不变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深信这一点，因此全速开动机器和大脑，目标是为美国提供各种具有战略意义和预判价值的信息。

高级军官、政府官员、操作员肯定留恋那个相对有序和舒适的两极世界，因为现今的世界各类威胁复杂交错，识别威胁变得更为复杂。来自国家层面的威胁或以军事力量和硬实力等传统模式，或以更加狡诈的形式，气势汹汹而来。许许多多的组织和个人拥有影响其他国家及其国民安全的力量，但它们的利益目标复杂多样，其意图对部分人而言可以是人道的，而对另一群体而言却可能残忍粗暴，难以一言蔽之。而公民本身也有权通过社交网络采取强有力的单独行动或协同行动。鉴于这一形势，通过直接行动或与其他部门合作来满足客户情报要求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变得至关重要。

国家安全局受五角大楼的领导，遵守着基本的军事原则：工作效率、情报搜集和通信安全。美国首条远程电报线路铺设于南北战争期间，在二战和冷战期间，远程通信技术取得实质发展。此后，加密、解密和监视技术的应用已不分战时与平时。自成立以来，美国国家安全局始终致力于信号情报和反情报工作，确保决策和指挥系统的安全，此外还必须不断自我革新。传统的对称冲突已让位于骚扰战、伏击战、恐怖主义行动、城市游击战以及电子战和数字战。

冲突地区的指挥官和战斗人员更加倚重作战情报和战术信号情报。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受到严峻考验，发展出机动性很强的通信拦截和传输能力，但敌人亦不好对付，他们难以捉摸，往往消息灵通，善于挫败监听计划，有时甚至会使用传统的反制措施，如使用猎鹰来反击。在冲突地区，加密和保护己方的电子通信，同时拦截和破解敌方的信息对于战争结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先进的信号情报技术并不能保证系统性的高质量情报工作，可靠的局势分析、监控情报和事件预判还需依赖高素质的语言专家和分析师。同时，战区往往还有非军事人员，包括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或私人准军事组织，情报工作因此也更加复杂。

例如，为了验证在推特上流传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德国联邦情报局通过监听俄罗斯指挥中心之间的通信，确认了在乌克兰有400名私人安保公司——“学院”（Academi）的雇佣兵。“学院”公司的旧名——“黑水”（Blackwater）更广为人知。这些曾在恶劣的条件下受过训练的雇佣兵与乌克兰士兵和警察并肩作战，在斯拉维扬斯克飞地周围协调和指挥对抗亲俄分裂分子的游击战行动。社交媒体对战争场景的宣传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但如果社交媒体被敌对黑客所控制，用于发动进攻，情况则会变得十分棘手。此外，许多敌对黑客迷失在最激进的极端主义中，网络成了他们散布威胁信息或宣传布道的场所。怀有敌意的移民甚至嵌入了社会的心脏。

Academi人员在射击 该图为Academi脸书上公开图片

由于行动域（陆地、海洋、空域、以太网、网络）的影响，战争日趋复杂，不再受限于地理区域。政府人员、雇佣军、罪犯、恐怖分子、各种反对者一旦进入网络空间并畅游其中，风险就会成倍增加。迈克尔·罗杰斯身为美国网络司令部、中央安全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掌门人，必须肩负与其诸位前任同样的使命，研判未来的电子战，制订反击和攻击行动计划，确保国家安全。其麾下数万名部属的任务是有效实施拦截通信、侦察、电子谍报和反谍报活动，确保军政通信和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敌人可能出现在境内、境外、网络空间，无处不在。

国家安全局在网络安全方面的首要行动目标是提供高质量的情报服务，以检测、预防、弱化、抵御攻击，防止信息或系统遭到篡改或破坏。对关乎国家利益的敏感基础设施的控制系统实施攻击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一个社会陷入瘫痪。罗杰斯认为，网络威胁与日俱增，攻击者不仅要干扰系统，还想长期影响这些网络系统。某些攻击者与国家势力如伊朗、俄罗斯、中国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2015年初，美国公开谴责朝鲜袭击索尼影业。国家安全局还十分关注在美国和英国设有子公司的巴基斯坦信息安全咨询公司Tranchulas，该公司自称“正义黑客”，宣称自己修补了计算机系统的漏洞，而非制造漏洞。但Tranchulas为巴基斯坦当局提供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御的咨询服务，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令人担忧，该公司似乎还与印度军事管理和组织部门的计算机系统中毒事件相关。

超级大国美国为获取情报的主导优势，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为契合政府的重大关切，情报机构2013年预算草案侧重于五项任务：政治、经济和社会预警情报任务获拨201亿美元，用于服务政治和军事决策者以及民事当局；常常被引为行动旗号的反恐任务获拨172亿美元，仅排在第二位；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任务获拨67亿美元；网络行动任务获拨43亿美元；反间谍事务获拨38亿美元。

2014年4月，巴拉克·奥巴马在出访马尼拉期间成功延续了美菲两国于1951年结成的政治和军事联盟。菲律宾是美国的传统盟友，面对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较强的中国，美国愈加希望留住这一盟友。2014年5月8日的《世界报》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名单上出现了两名菲律宾要员的地址”，然而“这两个人的履历似乎对华盛顿无丝毫威胁”。相反地，他们捍卫着与前殖民者模式非常相近的体制，其中一位是2010年当选菲律宾副总统的杰乔马·比奈(Jejomar BINAY)，比奈是经济界人士，曾长期担任大马尼拉地区商业中心——马卡蒂市的市长；另一位是内务与地方政务部长曼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Roxas），他曾是参议员和商业银行家，此前反对与中国签订公共事务合同，尤其是涉及电信领域的合同。

《世界报》还描述了另一个例子，主要涉及工业间谍。大型企业和社团会定期在名胜区举办研讨会，美国国家安全局常常利用这一机会实施监视，例如在洪都拉斯特拉市的恩塞纳达度假村举办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与会者主要包括农产品加工、卫生健康、制药等行业的高管以及气候变化专家，此外还有许多来自拉丁美洲的参会者，如洪都拉斯宝马子公司的老板，以及阿斯利康、阿索法玛、法国拉法基集团等跨国公司的高管。主办方在接待设施上采用了各种技术，为与会者提供便利。美国重点监视了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如位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该中心将帮助巴基斯坦建设国家核研究中心。

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威胁美国安全或阻碍其科技或经济野心的个人或组织，都是信号情报工作关注的对象。尽管会有某些勇敢的人站出来指责美国国家安全局滥用职权，但它的全球监视网络笼罩着一切，无一漏网。它以军事和安全目标为由，大肆实施经济间谍活动，甚至还监视公民。

国家安全局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组织，其使命任务已有了进一步发展，但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以及内外部的限制，它不得不妥协，尊重美国宪法和法律，并向国会报告。它与设定其发展方向的白宫和国防部关系密切。它必须让客户满意，为他们提供信号情报，或提供密码技术和信息安全保障。美国公民是该局的间接客户，他们所要求的是安全。国家安全局还必须与外国长期或临时合作伙伴处理好关系，它还需要寻找资源，解决人才与资金问题。此外，为了求得生存与保证效率，国家安全局还必须高度重视创新，它还有众多实力雄厚的供应商，同时还招募了数千名敏感度不一的军人和文职人员。尽管来自私营部门的竞争十分激烈，但它仍然必须努力去吸引尖端人才，有许多雇员以为国效力为荣。格伦·格林沃尔德引用了国家安全局一名资深黑客和科研人员的内部演讲，他介绍了美国在全球监视中必须占主导地位的3个动机：国家利益、金钱、自我。他说道：“哪个国家不希望世界变得更好……至少是对自己而言。”美国通过制定标准和规范，主导和塑造着网络世界，谋取了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并享受着由此产生的丰厚利润。

防务和防务咨询公司以及私营监视部门是此过程中的首批受益者。“9·11”事件后，这些单位的实力变得十分雄厚，它们致力于用自己的技术去撬开利润丰厚的市场。在爱国主义和实质利益的双重驱动下，它们不断开发安全技术，并将之推向市场，同时也为全方位的多媒体监控提供了便利。它们与国家安全局合作，共同投资认知科学和预测科学领域的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局非常依赖于这个强大的私营系统，系统中的关键人物与权力圈、情报部门，甚至是外国情报部门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公众需要对它们保持警惕，以维护数字时代的民主。

国家安全局已习惯于与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打交道，不管是愿意合作的还是趋于保守的。但自2013年以来，这种关系逐渐冷却了下来。2015年初，微软、苹果、雅虎、脸书、推特、维基百科等40多家高科技公司和协会向国会和奥巴马政府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不再延续对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收集电话和计算机元数据的授权。奥巴马总统于2015年6月签署了《美国自由法案》。该法案将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更好地保护美国公民的自由权。但谁能保证该法案的落实？世界上其他公民的境遇又将会是如何？

“棱镜”计划的披露者爱德华·斯诺登曾是美国安全局外包技术员 该图为《卫报》视频截图

自《英美协议》达成以来，国家安全局以纳入和排除为原则展开行动。掌握数据和信息者在交流中占据上风，而且还能为自己谋取利益。未能控制信息的国家则盲目而脆弱，因此，获取全球资讯，剥夺对手获取信息的能力，甚至操纵信息，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某些国家开始致力于自主研发，以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收集电子情报和卫星图像是风险较低、不损声誉的系统性数据收集技术手段，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指出，这种手段有别于间谍活动,间谍活动在传统意义上是招募特工，这种搜集情报的方式往往导致丑闻发生，极大地损害了与友好国家的关系。他认为，所有国家都在开展间谍活动，所有国家都藏有激怒合作伙伴的秘密。那么，为什么具备强大科技实力的国家安全局要低调行事呢？许多人，尤其是政治人物，始终不明白沉默是金的道理，使用私人信箱处理公事的希拉里·克林顿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布热津斯基还认为，美国身负全球责任、关切全球利益，所以它希望成为“超级情报大国”是很自然的。确实如此，但为何要采用系统化入侵的秘密技术手段，而且还将其当作外交和经济工具呢？很多新入编的中央情报局秘密特工不再是人，而是一个个植入电脑的补丁。这些恶意软件能够渗入网络或入侵藏身于壁垒森严之处的机器。取代人工的技术和软件正在一点点吞噬着全球的电子隐私，将这种高度复杂的间谍活动推向了极致。

美国国家安全局必须密切关注网络空间的敌人，实施全方位的监控：从国家元首到恐怖分子、从律师到激进分子、从非法商贩到网络黑客，从公民到企业主。它向元数据和通信发起攻击，永不满足地吞噬着元数据：何人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机器与何人通话了多久，所有的细节它都想知道。国家安全局还能查看电子邮件及其附件、监听电话和在线聊天、查阅浏览和搜索历史记录、通过后门软件窃取计算机数据、追踪网络空间的敌军、通过情报蜘蛛网实施激进的计划。

这种大规模数据收集活动使国家安全局濒临技术混乱的边缘。它在技术和人力上力不从心，难以存储，甚至难以暂时存储和分析所有数据，且大多还是加密数据。密码技术最初是一种隐秘的技术，主要是外事和军方人员在使用。经过20年的发展，它已经变得十分普及，成为国家安全局的心头大患，例如来自黑客和相关协会的反抗，它们最早采用密码技术来确保通信安全。国家安全局已意识到人才在这场争斗中的关键作用，开始制订和实施网络技术培训计划。

国家安全局虽然难以处理所有数据，但它希望始终把控着数据的访问入口。面对各国互联网和光纤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它不得不寻求与全球电信运营商和有线通信运营商展开合作。

它深刻意识到未来威胁将严重阻碍其情报活动，因此希望借助计算机专家、信息专家、电子专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神经学家和语言学家，以内部建设和分包合作的方式，应对这场不断升级的技术挑战。然而人才流失的风险一直存在，某些专家会厌烦部门的滥权行动，某些甚至会变节或者被条件更为优渥的私营部门所吸引。但是，一些科技开拓者过度的自我意识确实大大推进了技术的进步。国家安全局和社会之间最严重的脱节并非仅仅出现于科幻小说中，我们能够想象这样一个失控的情报机构吗？它由机器大军统治，人工智能优于人类智慧。“技术奇点”或许将不是一个空想。人类社会是否已做好接受这一事实的准备？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心：“计算机将接替人类。国家安全局的行政和技术官员是否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如果机器人获得控制权，掌握了地球上所有的个体包括政治、军事和情报等相关人员的信息，世界又将会怎样？

数字技术的进步在短时间内已制造了一个互不信任的氛围，2013年以后，这种氛围变得更加浓厚。公众反对情报机构以公众利益为名隐秘行事，将公众蒙在鼓里。但奥巴马政府和迈克尔·罗杰斯却认为，情报工作必须完全保密，信息的泄露会影响防御能力，进而破坏国家安全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当然，国家安全局局长偶尔也会试图通过接近记者来提高部门的透明度，以获取美国公民的信任，但这些绝无仅有的举措只是简单的公关策略。当接到国会听证会传召时，作为军人的国有安全局局长往往会以危及国家安全为借口洗脱自己。“我不能多说”，布热津斯基如是说。然而，自斯诺登泄密事件发生后，国会的压力大大增加。奥巴马要求解密某些秘密文件，在法律框架内向公众通报国家安全局的任务及运作情况，但他也公开强调，保密是情报机构的内在要求，完全透明工作就无法开展。当然，奥巴马承诺加强立法工作，但信息技术和美国公民对数字世界的依赖显然发展得更快。2014年1月17日签发的第28号总统政策指令(PPD28)明确规定，信号情报搜集必须具有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与引导，必须考虑到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信号情报收集仅可用于满足外国情报或反情报需要，不可用于打击批评者和反对者，或出于种族主义或歧视目的，也不得用于支持美国企业的商业利益。维持个人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是可能实现的，一可限制数据的收集，二可根据数据的敏感度、存储量、收集方法与原因等限制数据的获取和使用。至少官方说辞如此。

公众始终无法获得一个满意的答复。难道是公众的问题不够合理？没错，情报部门需要保密，但国家安全局究竟是如何处置个人数据的？它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形式将个人数据发送给了什么人？个人数据是如何被存储和删除的？一个老实的公民究竟需要哪些具体的担保才能不被列入黑名单？这些数据是否安全，是否只有授权人员能够访问，而不会落入不负责任的雇员或分包商手中，甚至是被黑客恶意利用？当公民因此而面临压力、勒索、操纵或歧视风险时，能寻求哪些援助？

自由与安全之间难以取得平衡使公民社会与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一个根本的矛盾。这场经典辩论蔓延到了网络空间——一个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无限可能的场所。在此背景下，斯诺登事件很可能“重新定义情报部门的优先使命，使其脱离所有民主辩论”，而抗议者则将背负破坏“民主国家基础的风险，尽管他们的个人自由权是历史发展所赋予并获得统治者认可的”。因此，在真实威胁与感知威胁之间必须找到“社会共识”，目前可行的措施必须是合乎情理且能够获得公民与行政、司法和情报当局的一致认可。顾此失彼肯定不是解决方法，而选择绝对透明或绝对保密更不是解决之道。

美国国家安全局打着捍卫民主和公民自由的旗号，应对着各种各样的敌对行为，它陷入了形象之战，并捆绑了奥巴马政府。这场激烈的辩论具有法理基础，但却隐藏着更多潜在的风险。政治与情报之间的权力关系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谁在利用谁？如果美国落入独裁者或极端主义军政府手中，会有什么结果？此外，蔓延全球的私人极权体系也可能构成威胁。作家乔尔·德·罗斯奈（Joël de Rosnay）所说的“信息资本主义者”（Infocapitaliste）迅速扩散，他们或与军工联合体的尖端企业合作，或与外国合作伙伴结成引人非议的联盟，开展秘密或可疑的任务。他们常常誉满天下，轻而易举地推广自己的技术。他们熟谙入侵性营销技术，深耕社交网络，不断收集所有用户的特征，操纵广告的所有符号学代码，并将数据库出售给受价者。他们是信息战中的专家，畅游于云谲波诡的权力圈、媒体圈，周旋于商务外交以及各类商务谈判、标准制定谈判、知识产权谈判中。除系统可能遭受黑客入侵外，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他们让人们信任其安全解决方案，相信他们是造福于民的。数字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众对数字世界的依赖可能进一步刺激他们对权力的欲望。谷歌在华盛顿拥有很强的影响力，是2012年奥巴马总统竞选中仅次于加州大学和微软公司的第三大贡献者，它主要投资于健康和国防等领域。国会被这个高科技巨头的游说者和情报部门的前雇员们渗透。当人们发现这样一个国会在负责讨论《美国爱国者法案》和信息共享的相关改革时，难道不应心生不安吗？

在强烈谴责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每个人是否都应考虑一下自己的上网习惯，在互联网上提交个人信息时，是否应采取一个更负责任的态度？2015年，法国通过新情报法案，法国民众也开始意识到隔墙就是美国的“大耳朵”。但是如果只抱怨不行动又有何用，尤其是当前黑客犯罪群体的实力与数量也在迅速膨胀，情况更是不容乐观。职业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互通合作增加了经济间谍活动的风险，每个人都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国家和竞争企业精心策划的政治或工业黑客行动的棋子。国家安全局在这方面非常活跃，同时在地缘政治领域也未曾放松，它不顾一切紧盯着中国、俄罗斯、以色列、朝鲜和伊朗，而这些国家似乎在网络空间能力上也并不需要畏惧美国，它们拥有千锤百炼的黑客和令人生畏的情报部门。未来世界是否会发生灾难性后果，抑或相互威慑，达到平衡？

尽管爱德华·斯诺登窃取和曝光了许多文件，但全球各国的民众还是继续漠视着网络空间军事化以及许多其他隐秘的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实现技术领先和信息控制，但它并非孤军奋战。其竞争对手兼合作伙伴——中央情报局不久前完成重组并借机创建了数字创新部，专门负责占领网络间谍技术的最前沿。某些人认为这是美国情报界竞争加剧的表现，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美国当局长期推动的跨部门合作以及信号情报和人工情报的良性融合。现行体制是否会更有效率呢？

斯诺登事件将作为一场危机被情报界的历史记录，但也仅是其中的一场而已。美国国家安全局身披坚硬的铠甲，它是美国政府的武器，其存在的必要性并未受到质疑，但它是否能够在最严厉的批判声中重获信任，是否还能为美国政府及其合作伙伴提供他们所期待的用于保护未来世界的最终情报？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封面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