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个笑话：

一个男人前往雅典澳大利亚领事馆申请工作签证。“你为什么要离开希腊？”签证官问。“我担心希腊会退出欧元区。”那男子回答。“不用担心，”领事说，“我昨天刚和德国领事聊过天，他向我保证说希腊会呆在欧元区的。”“这正是我想移民的另一个原因。”

这个段子将希腊人所面临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窘境展露无遗：要么继续奉行已经使整个国家体无完肤的灾难性紧缩政策；要么退出欧元区。如果选择后者，那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谁也说不准会持续多久），这个收入已经减半的民族的生活水准，会进一步受到冲击。希腊总理阿莱克斯·齐普拉斯在上周日早些时候宣布，会让希腊人民就欧盟与IMF的最终提案进行公投，也是扭转这绝无仅有之窘境（走投无路）的一种尝试。如此一来，摆在希腊人面前的问题就容易回答得多：民众是否支持政府的做法，即，抛弃死路一条的紧缩政策，但仍信守承诺，留在欧元区？这个赌注风险很大：除去希腊的运命，欧盟与民主的未来同样岌岌可危。

过去几个月里欧盟成员国的所作所为直接导致了希腊的这次公投。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当选之初，就负着一个众所周知的使命：终结紧缩政策。这些紧缩政策分两头进行：财政紧缩与内部贬值。财政紧缩通过削减公共开支，将重要国有资产私有化及提高税收来实现。公务员大批下岗，社会福利被大幅削减，尤其是公共医疗服务领域，连最基本的需求都无法再得保障。由此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已经得到详尽的记录，无需再费唇舌细说。债权国的逻辑是，由此可以生成基本预算盈余。但这些盈余都被用来偿还不断增长的债务，而不是重启希腊停滞不前的经济。前几任希腊政府都履行了这一义务，承诺在接下去的七年里每年创造出最高可达GDP5%的预算盈余。这是继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后，任何政府都不曾做到、或者说会去尝试的。

内部贬值则通过不断降低私营企业工资与废除大部分劳动法保护条例（比如说劳资谈判）来进行。与此同时，税收不断增加，这其中还有针对不动产的累退税（观察者网注：regressive tax，指随课税基数增大而降低税率的税种。通常认为税率递减是不可取的，因为穷人支付税款占其收入的百分比会比富人高），经济的亏耗已到前所未有的境地。IMF称劳动者的贫困会激活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其结果却是赤裸裸的经济灾难。经济增长萎缩了26%，而失业率则跃升至27%；青年失业率比例高达60%，并且有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上下。几年前IMF承认其低估了经济紧缩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所谓的财政乘数（观察者网注：fiscal multiplier，国民收入变动量与引起这种变动的政府支出变动量的比率，用于解释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变动对GDP增加或减少的影响有多大）——低估了足有三倍。

雅典街头抗议紧缩政策的希腊工人

一场欧洲式政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希腊人才会在2015年1月将致力于扭转紧缩政策的激进左翼联盟推上政治舞台。接下来是一段谈判期，但所进行的并不能算作正式谈判。不论在权力资源的掌握，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谈判双方都有着天大的差距，谈判也因此处于一种尖锐的不平衡状态。我把这些“谈判”称之为一场欧洲式的政变，一场旨在“改朝换代”的尝试，不过武器是银行，而非坦克。其实债权国们承担的风险并不大——在欧洲GDP里，希腊经济只占了2%——本不能作为国家间关系破裂的正当理由，不过因为风险论的理念已经植入了欧洲的骨髓，其预警要求必须避免希腊退欧对欧洲及世界经济造成的后果，尽管这后果还没法预计。连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都引发了如此大的一场危机（观察者网注：拥有158年运营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于2008年9月15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负债达到6130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破产案。宣布破产当天，纽约股市遭遇恐慌性抛售，创“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而欧洲和亚太地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希腊退欧的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

IMF反复强调：希腊让极左翼政党当政，欧盟减免希腊债务，这都是不可行的。但实际上，人们更多地将其视作政治威胁，而非经济威胁。欧洲精英们害怕希腊人和希腊政府的反紧缩立场会像传染病般在南欧蔓延。西班牙的地方选举结果、苏格兰的反紧缩投票、爱尔兰新芬党的民意测验结果，都表明紧缩政策打压下的人民开始反抗了。希腊极左翼政府正在领导一场进击战，要攻破“除了紧缩别无他法”这一新自由主义魔咒。即便胜利有限，也好过束手待毙。

欧盟与IMF之所以有这些行动，唯一可靠的解释就是：它们害怕这种政治上的传染。目标是很明确的，要么推翻这个政府（如果它不肯承担被强加的繁重义务），要么狠狠地羞辱它，使政党和政府无法再统一。有许多迹象表明欧盟试图让希腊“改朝换代”。每当希腊政府向欧洲领导人呈上政治提议，试图解决债务可持续性这一长期难题时，他们都要求它先找技术官僚讨论，并报上成本预估；而当希腊政府再带来一份详细的估价书时，债权国又会质疑支撑这份估价书的政治框架。IMF坚持要希腊实行内部贬值，而为了使这一紧缩政策可行，它又要求给希腊减免一些债务。欧盟对“民主授权”相当敏感，却根本不愿去协商债务的减免。前有斯库拉巨岩，后有卡律布狄斯漩涡，希腊政府进退两难：要么在债务的无底洞里借新还旧，要么在日益严苛的紧缩政策中苟延残喘。（观察者网注：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是英语习语，意为进退两难。斯库拉岩与卡律布狄斯漩涡均位于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的墨西拿海峡，在希腊神话中，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都是海中吞吃水手的女妖）在谈判这条路上，左翼政府根本已行至穷途。

从收官的几下起子落子，就能看出这盘棋将陷入僵局。6月18日，周二，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还在访俄，就有一篇路透社的报告说，据欧洲中央银行董事会的一位成员透露，也许到了下周一，希腊高街上的银行就会停止营业了。很明显，这是在提醒人们，要他们赶在周五前把自己的存款都提出来。这个提成为现实的警告其实够得上刑事罪了。消息传开时我正在雅典，同左翼政府里的几位高级官员共进晚餐。我惊异于他们的镇定，同时也很欣慰。他们决意不多置喙央行董事局的这次泄密事件，也决定淡然应对接下来的攻击。周五早上没有出现银行挤兑，这天的提款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前几个工作日，但银行系统并未受到威胁。

6月25日，希腊递交了一系列新的、经过充分估价的提案。这些提案表明，左翼政府已基本放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希腊政府委曲求全，接受了债权国的财政要求，削减公共开支，将税收总额提至79亿欧元。而从另一方面看，这副新的重担是以一种更为公平的方式来分配的：通过将公司税从26%提高到29%，并向那些盈利超过50万的公司征收12%的一次性税项，新增税收的70%是落在社会中更为富裕的群体身上的。债权国头一次对希腊的提案表示了欢迎，称该提案可以作为协商的基础。然而，翻手覆手间，债权国又全盘拒绝了这些几个小时前还被其认作是“基础”的提案。在当前财政方案定板四天前，债权国敲骨吸髓，将总额提高到110多亿欧元，还调转担子，把更重的一头放到了穷人身上。

债权国给出的是一份“没得讨价还价”的方案。安吉拉·默克尔认为其“极尽慷慨”，而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则说了一句：“游戏结束了。”显然，要使“协商”圆满，希腊政府唯有接受这笔敲诈，抛弃其执政理念，抛开其对希腊人民的承诺，并亲手掐灭它为希腊和欧洲人所点亮的希望之光。正是在这种境况下，齐普拉斯才宣布举行公投，让人民来决定是否接受债权国的立场。

希腊总理与希腊财长

凝止在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脚边的探戈

从欧盟成立的基础上最能看出二站后欧洲如何在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妥协，这种映射几乎是权威性的。在社会产值的分配上，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有着不同的原则。沃尔夫冈·史崔克在其著作《苟延残喘》（观察者网注：其书全名《苟延残喘：民主资本主义迟来的危机》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里就阐明了这点：在公正的市场条件或是在法律规范下，社会产值的分配由市场决策和财产权利（包括债务）决定，由价格体现。被市场淘汰者会沦为施舍对象，如果其胆敢抵抗，就会遭受镇压。而社会公正则是由文化规范以及公正、公平、团结这一类集体观念所决定的。社会公正要保证每个人都享有最低生活保障，享有公民和人身权利，而经济效益或者生产力并不在其考虑范围内。社会公正由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决定所体现，这其中就有选举制。它充当的是一个矫正市场分配体系的角色。

左翼政府的立场很明确，希腊的未来仍在欧元区，仍在欧盟。它以新近得到的选举授权做武器，所持的谈判立场很像是一种绝望的尝试：试图在新自由主义对选举、人民以及民意的敌对中，维系住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情分。晚期资本主义得以发展，靠的正是民主主义的中立。政治专家们拍板所有重大的政治决策，而银行家则手握金融资本站在他们身后，同民众争夺少得可怜的那一点资源。

实在希腊的提案是能够改变欧洲政治地貌的。在布鲁塞尔会议厅，“公投”一词与脏话无异。（法国、荷兰、爱尔兰，尤其是波兰）民众对其好意的断然拒绝已经让欧洲精英们饱受创伤，——他们否决了帕潘德里欧预定在2012年举行的全民公投提案（观察者网注：2011年10月31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希腊将就欧盟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新方案举行全民公决，而在北京时间2011年11月4日，帕潘德里欧又宣布取消公投）。欧洲精英们在1989年后身名两泰，如今正觉察到民众的那种愤怒。然而他们却不能理解它。齐普拉斯的这个提案带给他们一种熟悉的恐惧：民众暂时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公投与反紧缩的民众擦肩而过，直面的却是2011年占领雅典宪法广场的希腊人民（观察者网注：2011年1月和5月，埃及与西班牙多个城市分别爆发民众示威游行，表达对经济危机与失业率上升的不满。在其影响下，从5月份开始，希腊民众在雅典宪法广场上竖起帐篷，开始每天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反紧缩政策。运动在6月时达到高潮）。它让民众占领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并预示了某种制度体系，在这种体系内，直接民主主义成为永恒的实体，再不仅仅是一个名词。

在雅典宪法广场以及全世界其它的许多广场上，进行的是有关直接民主主义的某种奇妙试验。宪法广场上的民众们既模仿了代议制和国家组织的原则，又创造性地颠覆了它。每日都有许多集会，民众团体间结起了一个精密的工作网络，宪法广场成为某个将生成的民主国家的缩影：这个国家是以严格的平等原则作为治国理念的。宪法广场上的民众们并不是一个被压迫和被损害的群体，而是一群热烈而具创造性的人民，正以激进民主的形式，将自身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经宪法广场一役，极左翼政府的胜利与希腊政治的巨变，都已在冥冥中写定。

这次公投将宪法广场的经验铭刻于心。人民被要求直接决定自己的命运，随后，左翼政府和希腊反对党将接受历史的判决。在《卫报》举办的一场辩论赛以及各种采访中，我都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希腊能否被拯救？所有的报道都带着某种匆迫压抑的喘息，似乎《启示录》中描摹的世界末日即将到临。答案或许能一飨媒体，于事实却毫无补益。明日太阳照旧会升上雅典卫城，而到了暮时，那雅典娜的猫头鹰，一如黑格尔所曾望见的，也仍然会飞起（观察者网注：黑格尔说过，雅典娜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到来的时候才起飞）。希腊人依旧淡定、坚忍，深感于每个历史时刻的意义。希腊的生命可比大多数的怀疑者要恒伟得多。

但公投也把欧洲精英们置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他们是尊重希腊人的民主决定，还是屈从于这新欧洲的《圣经》——银行、金融家、政治家和媒体的诫令？希腊人给了欧盟一个重塑启蒙时代精神、重拾其创立原则的机会：平等、自由、团结。这个民主的诞生地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将时机重又抛到我们手上，让我们有可能在这个21世纪，再拾回最初的梦想。

（观察者网刘旭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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