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崔国鹏】

二十年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打着所谓的“人道主义”旗号，对南联盟狂轰滥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也遭到了野蛮的袭击。

在梳理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嬗变史时，学界的核心论述一直是围绕“中方调整对美关系促动对外开放”这一认知展开的。然而，“中美蜜月期”（究竟有无“蜜月阶段”仍待细考）结束后的双边博弈脉络如何，特别是其间诸多敏感节点，譬如“银河号”事件、1996年台海危机、“5·8”炸馆、2001年南海撞机等等，应作何种因果判定及责任厘定，知识界的争论仍在继续。

伴随着美国隐形轰炸机不远万里掷下的导弹接连爆响，我辈“有幸”见证了经典国际关系行为范式理论界定下、发生于核大国之间、最契合公开战争诱发行为的主动挑衅。这种行为在美苏冷战的高峰时期也属罕见，其针对性之强、实施之迅速，即便是两年后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也难望其项背。今天，笔者仅以炸馆事件为引子，结合自身见闻谈谈当下国关史学界的怪现象。

炸馆事件无疑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关节事件。对于那一天发生的事儿，虽受制于文献信息匮乏而难以“近史远作”，但这丝毫无碍一众“民间军事研究者”大吐雠仇奇耻之怨、大抒“彼时今日”之畅。而当日中美互动异常至此，还是需要回归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史的诠释框架。与这些研究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有一批“学院派”对此事件进行了一番怪异的推衍。他们的话语逻辑实在让人啧啧称奇——

除去依托不同西方理论架构的解构路径不同之外，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学界部分人士对于“炸馆事件”的释读逻辑竟有“中国首先违反游戏规则”、“中国招咎……致美方大动干戈”等倾向，渗透着自我责难的观念暗示。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某些叙述甚至还对美国之后强化军事围堵中国的行为击节鸣赞，以至于呼之为“亚太稳定压舱石”，这样的语汇实在吊诡！难道亚太的稳定，需要靠美国压制中国来实现？

如果说根据上述不俗之语直接认定其心可诛，极易给人“择文推罪”的借口。而无视或者选择性忽视种种事实来撰文立说，大概也有闭目塞听的“脑补”之嫌。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首先前往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旧址，凭吊在使馆被炸事件中英勇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3位烈士。 图片来自新华社。

毋庸置疑，中美之间在军事能力领域的相对平衡是确保两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基本条件。任何逼近失衡临界点的技术要素累加，都极有可能导致双边关系在局部场域的显著波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恰好是中美两国绝对战争能力差距最大、亦是这种差距鸿沟面临拐点的微妙时期。这一方面为美国阻慑中方政策行为的准战争决策提供了绝佳的低风险窗口，另一方面也使得优势一方极易陷入夸大对手敌性色彩的自我描摹与道义陷阱。

由这一点出发来考虑，当时震惊世界的“炸馆”之举既非美方临时起意的“擦边寻衅”，也绝非带有何种反制考量的被动因应。作为“一超多强”时代的无敌霸主与潜力无限的后发大国，美中双方探索彼此相处之道的磕绊龃龉，恰恰是以解决类似“炸馆事件”的正面冲突为提升节点的；且如果考虑到美国政军等界的决策信息传递舛误，这种“因祸得福”对于中方的教益，似乎还胜过其给予美方的政策启示。

问题在于，如若当下某些国关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在某种舆论风气的促动下，对“炸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近乎颠倒黑白的动因解读，那么又凭什么指盼他们对当下中美关系的纷繁变局作富有启发性的案例研究呢？

由这一点引申来看，国际关系史学界虽然作为年轻的学科已有长足进展，但仍多少存在着一种“苛责己身”的智识“偷懒”；一些人打着“全面客观、推陈布新”的学术幌子，将过往与当下诸多国际关系要节事件作为中国之失，着力发掘中方在此过程间的政策疏失乃至决策“灾难”，进而将此范式路数升华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上下左右推而广之。

如是，先以此般“正确”窠臼为框，辅以据此片面解读之材料为肌，裹以国际视野两相比照之皮——煌煌然如铁椽笔！结果便不单是对国际政治变动走向预判的屡屡失的，更有对彼方行为因素多面性的习惯性漠视。

结合中美军事角力自90年代末逐次升级，以及美方对华军事围堵已与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严重相悖这一事实，上述各类缺乏基本理念及史实常识的双边关系分析，均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促动“自我矮化”、混淆矛盾基本面的客观效力。

如这种将美军称作亚太安全稳定“压舱石”的有趣论点，在单纯解构美国军事实力之于地区冲突“离岸平衡手”角色的同时，也自动忽略了美国针对其假想敌的战争准备工作之不可逆性、乃至渐强性的重要维度。抛开不便明言的动机推定，这般“研究”即便在学术自由昌明隆盛雄冠寰宇的美利坚，也多少带有削足适履、严谨性不足的缺憾。

进而言之，国际政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领域的严肃研究，离不开对相关具体案例所牵涉的军事层面要素的准确认知。欧美学界不仅久已将军事史研究作为国际关系史及现阶段国际政治分析的必需储备，更是将泛军事类问题作为跨学科互动交融的绝佳平台。

反观作为“炸馆事件”当事国一方的中国国关学界，不仅长期对军事历史的知识建构嗤之以鼻，甚至在实际研究中往往主动剔除了涉及军事类问题的剥茧求证，并将之归咎为材料门槛之束缚。如此，一俟过往二十余年的诸多重大事件在不久的将来真正进入到史学研究的无影灯下，早已自我解除“精神武装”与“知识武装”的学人们，能否再度凭一厢情愿，操起本该精钢无俦的柳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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