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桦：刁大明老师您好。前段时间是拜登执政首日一百天的节点，您能否为我们点评一下拜登上台后的总体表现？

刁大明：拜登新政府的表现存在一定的“偏科”倾向。美国各路民调显示，拜登在防控疫情方面的满意度比较高，大概有六成将近七成的人是相对满意的。在经济、以及所谓的团结族裔、团结公众意义上，满意度也略高于不满意度。但是在民主党本来应该加分的一些议题，比如说在移民与边境管控、控枪等议题上，各路民调都显示对其满意度是远远低于不满意度。

4月28日，美国总统拜登（中）在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发表演讲。（图源：新华社）

我们知道，这届政府相对于过去上届政府而言，在疫情防控上是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态度，但是即便到今天为止，每天大概也要增长数万的新增病例。现在即便是美国的疫情专家，也没有说美国的疫情到了可以看到拐点的时候。这种情况下，美国自己的统计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实现了6.4%的增长，其实也不如预期。

现在，拜登为了推动经济复苏，过去执政一百天最重要的成就，就是通过了所谓的《美国救助计划法案》，即1.9万亿的“散财童子式”的巨额支出。未来还会有2.25万亿的“美国就业计划”、1.5万亿的“美国家庭计划”。

在客观上“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再进行大规模的支出，本身对于美国经济，和国家宏观的管控能力也会造成很大影响。更何况现在看这种支出的增加，与之相伴的会带来公司税或者资本利得税的增加。美国经济增长未来的前景其实也并不是所谓的“一马平川”。

再加之，拜登上台一百天，美国边境人道主义灾难频现，移民大量涌入。针对包括亚裔在内的少数族裔的仇恨犯罪，枪支泛滥和枪支暴力日益严重。这很显然是在竞选期间拜登和民主党阵营不断抛出空头支票式的竞选口号导致的一种逆向刺激的结果。

3月20日，美国多地爆发主题为“停止仇恨亚裔”的游行和集会，以此抗议亚特兰大枪击案以及近期在美国激增的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图源：新华社）

总的感觉，过去的一百天拜登只是让美国没有更糟糕下去，但没有摆脱美国目前糟糕的局面。

韩桦：虽然说拜登目前没有帮美国挽回糟糕的局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从民调数据上看，拜登“很稳”，和当选时相比，数据没有像很多总统那样往下掉。

刁大明：确实，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衡量拜登的民调数据，可以看出拜登在某一方面确实看上去表现尚可。按照综合民调显示，其实拜登目前的表现虽然不及奥巴马，但是基本上是和小布什和克林顿的同期水平是基本持平的。

当然如果说拜登跟小布什基本持平，显然不是特别积极的评价了。我们知道小布什的前8个月也就是在911事件之前，基本上是并未进入角色的状态。所以有很多美国媒体认为911事件让小布什一天之内就转入了总统角色应有的状态。

但是克林顿的前100天的民调表现跟目前的拜登相比，可能有些数据还低于拜登，但克林顿其后也连任成功，而且其治下的90年代的美国也迎来所谓的“全盛状态”。

但是如果我们切换到另一个历史维度，就是两党支持率的差距，则又是另一种情况了：现在拜登在民主党内部的支持度9成以上，共和党内部的对拜登还有支持的人，大概也就10%左右。也就是说两党对他的民意的这种支持的差距，大概要达到8成以上，这个数据是历史上罕见的。

奥巴马和拜登（资料图）

特朗普在同期水平，就是共和党的支持度减去民主党的支持度，大概也就是7成5的状态，也就是说两党的差距是小于目前拜登面临的情况的。奥巴马时代也比现在拜登面对的局面要稍微好一些。当然更不要说比如说像70年代的卡特时代，卡特的前100天，两党的差距大概也3成、4成的样子。

拜登现在面对的局面，是一个政党极其极化的局面，也就是说过去100天，无论拜登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或者做好了多少东西，民主党该支持还是支持，共和党仍旧保持不支持的状态。

这就意味着这种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的松动，这可能对他来说将来是一个比较艰困的局面。而未来他如果想推动比较大规模的支出的基建项目的话，仅仅凭借国会民主党的支持，可能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看如果共和党仍旧保持一个铁板一块的状态，可能拜登未来要沿着他的既定政策做出政绩是比较艰苦的。

韩桦：刚才我们谈到了拜登内政上的“偏科”，在对外政策上，拜登上台之后就高调宣称所谓多边主义的政策，您如何评价这种所谓的“多边主义”？

刁大明: 拜登当选的时候，包括美国一些舆论在内的大多数声音都揣测以他78岁的高龄，有没有可能有第二任期很难说，甚至一些保守派的美国媒体在揣测第一任期能不能安然度过，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所谓的“过渡性的总统”。

既然都这么说他，他作为一个长期混迹在华盛顿的资深政客，想当总统想了一辈子，为了这个位置准备了一辈子，拜登应该很清楚自己进入椭圆办公室之后的位置应该在哪，或者说他的执政会留下怎么样的历史定位？他会考虑一个所谓的“遗产导向”。

如果现在就开始考虑遗产的话，比较务实的一个考虑恐怕就是在国内意义上，在这四年里面，让美国从疫情中比较平稳地走出来，保持竞争力，保持社会不至于再进一步撕裂下去，然后为后续的任何可能留有空间。

但是对于国际舞台上，和欧洲盟友恢复了至少比特朗普时代好一些的互动，维持盟友体系的一个所谓的团结度的话，这显然不是特别足以在在美国历史上写下一笔所谓的遗产。

如果拜登真的有可能留下某些国际遗产的话，大概就是把已经开启了10年的无论是亚太还是印太的这样一个战略继续做实，无论是安全意义还是经贸意义上进一步机制化。

拜登过去的这100多天，在外交事务上让人感觉是有点时不我待。在国内他面对了一个疫情引发的所谓的极连的危机，就是一个危机套着一个危机，而疫情又不能快速地一下解决掉。但是在外交事务上，原本总统就会有更多的这种自由裁量的空间，所以他确实可能在外交事务上能够更快速地来推进自己的议程。

比如说我们看到3月中旬他的国务卿和防长和日本的2+2、韩国的2+2结束之后，到安克雷奇举行了中美高层的战略对话。同时防长又到印度去，国务卿结束了安克雷奇高层高级别战略对话之后又到欧洲去。

3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首相官邸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图源：视觉中国）

让人感觉好像紧锣密鼓，感觉好像一切都是在他的这样一个议程当中，要向世界展现一个好像“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但是这背后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盟友已经开始高度配合美国的利益了？其实欧洲盟友对他的配合度是相对比亚洲盟友低一些的。唯一的一个逻辑就是其实盟友对拜登政府的配合，是希望通过对美国的这种配合来实现自身的目标。

韩桦：所以拜登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是先考虑到亚洲盟友的态度和跟亚洲盟友的互动，而其次才是欧洲的盟友？

刁大明：其实拜登上台之后，通过电话外交的方式，先沟通的实际上是欧洲。沟通欧洲之后，才给普京打电话，之后才开始跟亚洲所谓的盟友或者伙伴进行沟通。确实他的侧重点从长线看，显然是在亚洲了。

但是过去100天里面，他为了让国内的选民看到美国回来了，他在欧洲部分的这个发力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在对俄政策上。拜登政府是冷战结束之后，第一个上台之初就对缓和美俄关系不抱任何期待的新政府。

美国人也在说拜登的对外政策有所谓的“沙利文模式”，就是所谓的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或者简称叫“中产阶级外交”。

沙利文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参与的卡内基的一个项目，聚焦于“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美国外交”，大概是说中产阶级现在虽然对于美国总体的经济形势似乎并不是特别悲观，但是认为美国包括经贸政策在内的一切的对外政策，没有惠及美国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希望美国的外交要惠及中产阶级，要让美国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当中不断取胜。

2021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图源：AFP）

同时美国中产阶级希望美国保持一定的军力，因为军力会带来就业，但同时不希望美国通过军事方式更多地来维持自己的单极霸权，不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介入更多的外部事务，不希望给美国增加成本不可控的投入，因为成本不可控的投入对中产阶级本身其实并不有利。

拜登在上台之初到国务院进行演讲的时候专门提到了“中产阶级外交”，似乎他想补上民主党当年输给特朗普时的短板，转而聚焦于回应美国中产阶级的诉求，所以才有救助计划、就业计划等一系列议程。

与此同时，在国际事务上提出要团结在价值观意义上所谓的这种民主经济体，去推动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甚至要建立所谓“民主经济体的供应链”联盟，强调所谓的韧性。

拜登签署了一个“买美国货”的行政令。美国自身赚到钱，盟友、伙伴到底赚不赚钱呢？你怎么能够既让盟友义无反顾支持你，又只让你自己赚到钱？

这种方式本身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你需要为了所谓的团结盟友，给出更多的对外投入，无论是资金的还是公共品的，甚至是军事的投入。但是按照中产阶级外交的逻辑，显然是不可能接受这种投入的。

既然不能对外投入，拜登只能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是不断地去渲染所谓的“威胁”。如果说特朗普时代渲染的威胁是安全化的，现在他渲染的威胁显然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

这种方式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你怎么能够渲染到足以团结盟友共同帮助美国来驱动中产阶级外交的同时，这个渲染的程度又不足以让美国和美国渲染的所谓“威胁”的国家产生成本不可控的冲突，这是非常难拿捏的状态。

再者说，所谓的中产阶级到底是哪部分人？按照沙利文的报告，中产阶级就是所谓的中位收入的百分之比150~3/4水平，这个说法本身的所谓的中产阶级是包括middle class，也包括一些working class。

这些人本身的诉求应该是不一样的。你怎么通过一个能够众口难调式的满足，其实是非常艰难的。美国中产阶级受累或者得不到有效的回应的原因，恐怕是因为美国本身的这样一个无论是选举政治还是分配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并不是通过调整某些外交政策就能彻底解决的。

韩桦：感觉拜登这100天在小心翼翼地找到某种平衡，显然中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美国的对外政策里面，中国因素已经大到不可忽视，您认为拜登未来的对华政策或者说中美关系会走向何方？

刁大明：在对华事务上，拜登受到的国内压力是非常明显的，让人感觉拜登一方面好像做很多事情去推进一些对话，推进一些合作，同时又开始同步进行一些制裁或者这种平衡手的状态，表现出一种两面性。

过去4年特朗普政府期间确实是单方面严重的破坏了中美关系，也在美国国内，不论是精英层还是美国社会层面上，制造了一些比较负面的态势，这个态势很难通过政党轮替能够快速改变。

面对着这样一个内部环境，拜登在多大程度上是希望调整对华政策，迫于国内压力，没有办法有效的实现他的目标，还是本身他想在对华政策当中实现某些目标，借着所谓的国内压力来对华施压，这完全都是有可能的。

2017年以来，美国所谓的这种战略方向就转向了大国竞争。拜登也在延续这个方向，也并没有拒绝这个方向。除此之外，国会目前酝酿的所谓的战略竞争法案，这个法案本身其实更多的是借着拜登政府希望推动国内议程来渲染外部威胁，来把所谓的对华的一个竞争要做实。

由美国参议员梅嫩德斯等人8日抛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当地时间4月21日在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并进行表决。（图源：视觉中国）

目前看恐怕通过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法案本身在国会审议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地向白宫施压，去影响他的战略规划。这就意味着可能我们面对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仅只有拜登的白宫，国会的因素也在持续地增加。

国会因素和白宫因素叠加在一起，对中美关系未来带来的压力显然是更大了。其实，在1979年4月份，卡特总统签了《与台湾关系法》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会的作用是有所下降的。因为其通过的涉华法案相对来说是少一些了，而相应的所谓的决议案不具备立法效力。

但是就是在特朗普时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消极涉华法案，涉及到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众多敏感议题。这些法案本身竟然在国会通过，而且被总统签署，其中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美国战略的转向，在华盛顿对于某些人来说趋之若鹜的方向，就是继续炒作中国议题，这可以让某些美国国会议员名声鹊起，所以他要不断地做这个事。

因为这样一种渲染，在美国社会层面上也产生了一定的某些负面的氛围。国会议员推动法案之后，以往总统可能不会签署，后者一般将对华事务的方向盘把握在白宫手里。

但是对于特朗普而言，他觉得工具箱里需要更多的工具，国会递来的一把把枪他都照单全收，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你枪递给我了，我什么时候开是我的事，导致的结果就是中美关系留下了一把把悬剑。这种情况下对于拜登政府的可能政策调整而言，也构成了较大的限制。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