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尼】

前阵有一则新闻令人恍惚，欧盟提出中国应将动力电池技术转让。曾几何时，技术换市场是我们非关税壁垒的手段，而知识产权则是发达国家在国际自由贸易对应的防止技术向欠发达国家外溢的护身法理，而如今攻守易也。

或许，我们政策管理导向，不应再是以受害者叙事控诉被知产霸凌，而是像支持气候协定的道德高地，来推广绿能产业。而在逆全球化下的出海时代，我们也是时候站在法理的高地，举起大旗支持知识产权的制度本身，成为全球专利秩序的维护者。

回顾一下，中国国知局受理专利申请量2024年为180万件，数量超过其余的世界四大知产局的总合（美国专利商标局60.3万件、日本特许厅30.7万件、韩国特许厅24.6万件、欧洲专利局19.9万件），但是数量并不代表质量，且当知识产权被全球贸易武器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关注的是来自域外向其境内的申请量，这代表了市场开放度、市场吸引力和专利质量。

中国国知局专利的本土申请者高达91%，而域外仅9%（来自欧洲专利局2%、来自韩国1%、来自日本3%、来自美国2.5%）；日韩来自其本土申请分别为77%和80%，这与日韩本土市场面向本国企业以及其市场封闭性有关；但美国专利局本土专利申请者仅占45%，欧洲专利公约组织更仅为43%。说明欧美市场的全球开放度和吸引力较高，令更多域外企业有强烈意愿和热情跨境申请专利，以合法实现其跨国销售。

上图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2024年五局主要统计指标信息图》

欧洲对域外企业的开放度更高，吸引力更大，申请热情大，质量好，且相比美国，与中国经济更友好和地缘冲突更小。因此可以以欧专局数据来分析中企出海。（注释：2023年，中国在美国的授权专利排名中普遍下跌，华为2022年排名第4，2023年跌为第11，京东从第11跌倒了15，OPPO从第43跌倒了63，小米从78下滑到了82。）

十年增长四倍，全球排名坐四望二

中国在欧洲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一直在不断创历史新高，速率超欧专局全球受理增长速度。欧洲专利局（EPO）公布信息，2024年中国在欧洲专利局的申请总量达到了20,081件，同比增长0.5%。对比2018年的9480件，中国向欧洲专利局的申请量翻了一番。再对比2014年的4680件，中国也翻了一番。也就是说，中国对欧洲申请专利，10年专利申请量增长近400%。而欧专局2014年全球受理申请总量为18.15万件，到2024年也仅为19.93万件，总增速仅9.7%。中国企业向欧专局的申请增速40倍于全球。

上图来源：欧洲专利局（EPO）

期间中国经历了贸易战和疫情，但中企申请的增长趋势并没改变，2018年到2019年贸易战高峰，中国专利反而申请增速飙升，高达29.2%；而疫情2021年，申请量也以3000件/年的高增速发展。

由于申请主力军以中国国内巨头为主，这意味着中国科技领军企业，正自发自觉地成为了全球知识产权专利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结盟者、共建者，而不是破坏者，同时也不再视专利为欧美独有的保护主义手段，这是近年来的巨大转变。

WTO的三大基石是GATT（货物贸易）、GATS（服务贸易）和TRIPS（知产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TRIPS知产协定存在巨大分歧——对于掌握大量知产的国家而言，知产作为一种对建立跨国生产和销售网络的保护手段，能够防止西方科技和品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链后，被抄袭带来的“恶意竞争”；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知产规则被认为是一种富国单向的“非关税性贸易壁垒”，是富国向穷国的“征税”，阻碍其产业进步的单边保护主义。而1990年代-2010年间，中国发展以低端产业的规模化为主，被认为普遍存在假冒伪劣产品和电子技术逆向仿制。

这个过程中，欧美一直为攻，中国为守——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身禀赋引发的分歧。但随着时代发展，中国实现了超越式发展，因此中国的角色也转化了——中国从被西方指认为知产侵权方，成了也拥有大量知识产权的一方，我们也拥有了知产的利益，从知产制度的受害方，逐步转向受益方的角色。

上图来源：欧洲专利局（EPO）《2024年专利指数》

根据欧洲专利局公布，2020年中国第一次超过了法国，在欧洲专利局申请的总量上，排名第四（前五大的国家是美国、德国、日本、中国、法国）。到2024年，中国一直保持着第四名（前四不变，第五名韩国替换为法国），但以目前中国申请的高增速，我们势必在近年超过日本和德国，成为欧洲第二大专利申请国，届时，我们将成为专利制度的最大受益者、红利国，应当积极拥抱全球知产制度、维护知产制度。

这局面类似中国2006年GDP排名全球第四，仅次于日本和德国，而到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专利申请的趋势，也预示了我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科技产业国，我们也必须维护科技工业的世界秩序，以守住中国科技行业已经取得的全球地位。

这一发展方向，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定位和主张高度契合。面对“半球化”的时代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致辞中指出，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并且在2025年10月30日的釜山中美元首会晤前，特朗普将此次会面称为“G2”会议，暗示中美可能构建“G2”集团。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10月3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结盟运动的伙伴、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将继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同各国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而知识产权与全球自由贸易本就一体共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支撑。当中国在专利领域的利益持续增长，我们更应当坚定支持WTO三大基石之一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成为这一人类共识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和秩序同盟者，尊重专利的新叙事，而非对抗者、批判者、受害者的旧叙事。

新利益结构下的中国知识产权的新叙事

30年前，我国企业不具备相关技术能力，也未参与到国际标准组织的过程制定，而高通等企业成了企业眼中的“标准专利霸权代表”，当时流行说“一流企业靠标准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中国企业痛恨标准专利霸权，也渴望成为标准专利。

但2000年后，以华为为代表的不少企业，积极地参与到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等国际标准组织，成为全球技术建设的重要成员和力量，为世界做出贡献，并得到全球行业认可，终于成为了“科技圈内人”“技术俱乐部会员”。由此，我国企业也拥有了不少的标准必要专利（SEP）和标准话语权。

在众多的全球行业展会上，比如全球巴塞罗那通信展、全球SNEC光伏/储能/逆变器展、新能源汽车展商，CES展，我们看到了会场上已经几乎全是中国人和中国厂商的面孔，而西方企业和西方专家变得非常少。这说明了在不少科技工业领域，“攻守之势易也”，而我们也可能从当年的侵权方，变成维权方，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叙事逻辑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也平衡与欧洲大厂的关系。

眼下，欧洲企业正在成为弱势一方，面对中国飞速赶超，充满惊惧，虽有积累，因为欧洲存在着“社会高福利负担”，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迅速逼近。如果，我们不改变旧有叙事观念，认为中国依然在部分科技领域是弱势一方，那么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即美国为了有利于自己，而破坏更改现有知产专利的游戏规则时，原本较为温和的欧洲企业可能也会选择跟随。

但如果中国能够与欧洲站在一道，共同遵守知识产权，尊重知识产权，这将是较为缓和的方式。这既有利于中国企业知产利益，也更有利于中国企业出海的外部营商舆论环境。

验证这一新叙事下的有效性，我们看到2024年华为以4322件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三星的5107件，超过了LG、高通、爱立信、西门子、雷神、巴斯夫、飞利浦、索尼。由于华为在欧洲的长期耕耘，长期在欧洲知产界工作的专家表示，欧洲科技企业和专利界普遍对于华为也抱以敬畏、尊重、钦佩，服气的态度，这是因为华为能长期投入技术研发，尊重知产的科技企业，为通信科技做出技术贡献，欧洲企业能见到华为在知产和技术领域的共建者身份。

事实上，华为即便在施压下，也有着相对宽容的商业环境，乃至西方政府向欧洲企业施压制裁华为时，欧洲运营商和欧洲合作方能保持着对华为的认可，并与欧洲和美国政府的反对华为行政令做出周旋、博弈。

包括业内已认为，华为自己的全联结大会（HC）已经超过了业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汇（MWC）。

上图来源：欧洲专利局（EPO）《2024年专利指数》

综上，中国企业如能真材实料地坚持对科技投入，有高质量的专利申请，是一种既有利于保护自身企业利益，也提升中企在欧洲的营商环境、受尊重度和中国国家形象的方式。

此外，华为、中兴，OPPO还与三星、爱立信、诺基亚、高通等通信企业，携手共同成立了Avanci专利池联盟（专利授权平台），向全球汽车业如宝马\奔驰\奥迪收费后提供2G/3G/4G/5G的“标准必要专利（SEP）”的许可。可以说，中企利用专利与对手既竞争也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度绑定，这样的新叙事下，有利于中国企业建立稳定的商业秩序。

当然，欧洲企业有尊重知识产权的理想主义传统，但在重商和实用主义的美国企业或许有所不同。比如，GPNE公司曾被3GPP确认为标准必要专利（SEP），2007年到2011年所有通信公司都与GPNE签署了专利许可费。然而，苹果公司却成为唯一的例外。它非但拒绝签约，更通过律师团队钻营法律文辞的漏洞，并利用由公众组成的陪审团来争取“不侵权”的认定。

而其他日本、欧洲、加拿大、韩国和中国的企业能普遍承认GPNE早先对通信的技术贡献。2024年8月，连谷歌施密特在谈到“抄袭”，鼓励要先大但抄，做出商业模式，后把违法的问题交给律师，他还以对如何抄袭Tiktok进行举例。美国迪斯尼为了保护其版权IP形象，原则上1984年就会失去米奇版权，但迪斯尼法务不断游说国会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版权法期，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中国知识产权新叙事的时机判断

表面看，中国还是更多地成为全球知识产权的被告一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专利的弱者。

2024年欧专局的全球受理专利申请排名前三的的领域中，计算机技术（第一）和数字通信（第三）恰恰也是中国企业在欧洲申请专利最多的领域。

上图来源：欧洲专利局（EPO）《2024年专利指数》

其中，第一的华为（4322件），第三的中兴通讯（999件）、第四的小米（763件）、第五的VIVO（622件）、第六的腾讯（446件）、第七的联想（395件）、第八的荣耀（341件）、第九的OPPO（328件）均在这领域，而这些企业也是中国在全球最具品牌竞争力的企业。

上图来源：欧洲专利局（EPO）《2024年专利指数》

这一现象说明，即便在全球创新度最强、竞争最激烈、技术壁垒最高的行业，中国企业的科技实力也能脱颖而出，获得商业成功，并用大量科技专利的“叠甲”来建构自身商业护城河，说明了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已能采用新叙事（即与欧美日韩企业一道，维护知产秩序），整装待出发。目前，华为已经可以靠收取专利费获得可观利润。

而且该范本，并非华为一枝独秀的“幸存者偏差”，而是全行业普遍成功。这为中国其他行业同样提供了强大的信心。比如电机/装置/能源领域，中国首次成为了专利申请的领先国家；在与电池技术相关的方面，宁德时代、爱迈森和比亚迪进入了欧洲专利局的前十名。而生物技术（同比增长了15.1%），大量医药企业以license out方式出海，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也认可中国创新药领域的能力，积极与中国企业跨国合作；医疗技术（同比下降了8.2%）中的联影医疗也发展迅速，引起飞利浦等巨头的关注。此外，中国有机精细化学也发展迅速（同比增长了16.1%）。在另外一些行业，中国有绕开后欧美专利封锁下再创新的能力。

上图来源：欧洲专利局（EPO）《2024年专利指数》

我们可以预见到，中国在欧洲专利局申请量将随各行各业的进一步崛起而全面提升。当前时机是较为合适的，眼下中企有底气向世界塑造中国是全球贸易下知产体系的共建者和捍卫者形象，显示出中国企业以领先的姿态，能公平进入全球高端市场。这有利于中国企业出海的商业合规、凝结共识，尊重知识、重视研发的形象，有利于中企在全球公平竞争和外部营商环境。

目前中国企业成为知产被告主要有两种：

第一是跨境电商的低端产业。目前在美国，被知产起诉的重灾区是跨境电商，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新立案和结案的知产案件为1856起，其中1320起为跨境电商案件，超过7成，而中国企业作为被告的为1165起，占89.48%。跨境电商专利诉讼案件数量为410起，新立案322起，结案226起。商标诉讼案件数量为938起，新立案643起，结案725起。

新立案跨境电商案件共涉及中国企业12382家次，其中中国企业作为被告的12000家次，占比96.91%。但这是由于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管理问题。类似TEMU等低端产品的海外销售，以“全托管模式”，超低价倾销，导致供应商唯有超低价才能有前台流量，最终产品严重低质和违规知产，也将中国重新拉回20多年前的产品形象。这令关注高科技掐脖子的美国，也有大批美国律所对中国跨境电商卖家频频下手，单个案件的被告甚至可能达到上千个，美国的“SAD机制”，能进行规模批量诉讼。

这些中国跨境电商的小企业主自身难以应对诉讼，知产意识也比较薄弱，因此更需要跨境电商平台在掌握“全托管”利润的同时，承担起规范电商卖家，并为中国卖家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的责任。这一类，某种程度上也需要通过知产约束来倒逼规范。

信息来源：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2024年度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调查》报告

第二是科技巨头的高端产业。这一领域，我们几乎能看到被告的都是头部电子企业，虽然目前中国巨头频频与欧美巨头（含其拆分的NPE机构）在专利上有纠纷和摩擦，例如OPPO与诺基亚因标准必要专利（SEP）僵持两年半的许可谈判，以及爱立信对主流手机厂商持续收取专利授权费，但这些举措绝非“趁你病、要你命”。

表面看，中国科技企业与欧美专利纠纷多。原因是欧美工业国科技积累多，与后发工业国的中国，在争夺全球科技业中撞个满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摩擦更像是一种激烈的“商业磋商机制”，是产业格局重构过程中的常态。

尤其是当欧洲科技企业不断走弱时，势必加强知产专利授权以保证生存。（客观地说，2023年中国自主出口产品占到了出口70%，科技产品占90%，触动了欧美高利润产品，还以欧美为主要市场，这是“踩到了他人的脚”）

中国领先企业已具备在现有知识产权规则与秩序框架内，与欧洲同级别巨头进行有限博弈、利益协调与共生发展的能力。通过参与3GPP等国际标准组织或Avanci等专利池联盟，中方与欧洲同行建立起多维沟通渠道，逐步形成利益共同体。对中国头部企业而言，知识产权纠纷已成为商业竞争中的“常规武器”，是定价谈判与商业博弈的一种方式，并不构成致命威胁。我们正推动将市场问题交由市场解决，将知识产权争议置于知识产权体系中化解。

中国大企业早已习惯知识产权诉讼，各方在交锋中“不打不相识”，公司法务团队也在持续实战中锤炼能力、积累经验。当然，仍有许多中国企业尚未具备这样的应对能力。因此，当诺基亚对中国POS设备商发起诉讼时，部分企业感到不适应实属正常。然而，在新的叙事背景下，这类竞争是可逐步放开并适应的。2023年，中国企业在欧洲等地作为原告的专利诉讼案件已达23起，同比增长76.9%，表明我们正在主动运用知识产权武器。当前，正是推动这一转变的合适时机。

如今，树立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正面形象，不仅具有可行性，也具备重要价值。中国已不断证明，真正具备实力的科技企业并不畏惧专利纠纷，反而能借助国际标准组织、行业论坛与产业联盟，塑造号召力与声誉，实现良性发展。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人才流动。近年来，尽管一部分中国高净值人群选择移民，但也有大量在西方工作生活多年的高学历人才悄然回国。他们中不仅有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专家，也包括来自西方科技强国的知识产权实务人才。

在欧洲，无论是专利事务所还是科技企业，其专利工作的节奏普遍较为平缓，发展空间也相对有限。相比之下，以华为、中兴、联影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在欧洲的专利申请量与布局速度显著加快，反映出中国整体科技发展的高节奏与高效率。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快速提升，专利申请量持续攀升，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与西方巨头的摩擦与全新挑战也将不可避免。那些深谙西方知识产权体系的中国专家适时归国，正以西方能够理解的方式，为中国科技企业的专利布局与全球策略提供关键支撑。

新叙事的另一价值：一带一路国家中“被追赶”的风险

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中角色的转变，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大量科技工业企业“出海”时正面临西方企业当年进入中国市场相似的困境——东道国以市场准入为条件要求技术转移。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护我国高附加值技术与产业优势，防止被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后发国家逐步替代，已成为现实课题。

1.自2023年起，东盟已超越欧美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区域，正积极承接中国转移的产业并推动升级。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纷纷布局东南亚，试图以该区域为出海跳板。然而，部分在国内竞争力不足的企业，为获取当地市场机会，倾向于与本地巨头合资，并在谈判中过度转让核心技术，导致技术优势流失。

上图来源：界面新闻

2.随着中阿关系升温，部分面临资金压力的中国企业积极与沙特财团及基金合作。沙特在《2030年愿景》框架下，正通过投资中国科技工业企业弥补其工业短板，通常要求被投中企返投中东，以提升本土科技工业能力。这一进程本质是沙特从采购成品转向获取生产能力的战略转型。在此过程中，部分中企出于经营压力，存在被动转让关键技术的风险。

3. 2014年，莫迪提出“Made in India”后，印度电子制造业飞速增长，本土生产手机比例从2014年的19%跃升至2023年的99.3%，并已实现iPhone出口。为进入印度市场，中国手机产业链企业纷纷设厂，甚至包括精密零件制造。然而，印度通过指定使用本土高管与供应商、突击检查、查税罚款、冻结资金、强制索取技术数据等方式，系统性地获取中方技术、产业链与经营权。近期vivo印度被迫向塔塔集团转让51%股权并剥离经营权，即为一例。印度已借此在几年间构建起完整工业链，培育出高质量的产业人才与工人队伍。可以预见，在印度持续威逼利诱下，中企核心技术被转移的风险将持续存在，类似历史上欧美制药业在印面临的仿制药困局。印度已成为中国科技出海过程中最需警惕的市场。

中国企业唯有主动塑造知识产权新叙事，与欧洲、日本、韩国等共同维护人类知识产权的道德共识与无形资产价值，才能为中国产业优势构建法理基础，降低被替代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可参考欧美日韩设立知识产权参赞的做法，在部分亚非拉大国试点推行。欧美与中国虽存在技术竞争，但尚可在知识产权框架内协调；而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侵权普遍、执法薄弱，维权难度极大。例如，中国影视节目在东南亚等地授权运营中，长期面临大规模盗版而难以有效维权。设立专业知识产权外交岗位，将有助于系统应对此类挑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制度性保障。

制度成熟中的革新与挑战

随着中国产业链的升级与部分低端环节外移，中国科技产业正面临“前有虎，后有狼”的复杂局面。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审时度势，明确自身立场：是继续被视为过去的“侵权方”，还是主动转向成为未来的“维权方”。

全球专利制度的共识最初在欧洲形成，美国随后加入并共同维护该体系，日本与韩国也先后成为该共识体系的重要支持者。从中国企业专利申请量的高速增长可以看出，中国正逐步与欧美日韩站到同一阵营，将知识产权保护视为共同利益，以“圈内人”身份参与国际协调。

中国头部科技企业已完成技术能力的积累与转身，正逐步从过去的知识产权应对者，转变为在可控争端中善于运用专利制度的受益者。在“半球化”趋势加剧的当下，技术领域的加速投入可能引发美国进一步推动脱钩，甚至改变国际竞争规则。而中国若能积极捍卫知识产权与全球专利制度，将有助于争取相对温和的欧洲等传统工业国家，防止技术体系走向分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已成为全球化最重要的倡导者和维护者。积极构建并传播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叙事，将使中国与各国在同一频道、同一秩序下开展有序沟通与竞争，既提升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营商声誉，也有助于保持对后发追赶者的领先优势。中国应成为这一人类共识的坚定支持者、秩序维护者和同盟者——以“尊重专利”的新叙事，替代“对抗、批判与受害”的旧叙事。

为实现这一叙事转变，建议在当前阶段积极吸引在欧美具备实务经验的知识产权专家回国，加入有出海潜力的科技工业企业，系统性开展全球化知识产权布局与战略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