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亚斯明·塞尔汗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这些天来，美国的政客们似乎很少能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但有一个鲜明的例外：中国及其威胁。

形成这一共识的原因似乎显而易见。在经济和军事上，更不用说在民主、自由和人权方面，身处华盛顿的当权者认为北京对美国利益构成了致命威胁，以至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列为其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已经表明他们愿意搁置政治分歧，通过立法限制北京的经济影响力，而且两党预计还将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展开进一步合作。围绕对华政策而形成的政治团结被吹捧为美国政界硕果仅存的两党共识。

在政治上，共识是威力强大的（即使是罕见的）硬通货。当它真的出现时，它会被当作一项政治功绩而受到人们的欢呼——它本身就是一项美德。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经历了多年的党派之争和政治瘫痪后，乔·拜登誓言要恢复两党合作。当时还是候选人的拜登在竞选活动上说：“除非我们能够达成共识，否则我们的宪法就无法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我国宪政运作的方式。”要想兑现承诺，对华政策是拜登最方便利用的工具（如果不是唯一方式的话）。然而，当权者有理由对共识这个概念及其可能造成的盲区保持警惕。

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芭芭拉·李（Barbara Lee）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这一点。在9·11事件发生后，她是唯一一个投票反对授权美国政府发动战争入侵阿富汗的人，她也因此而名闻天下。当时，她的特立独行之举看起来像是一种藐视国家团结的行为，有些人甚至还给她贴上了叛徒的标签。但在此后，历史却证明了李的正直无私。今年，包括李在内的一群两党议员废除了这项已存在20年之久的授权。预计参议院将在今年年底就这项措施进行投票。

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本文

如果说李从20年前的事件中吸取到了什么教训，那就是共识虽然值得珍视，但它并不总能带来预期的结果。她告诉我说：“人们没有认识到保持异议对我们的民主至关重要。”她还补充说，“只有一种观点”并不是最有利于政治的情形。

平心而论，美国在9·11事件后形成的共识与此后的对华共识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一些进步派议员和团体已经敲响警钟，警告美国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这些对华强硬言论会助长国内妖魔化亚裔美国人的风气。另一方面，在对华强硬程度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仍存在一些重大分歧。

面对日益成形的对华共识，现在极少有议员会公开提出质疑，而伯尼·桑德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警告说，形成这样的共识可能会使美国危险地接近一场新冷战。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算不上是对华鸽派。

他将早期事件描述成旧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的定义是美国与北京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就能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从而使该国及其统治方式变得自由（这一想法最终没有变为现实），他反对这一共识。桑德斯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道：“华盛顿传统智慧的钟摆现在已经从过于乐观转向了过于强硬，之前是对不受限制的对华贸易能带来怎样的机遇过于乐观，而现在则是对更富裕、更强大的中国所构成的威胁过于强硬，但中国威胁正是贸易增长的结果之一。”

桑德斯的立场并不是让美国忽视中国政府的“威权主义”。他所质疑的是华盛顿热衷采用的“零和博弈”做法是否好过与北京展开双边和多边接触的做法，尤其考虑到这么做的代价是要牺牲两国合作从而无法应对共同威胁（如应对未来疫情和气候变化）。

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的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告诉我，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自己比桑德斯更趋鹰派，但他也认识到这一新共识具有缺陷，他尤其强调这种心态会造成误解。

他说，当权者们“大大高估了中国目前的能力”。他还指出，尽管中国在技术和军事上有潜力成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者，“但美国仍然是一个更强大的实力派。”（例如，尽管中国在5G移动技术方面掌握的新能力令华盛顿决策者深感震惊，但美国已经说服盟国放弃或严格限制使用中国制造的硬件设备。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深入渗透到中国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而北京却缺乏类似的能力，无法靠近美国的海岸。）

能就中国威胁达成广泛共识，这至少可以部分归功于唐纳德·特朗普，他将遏制中国崛起作为其主要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并将北京视为主要的致命威胁。尽管拜登可能没有使用其前任的言辞，但他继续执行了特朗普政府定下的许多政策，包括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及对赴美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中国学生实施签证限制。

但推动这一共识形成的另一个因素是团结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功利性。“因为团结一致是如此罕见，而人们又喜欢两党达成共识，”德雷兹纳说，“这就意味着有人会把‘团结’当作撬棍，推动执行他们想要的任一特定政策。”

然而，如果华盛顿采取更敌对的对华态度，其后果将不仅仅会影响美国的政策方向。形成这一共识会产生更危险的后果，其中之一是有可能限制研究活动和两国互动，迫使这些研究和互动公开采取反华立场，或更糟的是，要以怀疑的眼光审视两国间的所有正常接触。

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数以千计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因他们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被拒绝签发或撤销了美国签证。尽管特朗普政府推出这一政策是为了阻止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个人进入美国，并阻止北京偷窃知识产权，但批评人士认为，这种做法是歧视性的且有损美国的竞争力。最近，177名斯坦福大学教师联合呼吁拜登政府撤销这一政策。

尽管两国之间的此类交流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当前的大气候却“播下了这样的种子，即所有学术交流都应该受到质疑，所有科技合作都应该从国家安全威胁的角度被加以审视”。纽约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高级项目官员罗西·莱文（Rosie Levine）如此告诉我说。因此，不仅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参与这些项目，就是那些已在美中关系领域工作的个人（他们也许是最适合解释中国行为的人），现在也发现自己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莱文最近与他人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课题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情况。他说：“因为媒体和公众对中国言辞激烈，我想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会感觉自己很难发表稍微不同的言论，他们有可能会被贴上‘拥抱熊猫派’或‘屠龙派’的标签。国内现在的环境与他们此前工作时的环境相比更恶劣了，想要高效完成自己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莱文告诉我，两国的接触越少，彼此的理解可能就越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证实。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发表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每10名美国成年人中，大约有9人认为中国更像是一个竞争者或敌人，而非伙伴。而由盖洛普公司发起的另一项调查发现，只有20%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这是历史最低水平。

随着美国对华立场变得日趋强硬和即使与北京展开正常接触都要面临更大压力，桑德斯所警告的中美新冷战似乎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但现实不必如此。尽管美国政坛可能充斥着党派之争，但美国的政策在经过审议讨论的千锤百炼后会最有效地发挥作用。20年前，政治家和广大公众达成的共识并没有取得更好的结果，不要错误地认为现在这个共识就会。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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