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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皮林:印度前40年的田园经济政策,如何制造了如今的莫迪狂热

2020-07-09 07:24:46

第一次去印度时,我正好20岁。还记得当时是凌晨3点,机舱门一打开,我顺着吱吱呀呀的阶梯向下走,空气如洗澡水般又湿又热。出了机场,我听到一些微弱的鼾声,这才留意到成百上千的流浪汉就这样席地而睡。他们无家可归,只好在新德里国际机场外将就着打地铺。

那是1985年,当时的印度还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据世界银行估算,当时印度的人均收入仅为300美元左右,人均期望寿命为56岁。赤贫者随处可见,光脚的孩子们在街上成群地嬉笑打闹,乞丐毫不掩饰地朝路人挥舞自己的残肢断足。疾病、营养不良和赤贫成了赤裸裸的景象,在城镇和村庄俯拾即是。

如今的印度仍未完全脱贫,但的确改头换面了一番。其人均收入是1985年的5倍多,已超过1500美元。按当地物价调整后,这一数值甚至可达6000美元左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印度的人均期望寿命已提升至68岁。婴儿死亡率几乎下降2/3,由1985年的1/10,降至如今的37/1000。尽管仍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但印度近年来维持着惊人的经济增速,社会生活呈现方方面面的现代化特征,汽车、摩托车、立交桥、手机、超市、摩天大楼、电话客服中心一应俱全,印度人总体的生活节奏和精神状况也有了大幅改观。虽然种族差别和有失公正的情况每天均可见诸报端,但正如某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印度自认是一个“新锐”国家。不过,印度的“新锐”到底体现在哪方面,还有待观察。

但毋庸置疑的是,经济增长(即由GDP粗略衡量的经济增长)能改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据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张夏准介绍(他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1963年,即他出生两年前,韩国的人均收入仅为82美元。同期,以生产可可为主、刚独立不久的新兴西非国家加纳的人均收入也有179美元。当时的韩国首都汉城(现在的首尔),就是一片火红的土地,因为所有树木均遭砍伐,转而成为生火的柴火。相较之下,当时资源相对富足的朝鲜被认为是朝鲜半岛上更富裕的国家。

如今,首尔已发展为一座快节奏的繁荣都市,灯红酒绿,各式时髦商店、餐馆和夜店鳞次栉比。全世界的人都在用韩国产的智能手机,开着韩国制造的汽车。自1960年至今,韩国经历了俗称“汉江奇迹”的崛起期,从原本国力明显不敌加纳的国家,一跃成为富裕程度可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媲美的国家。现在韩国的人均收入已近30000美元。到2017年,韩国已从亚洲最不按常理出牌的民主制国家,逐渐发展成敢于弹劾滥用职权的总统的民主制国家。

当然,当代韩国社会自有其问题,且其中许多问题与经济发展有关。韩国的自杀率居高不下,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人压抑,人人都渴望比他人更出色、更有钱。许多年轻人脱胎于高压的韩国教育体系,虽然坐拥各式学历证书,但可能连获得其渴望的工作或社会地位的机会也没有。无论如何,我们断然不该夸大当今韩国社会的贫穷程度。比起祖父母辈的人,今天的韩国人前所未有地享受着自主选择生活的机会。韩国人集结民族智慧,顺利赶超加纳人,而后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如今依旧无力主宰自身命运。2017年,韩国人均收入已达加纳的8倍多,个中原因有且只有一个:这是复合增长的奇迹。

前文已述及,如今的“经济增长”概念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且经常与我们自以为是的认知相左。但对低收入人群而言,经济增长的确能改善他们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多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铺路工、建筑工或电话客服等岗位空缺有待填补。低收入人群通过就业,可有效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同时,这些新增工作岗位还能为政府带来税收,而政府又用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并修建有助于进一步发展经济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当然,这些新增就业机会也会带来其他问题。原本住在乡下的人因为找到工作而在城市贫民窟定居下来,或与汽车一起露宿街头。但除非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田园生活爱好者,否则你将无法否认,对发展落后的国家而言,经济增长是改善基层人民生活的原动力。

这项结论虽然看似显而易见,但在过去几十年内,发展经济却从未被印度政府优先提上议程。领导印度独立运动并使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圣雄甘地,一心向往乡野生活。因此,即使印度独立后,甘地的这些观点依旧影响着印度国策的制定,举国上下都对贫困生活抱持一种崇敬的态度。

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直以智力超群、深谋远虑的形象示人,他虽比甘地更主张发展经济和现代化,但其思想却带有浓重的社会主义和平均分配主义色彩。可问题是,当时的印度几乎没有多少财富可供平均分配。受苏联影响,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成了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印度政府高层致力于打造国内重工业,并以禁止许多消费品进口的方式刺激本土生产。这项国策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印度人民一方面使用着质量低劣的本土产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忍受因产品供应有限而导致的高价。

当时,印度政府高层对发展经济几乎持怀疑态度,唯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引发社会动乱。1972年,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出任总理后,立马对所谓的“无限增长心态”展开猛烈抨击。她曾在某次公开演说中呼吁:“人们应始终注意提防‘实现GNP最大化’的危险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将无一例外地引发社会和政治动乱。”

如果说印度的国策是避免发展经济,那么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实在令人啧啧称奇。人们为讽刺印度经济增速之缓,甚至发明了“印度式经济增长率”一词。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40年过去了,其GDP年增速仅上升了3.5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想想印度人口规模在此期间扩大了2%,那么印度经济增速究竟有多缓慢便一目了然了。这段时期内的印度经济增速仅比1%高一点,对减少国内沉重的脱贫负担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就这样,印度没能像韩国一样,在经济史上创造出一个“恒河奇迹”。

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经济一再陷入危机,外汇储备几乎降为零。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发动经济改革。1991年,时任印度财长的曼莫汉·辛格临危受命,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改革政策:降低进口关税,削减税收,并扫除了境外资本来印投资的各项障碍。最重要的是,他废除了所谓的“执照为王”制度。这一疯狂的官僚制度,用无数的许可、执照和管制措施控制着印度工业,并有效地限制了一小撮资本家企图通过裙带关系赚钱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经济开始增长,增速稳定在7%以上。在这样的增速下,经济规模大约能每10年翻一番。后几届印度政府持续深化经济改革,将更多经济领域向自由市场和境外投资开放。截至2016年,印度已成为与中国齐名的最热经济大国。

2010年,著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对印度国会人民院(下议院)发表了一次演说。只见他眼中闪过一丝戏谑的神色,赞扬了经济增长对印度人民生活的积极影响。他提到,2亿印度人已成功脱贫。印度经济改革的总工程师们反对“为了经济增长而增长”。相反,他们将经济增长视为一种动力,一种帮助人民摆脱贫困的武器。他否认印度经济改革政策与里根那套被搞臭了的“涓滴经济学”理论有任何关联,因为印度政府并不像里根那样主张大刀阔斧地为高收入人群减税。相反,巴格瓦蒂对印度国会人民院的议员们说:“经济增长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进而帮助人民脱贫。它本身只是一种策略,而非终极目的。”

巴格瓦蒂的立场与另一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不同。后者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于20世纪50年代与巴格瓦蒂一起在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学习。(顺便一提,印度经济改革的总工程师曼莫汉·辛格此时也在剑桥大学读经济学)。森严厉反对信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转而强调“社会能力”,它本质上是社会保障个人自由与取得成就的能力,具体内容从最基本的获得食物、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能力,到更远大的获得政治自由、参与民主进程或不受性别与种族歧视、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

10岁时的某天,森在位于达卡的家的院子里玩耍。达卡现为孟加拉国首都,但在孟加拉国独立前曾是印度的一座城市。当时,一名男子突然尖叫着闯进森家的院子里,男子背后的刀伤血流不止。在那个年代,信奉印度教的人与穆斯林之间时常发生暴力冲突。眼前这名受伤男子是一个穆斯林,名叫卡迪尔·米亚,此前在一个印度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做劳工,不料遭到当地犯罪团队的重袭。惊魂未定的森让米亚喝了口水,森的父亲急忙将受伤的米亚送往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米亚表示自己的妻子此前就告诫过他,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穆斯林万万不可去印度教徒聚集的地区打工。但为了养家糊口,他别无选择,只能靠白天做苦力换来一点儿小钱,否则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家人饿死。后来,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他(米亚)被送到医院后,终因医治无效而死亡。一个在经济上不自由的人,等待他的结果竟是死亡。”这一事件令一个未来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小男孩深深地相信,贫穷与不自由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森看来,社会发展一直被过度简化成经济指标的变化,但社会发展的目的实则为“使人们得以在更大程度上享受自由”。他认为,经济增长能为个人提供逃避“不自由”的金钱或其他方面的支持,而“不自由”指的正是个人无法按自由意志选择人生的状态。森指出,扩大人们的自由度,比如确保其能够享受医疗和教育的基本权利,同样有助于经济增长。从“不自由”向“自由”状态的转变,应当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而非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

巴格瓦蒂的立场和森的立场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方认为经济增长能帮助人民脱贫,另一方则认为贫穷是自由之路上的绊脚石。然而,尽管两者观点在某些方面明显具有共性,但这仍旧没能阻止双方互相批评,甚至对对方进行恶性攻击。巴格瓦蒂对印度国会人民院发表演说后不久,森就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当几千万印度人民仍在贫困线上挣扎时,印度政府将实现两位数经济增长的目标优先提上议程的做法堪称“愚蠢”。

作为还击,巴格瓦蒂将森讥讽为“经济学界的特蕾莎修女”,指责他迟迟不肯承认经济增长带来的价值,并百般阻挠经济增长前必须开展的一系列改革。“印度的财富再分配不可能先于经济增长发生,因为印度社会里的高收入人群太少,低收入人群太多。”巴格瓦蒂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你想平分一块馅饼,那么你首先得有一块馅饼才行。”对此,森用惯常的文风还击道:“马的跟前确实有一辆车,但这辆车是一辆破旧的老爷车!”

两位经济学家的争论在2013年印度政府大选期间被进一步激化。自印度独立以来,尼赫鲁–甘地家族后裔拉胡尔·甘地一直主导印度政坛,并与印度非精英阶层出身的政治家、茶商的儿子纳伦德拉·莫迪共同竞选印度总理。此前,莫迪一直任古吉拉特邦邦长。其行事风格备受争议,有人对其重商、理智的政治风格表示赞扬,也有人控诉其在2002年的一场近800名穆斯林丧生的大屠杀中袖手旁观。莫迪在民众眼中是一个褒贬不一的角色,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巴格瓦蒂和森的观点分歧上。巴格瓦蒂支持莫迪,但森对莫迪持反对态度。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森与许多人一样,对印度每天大肆鼓吹的经济发展表示怀疑。他一方面因印度国内低收入人群的持续贫困而深受震撼,并称该人群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对印度高收入人群的富有程度感到震惊。印度高收入人群以炫耀式的消费闻名于世。某印度矿业大亨曾邀请5万名宾客参加其女婚礼,婚礼在班加罗尔市内一座仿都铎王朝建筑风格的城堡里进行,花费共计8000万美元。印度的亿万富翁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人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

孟买市的贫民窟里居住着数百万贫民,而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却在市里建了一座27层高的私宅,这座被称为“参天宫殿”的建筑共计耗资10亿美元。森指出,孟加拉国的经济水平虽不及印度,但其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女性)具有更高的人均期望寿命,享受更普及的疫苗接种,并较其印度同类人群在生育方面拥有更大的掌控权。换言之,孟加拉国以比印度更低的GDP,取得了比印度更好的社会发展成果。

穆克什·安巴尼的“参天宫殿”

巴格瓦蒂对森的诸多论点表示反对。他用一系列数字强调了印度在脱贫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印度经济增长为多项社会指标带来的改善。他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GDP越高,你才有更强的能力来合法享受GDP增加带来的种种好处。”

两位经济学家之间的智力对抗看似小肚鸡肠,但究其本质,巴格瓦蒂的观点是,我们需要靠经济增长产生医疗和教育资金,而森的观点是,我们需要良好的医疗和教育为经济增长创造必要条件。两者在观点上的分歧不在于最终结果,而在于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

尽管巴格瓦蒂和森的争论仍在学术界激烈上演,但民心所指则相对清晰。在那次印度大选中,莫迪取得压倒性胜利。我曾密切跟踪过那次大选,并于2014年多次走访印度。就在投票日前两周,莫迪已经看上去胜券在握。我在自己的报道中写道:“长期执政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之所以将在此次大选中失利,原因在于其对印度国情变化的预判不足。”15年的经济发展历程虽未产生“恒河奇迹”,但让印度国内的赤贫人口数量变少了。这种变化减少了印度贫民阶层对主张精英政治的国民大会党的依赖。

“多数印度人不再满足于国民大会党制订的就业刺激计划,或发放的食物供给。”我在报道中这样写道,“许多印度人已经有了更好生活的初体验。现在,他们想就业和得到各种各样的人生机遇。就连那些仍在社会底层挣扎、却渴望进入上流社会的人,也能预见到改善后的生活将是何种情形。卫星电视频道将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形带到了印度最偏远的角落。”

许多印度人已经脱离了一位经济学家所称的“乞求阶层”,转而成为有志向的一群人。印度的社会精英阶层没能捕捉到15年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但莫迪不是,他看到了经济增长究竟带来了怎样引人入胜的社会变革。

本文节选自《增长的错觉:经济学家错了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出版,作者: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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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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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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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张广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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