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些年来，多地与校园欺凌相关的新闻层出不穷。在这些事件中，诋毁、辱骂、殴打是常见手段，更有甚者升级为暴力谋杀。

实际上，校园欺凌是一个全球普遍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9年公布的14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显示：全球学生中，平均每3个学生就有1个遭遇过校园欺凌。

挪威学者丹·奥维尤斯（Dan Olweus，1931-2020）是国际校园欺凌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校园欺凌》一书是其研究工作的总结与反思，已成为相关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本文节选自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4月推出的《校园欺凌》中文版第一章，在这一部分，奥维尤斯阐释了校园欺凌的核心特征，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问题。

【文/丹·奥维尤斯】

典型的受欺凌者有什么特征？

研究描绘了一幅比较清晰的典型受欺凌者的画像。总体来说，它既适用于男生也适用于女生，而且必须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女生群体中的欺凌行为研究，相比男生群体要少得多。

典型的受欺凌者比一般学生更焦虑且缺乏安全感。此外，他们通常谨慎、敏感、安静。当被其他学生攻击时，他们通常的反应是哭泣（至少在低年级是这样）和退缩。此外，受欺凌者深受自卑之苦，对自己和当下的处境持消极看法。他们常常把自己看作失败者，觉得自己愚蠢、可耻、没有吸引力。

受欺凌者很孤独，在学校孤身一人。通常，他们在班上一个好朋友都没有。然而，他们并不会咄咄逼人或取笑他人。因此，我们不能把受欺凌的原因解释为他们自己挑衅同龄人。此外，这些儿童对暴力和使用暴力手段持有一种消极的态度。如果他们是男生，相比一般的男生，很可能在身体力量上较弱。

资料图来源：外媒

我把这种类型的受欺凌者称为“被动型或顺从型的受欺凌者”，被动型受欺凌者的行为和态度似乎在向他人发出信号：他们是没有安全感、没有价值的人，即使受到他人的攻击或侮辱，他们也不会报复。换个稍微不同的说法，被动型受欺凌者具有焦虑或顺从的反应模式，以及身体力量弱小的特征（对男生而言）。

对受欺凌男生父母的深度访谈表明，这些男生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一定的小心翼翼和敏感，具有这种特征的男生（可能同时在体力上较弱）往往很难在同龄人中果断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态度。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特征促使他们成为欺凌行为的受害者。同时，很明显，同龄人的反复侵扰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导致他们往往消极地评价自己。

我们的一些研究数据还表明，与一般男生相比，受欺凌者与父母，特别是与母亲有更密切的接触和更积极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有时会被教师认为是一种来自母亲的过度保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过度保护的倾向既是他们遭受欺凌的原因，也是他们遭受欺凌的结果。

还有一种数量明显较少的受欺凌者，“挑衅型受欺凌者”，他们的特点是既有焦虑的反应模式，也有攻击的反应模式。这些学生经常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他们的行为方式可能会引起周围人的愤怒和紧张。其中一些人可以被界定为“好动”或“多动”。他们的行为激怒了班上的许多同学，从而引发了大部分同学甚至整个班级的负面反应，这并不少见。在欺凌事件中，挑衅型受欺凌者在班级中的互动方式与被动型受欺凌者不同。

一项研究追踪了两组男生，一组在学校中受到了同龄人欺凌，另一组没有。结果表明，受过欺凌的男生在23岁时，许多方面已经“正常化”，这说明在离开学校后，他们有更大的自由选择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但是，与未曾受过欺凌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容易抑郁，自尊心更薄弱。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这是他们早年持续不断受欺凌的结果，这段经历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伤痕。

典型的欺凌者有什么特征？

典型欺凌者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对身边的同龄人具有攻击性——这一点在欺凌的定义中已经说明。欺凌者通常也会对成年人，包括教师和家长表现出攻击性。

一般来说，欺凌者相比一般学生对待暴力和使用暴力手段的态度更为积极。此外，他们通常具有冲动行为和支配他人的强烈欲望。他们对被欺凌者几乎没有同情心。欺凌者通常对自己抱有相对积极的看法，如果他们是男生，身体可能比一般的男生，尤其是受欺凌的男生更强壮。

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普遍认为，具有攻击性和强硬行为模式的人，在其“表面之下”其实是焦虑且缺乏安全感的。我在自己的几项研究中检验了欺凌者是否具有潜在的不安全感。我们采用了“间接”的实验手段，如压力激素和特殊人格测试。研究结论是，没有任何发现支持上述假设，实验结果反而更偏向于相反的观点：欺凌者的焦虑和不安全感非常少，或者大致处于平均值。他们并不自卑。

这一结论适用于欺凌者群体（相对于一般男生群体和受欺凌者群体），它当然不意味着不存在既有攻击性又焦虑的个别欺凌者。

还应该强调的是，有些学生虽然参与了欺凌，但通常不会主动采取行动——他们被称为“被动型欺凌者”、追随者或党羽。一群被动型欺凌者中，很可能混杂着焦虑和缺乏安全感的学生。

几项研究表明，欺凌者在学校的受欢迎程度可能处于平均值或略低于此。他们经常处于一个小群体中，周围有两三个朋友，这些朋友支持他们，看起来也喜欢他们。然而在升入高年级后，欺凌者的受欢迎程度会开始下降，在9年级时远低于平均水平。尽管如此，欺凌者还是不像受欺凌者那般不受欢迎。

总之，典型的欺凌者可以被描述为：具有攻击性反应模式（如果是男生的话），以及较强的身体力量。

关于欺凌行为潜在的心理动因，研究结果表明，至少存在三种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欺凌者对权力和支配他人有强烈的欲望，他们似乎喜欢“掌控”和“征服”他人；其次，考虑到许多欺凌者的原生家庭环境，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对外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敌意，这种感觉和冲动可能会促使他们从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和痛苦中获得满足；最后，欺凌行为会带来“收益”，他们经常强迫受欺凌者提供金钱、香烟、啤酒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此外，很明显，在许多情况下，攻击性行为会使个体在同伴中获得声望。

欺凌也可以被视为更普遍的反社会和反规则（“品行障碍”）行为模式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假设，具有攻击性并欺凌他人的年轻人，日后出现其他问题行为（如犯罪和酗酒）的可能性也会明显增加。最近的一些研究证实了这个假设。

在我自己的后续研究中，也发现了对这一假设的有力支持。在6-9年级被界定为欺凌者的男生中，大约60%的人在24岁时至少会有一次犯罪记录。更引人注目的是，多达35%-40%的欺凌者在24岁之前至少会被定罪三次，而对照组（在6-9年级时既不是欺凌者也不是受欺凌者）中只有10%的人有过犯罪记录。因此，根据官方数据，从前是校园欺凌者的年轻人成为相对严重惯犯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四倍；而曾经的受欺凌者，成年后的犯罪率处于平均或略低于此。

体格的强弱

在男生中，体格的强弱在欺凌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上所述，受欺凌者的身体力量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欺凌者通常比普通男生，尤其是受欺凌者身体强壮。在斯德哥尔摩大区和芬兰的一项研究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这并不意味着身强体壮的男孩一定会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欺凌他人。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表明，身体强壮和具有攻击性之间的关联很弱：相当一部分强壮的男生并不具有攻击性。然而，（男生）欺凌者的特征似乎是攻击性反应模式和体格优势的结合。相应地，受欺凌者的特征则是兼具焦虑反应模式和体格弱势。

我们还发现，体格强健与在同龄人中受欢迎，以及身体较弱与不受欢迎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显然，身体力量对于一个男生是否受欢迎非常重要。受同伴欢迎可能会降低男生被欺凌的风险。此外，如果受到攻击，身体力量也能成为自卫的手段。身体强壮的人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免受欺凌。

这一研究结论适用于男生，体格强弱在女生欺凌事件中并不能发挥同样的作用。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存在类似保护女生免遭欺凌的因素。

一幅具体画像

基于广泛的研究，下文总结描述了男生欺凌问题在班级中发展的过程。

在一个班级的男生中，通常会存在不同形式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也会有许多轻微的攻击性互动，部分是为了好玩，同时也是一种展示自我、测验男生之间力量关系的方式。

如果在这样的群体中存在一个（或几个）潜在的欺凌者，那么他们将影响整个班级男生的行为。这些互动将会变得更加粗暴和激烈。欺凌者暴躁的性格，彰显权威、支配和征服他人的鲜明欲求，都会被群体成员强烈地感受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轻微的逆境和挫折也会引发欺凌者的强烈反应，因为他们倾向于在冲突中使用暴力手段，所以往往会表现出攻击性。鉴于欺凌者的力量优势，他们的攻击性行为常常会引发他人的不快和痛苦。他们既喜欢攻击最弱的男生（后者肯定会被欺凌者击败），也不畏惧和班上其他男生打架。总体来说，他们相当强硬和自信。

如果班上有一个潜在的、被动的出气筒（受欺凌者）——焦虑、缺乏安全感、缺乏自信果断、不敢攻击，而且通常体力较弱——他很快就会被欺凌者发现。这类受欺凌者处于链条最底层，受到攻击时，他不会还击，而是会害怕甚至哭泣，他不愿意或无法抵御对手的攻击，哪怕是很大程度上并无恶意的对手。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男生不想参与班上其他男生粗野的游戏，就无法和他人建立关系。他也会感到相当孤独和被孤立。

对于一个有欺凌倾向的男生来说，潜在的出气筒是理想目标。他的焦虑、无助和眼泪给了欺凌者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和高高在上的感觉，同时也满足了他们含糊不清的报复冲动。

欺凌者通常也想让其他人加入自己的阵营，他很快就会诱使他最亲密的朋友挑衅出气筒。受欺凌者总有被攻击的理由，如外表、衣着和举止等。通常，看到其他人侵扰受欺凌者，他就像自己动手了一样高兴。毕竟，如果造成了什么不好的后果，他始终留有退路。学校里的成年人经常注意不到这些事，或者并不在场，让男生们自行解决他们的矛盾。受欺凌的男生也不会对自己的父母说什么。

渐渐地，班上的其他男生也会开始侵扰戏弄受欺凌者。他是一个安全的攻击对象——每个人都知道他软弱、不敢反击，班上不会有强壮的男生站出来支持他。当一些强势的男生攻击他时，大家都觉得稍微欺负他一下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他相当可悲，毫无价值，甚至可以说——他就应该挨揍。

就这样，受欺凌者会越来越被同龄人孤立。公开的嘲笑和攻击进一步削弱了他在同龄群体中本就很低的地位：大家都觉得他一无是处。有些男生害怕与他在一起会降低自己的地位，或受到他人的蔑视与否定；有些人甚至担心自己最终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受欺凌者被孤立的局面就这样基本形成了。

什么样的教养环境造就了有攻击性的儿童？

鉴于欺凌者“具有攻击性反应模式”的特征，即他们在许多不同情况下会表现出攻击性行为，以下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在儿童时期，什么样的养育方式或环境能够影响个体，使其形成攻击性反应模式？一项主要基于男生的研究发现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父母，尤其是主要养育者（通常是母亲）对男孩的基本情感态度，这个因素非常重要，尤其会影响孩子幼年的情感态度。以缺乏热情和参与为特征的消极态度，显然会增加日后好斗、对他人怀有敌意的可能。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主要养育者对儿童的纵容和对攻击性行为的容许程度。如果养育者对孩子通常是宽容乃至“纵容”的，不明确禁止孩子对同龄人、兄弟姐妹及成年人的攻击性行为，那么儿童的攻击性就很容易增加。

综合这两点，我们可以发现，童年时期缺乏爱和关怀并被给予太多的“自由”，是导致儿童确立攻击性反应模式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父母使用“权力专断”（power-assertive）型的教养方法，如体罚和剧烈的情绪爆发。这一发现支持了“暴力导致暴力”的观点。对儿童的行为设定明确限制并确立一定的规则是很重要的，但不应通过体罚等手段来完成。

最后，儿童的性格也影响了攻击性反应模式的确立。性格活跃、急躁的儿童比性格普通或安静的儿童更容易成长为具有攻击性的年轻人。性格因素的影响要小于前面两个因素。

以上是一些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具体个案中，可能会有其他一些因素发挥核心作用，模式之间存在部分差异。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以及其他关于儿童状况研究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以下重要结论：儿童养育者的爱和参与，对儿童行为规范的清晰界定，以及非体罚性的教养方式，可以培养友善、独立的儿童。

这一结论可能同时适用于男孩和女孩，对年幼和年长的孩子也同样重要。随着儿童成长为青少年，家长也必须监督他们在校外的活动，了解他们在做什么、知道他们的朋友是谁。大多数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包括欺凌、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往往发生在父母不知道孩子在做什么，或者他们及其他成年人不在场的时候。

在攻击性反应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教养因素，与家庭中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父母之间频繁的冲突、不和或公开争吵——无论是否会导致离婚，都给孩子带来了不安全感，而这样的家长也更可能采用上述不太恰当的教养方式。无论如何，为防止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父母发生冲突时应避免让孩子选边站队，将其卷入冲突之中。一些研究表明，如果父母私下处理冲突，其消极影响比当着孩子的面处理要小。

同样有趣的问题是，在上述研究中，哪些因素与男生的攻击性程度无关？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包括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和住房标准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在每一个社会阶层中，具有攻击性（和不具有攻击性）学生的占比都很相近，受欺凌的学生也是如此。因此，学生家庭条件差不是他成为欺凌者或受欺凌者的理由。我们也没有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与上述四个教养因素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无论处于何种社会经济水平，“好”（或“不好”）父母的比例都大致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攻击性程度与社会经济条件缺乏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相对同质化。因此，在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例如美国或英国），当地的研究很可能会表明，欺凌问题与儿童自身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间关联性更强。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详细分析与欺凌问题相关的育儿方法。仅就目前的数据，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典型的被动型受欺凌者缺乏爱或关怀。例如，根据上述研究结果，与一般学生（男生）相比，受欺凌者与父母（母亲）之间有着更亲近、更积极的关系。但是，为了防止焦虑和缺少安全感的孩子遭受欺凌，父母必须努力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自信，并具备在同龄人中保护自己的能力。

群体机制

为了理解欺凌行为，了解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各自的特征十分必要。我们此前已讨论了一些重要的特征。但是，由于欺凌是一种群体现象，我们将简要介绍一些机制，可以假定它们在多个个体参与欺凌时发挥了作用。

许多研究表明，儿童和成年人在观察到其他“榜样”的攻击性行为后，可能会表现得更具攻击性。当观察者对榜样持积极态度，例如认为他坚韧、无畏、坚强时，这种感染效果会更强。它同样适用于欺凌情景，即欺凌者被他人视为“榜样”。受此“榜样效应”影响最深的可能是这类学生：他们本身多多少少缺乏安全感，对他人有较强的依赖性（被动型欺凌者、追随者），他们在同龄人中地位较低，想要表现自己。我们用“社会传染”来形容这种影响。

校园欺凌题材日剧《人生》剧照

另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机制，是削弱自身对攻击性倾向的控制或抑制。主要原理是，观察者看到“榜样”因攻击性行为而获得“奖励”时，往往会减少自身对攻击性行为的“抑制”（即一般性的克制和控制）。相反，如果看到“榜样”的行为引发了负面结果，观察者往往也会抑制自己做出同样的行为。

在欺凌发生的语境中，该机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挥作用：“榜样”（一个或多个欺凌者）通常会通过“战胜”受欺凌者来获得收益。此外，从前面的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教师、家长和同龄人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内对这种行为进行干预。这些因素共同削弱了那些持“中立”立场或旁观的学生对自身攻击性倾向的控制，导致他们参与欺凌。考虑到这些机制的存在，成年人和同龄人对持续欺凌行为的干预阻止，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个影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通常和蔼可亲、不具攻击性的学生，有时会毫无顾忌地参与欺凌。这就是个人责任感的降低。在社会心理学中，众所周知，当多个人共同进行某项活动时，他们对欺凌等消极行为的个人责任感可能会大大降低。这种责任的“扩散”或“淡化”，也会导致欺凌事件发生后参与者产生的内疚感更少。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对受欺凌者的看法甚至可能会发生变化。由于反复受到攻击和有辱人格的评价，受欺凌者将逐渐被同伴视作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就是个“受气包”，理应被侵扰。这种认知的变化也会弱化欺凌者可能存在的内疚感。

其他因素

广泛的国际研究表明，观看过大量电视、视频和电影中暴力镜头的儿童及青少年，往往会更具攻击性，对于受欺凌者也会表现出更少的同情。尽管还没有研究直接评估了欺凌行为可能的影响因素，但根据目前所有的研究结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媒体的负面引导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欺凌的程度。

遗传因素也可能会影响攻击性或焦虑反应模式的发展，例如通过儿童的性格发挥作用。然而，这些因素可能只起到了次要和间接的作用。

先前对于促使欺凌问题出现和持续的因素所进行的调查，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目前所了解的状况。挪威和瑞典的大型研究（这是我们仍在进行中的研究）有望就此问题为我们提供某些方面的新见解和新知识，但毫无疑问，我们目前对于欺凌的认知和应对方式，还不足以建立系统性的干预机制。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欺凌问题

在全国范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学校之间欺凌问题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某些学校，学生被欺凌的风险是同一社区内其他学校的4~5倍。

概括来说，学校或地区之间这种在欺凌问题上的程度差异，可以被视为两组对抗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一组因素往往会引起或加剧欺凌问题，另一组因素则具有控制或缓解的效果。

在造成欺凌或攻击行为的因素中，一般来说，恶劣的童年环境，特别是某些教养方式和家庭问题十分重要。人们会很自然地假设，欺凌程度高的学校，所处的地区中有占比相当大的儿童经历了不尽如人意的养育方式和许多家庭问题。不尽如人意的养育，意味着儿童得到的爱、照顾和监督过少，而教养者也不会对儿童的行为设定明确的规范和限制；家庭问题可能包括父母之间充满冲突的关系、离婚、家庭成员患有精神疾病或酗酒等。

然而，在校学生出现欺凌问题的频次，不仅取决于该地区有多少会引发攻击性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也在于与之对抗的力量有多大。学校工作人员，尤其是教师的态度、习惯和行为，是预防和控制欺凌活动并将此类行为引导至社会规范程度的决定性因素。此外，学生自身以及家长的态度和行为，也对降低学校欺凌问题的严重程度有重要作用。在欺凌问题已经存在的情境下，很明显，那些没有参与欺凌的学生的反应，会对这一问题的短期和长期后果产生重大影响。

日剧《人生》剧照

基本的民主权利问题

报告的结果有力地证明，欺凌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小学和中学（以及其他国家的学校）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教师在反欺凌方面所做的干预相对较少（1983年），家长对孩子在学校接触或参与的事情知之甚少。有一大群学生受到欺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学校忽视。

我们知道，这些青少年中有许多人是长期侵扰的对象，往往会被欺凌很多年。不需要发挥想象力，我们就能感受并理解他们或多或少存在的永久性焦虑和不安全感，如何在低自尊的状态下度过学生时代。自我贬低令他们不堪重负，以至于将自杀看作唯一的解决办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欺凌问题的影响甚至比前文所述的更加广泛，实际上与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基本民主原则相关：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在学校和社会中免受压迫和反复故意羞辱的权利。任何学生都不应该因为担心被侵扰或蔑视而害怕上学，家长也不该整天提心吊担，生怕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欺凌问题也关乎社会对待暴力和压迫的普遍态度。如果一个学生在没有成年人干预的情况下屡次受到其他学生的欺凌，他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那些长期被默许侵扰他人、未被成年人阻止的学生。不积极应对学校中的欺凌问题意味着对欺凌的默许。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强调的是，解决欺凌问题也是在为那些攻击性强的学生着想。如上所述，学校中的欺凌者比其他学生更有可能走上反社会的道路。因此，我们有必要制止他们的活动，并将他们的行为扭转到更为社会接受的轨道上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成年人对欺凌者的容忍和放纵，能帮助这些孩子摆脱反社会行为模式。

《校园欺凌》，丹·奥维尤斯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