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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史朱尔森:见证我的学生们成为美利坚的帝国战士

2019-11-26 08:31:32

【文/丹尼·史朱尔森】臂章、胸章、勋章和徽章是军旅文化特有的标志,是一种无声的语言,让士兵和军官通过它们来判断对方的资历、成就和价值。2001年7月,17岁的我第一次踏入了位于纽约州的美国陆军军官学院即西点军校的大门,当时觉得军官右臂上的“战斗臂章”——分配至某一军事单位的证明——远比诸如游骑兵之类反映特定技能的彩色徽章更耀眼夺目。

西点军校前历史系讲师、美国陆军战略专家丹尼·史朱尔森2019年11月9日在美国“沙龙”网站刊发文章:《见证我的学生们成为美利坚的帝国战士》

当时,9·11恐袭事件还没有发生,美国还没有发动一系列“反恐”复仇战争,常驻西点军校的绝大多数军官右臂上都还没有佩戴这种臂章。那些佩戴战斗臂章的人大部分是在1990-1991年参加过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老兵,他们也只经历过低烈度的战斗。尽管如此,那些佩戴战斗臂章的人还是被我这样的人视为神一般的人物。毕竟,他们见过真正的“大象”(即参加过实战)。

我们这些新报到的年轻学员对军旅生活和自己的未来怀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后来证实我们这些幻想和9·11后的现实军旅生涯截然不同。当时我17岁,我母亲作为监护人签字同意我参军后,我就想象着自己身穿一身笔挺的军服,接受严格的男子汉训练,最糟不过是在科索沃那样的地方执行毫无危险的维和任务,也许还会有机会照两张照片。

确实,当时的美国正对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进行并不成功的制裁,几十万儿童在无声无息中被饿死,美国还不时向某处的恐怖分子营地发射几枚巡航导弹并在全球很多地区驻军。一名普通陆军军官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军旅生活还是与我高中时的想象非常吻合的。

然而,当我家乡纽约的那两座高塔轰然倒地后,你就不会奇怪军校这种培养未来军官的世界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到了第二年的5月,人们会经常无意中听到高年级学员在与女朋友或未婚妻通电话时向她们解释说自己毕业后要奔赴战场。

作为一名大一新生,我还要在西点军校学习生活几年,而在此期间,我们的世界却变化很大。我认识的高年级学员会很快加入到阿富汗的战斗中去。2003年圣帕特里克节,我在纽约一家爱尔兰酒吧喝得酩酊大醉,我在电视上吃惊地看到,美国的炸弹和导弹如雨点般落到伊拉克的土地上,这是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早就声称会发动的“震惊与敬畏”行动的一部分。

很快,我在食堂吃早餐时听到扩音器中传出了熟悉的学员的名字。他们已经阵亡了,有的在阿富汗战场,更多的是在伊拉克战场。

2005年5月28日毕业后不久,我前往巴格达服役。此后,我被派往阿富汗的坎大哈。我曾亲手埋葬过8名部下。其中5人死于战场,3人死于自杀。在经历过最惨烈的战斗后,我的身体(而不是我的精神)完好无缺,我获得了一个重回母校担任教职的机会。在任教西点军校历史系不长的几年里,我教过300多名学员。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工作。

我会常常想起那些学员,他们中有些人还与我保持联系,而绝大多数人毕业后就再没有了任何音信。去年有很多学员毕业,已经去往前线为帝国卖力。而明年5月会有最后一批学员加入到常规陆军部队中去。最近,我母亲问我:那些毕业的学员现在在做什么或将要做什么?我猛地一惊,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其实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他们正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但更为严肃的分析(基于对美国陆军2019年任务的调查,并在我与军中服役的同事沟通后获得证实)使我获得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答案。新一代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即晚于我15年后毕业的这批人,有可能前往阿富汗、伊拉克或其它卷入美国无休无止的反恐战争的国家,他们所执行的任务不会使自己的国家更安全,他们也不会获得任何“胜利”(无论你如何定义这个词)。

西点军校的高年级学员(一等学员)可以像全国橄榄球联赛选秀一样选择自己的军事专业和第一个服役地点。这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所独有的,与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或候补军官学校(OCS)毕业的军官不同,这些学校毕业的军官其中80%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

西点军校的学生在校学习长达47个月,他们的排名是在对学习成绩、身体素质分数和军事训练评测分数进行综合后得出的。此后,在一个烂醉如泥的梦幻夜晚,学员们按照自己的成绩排名来选择工作。排名靠前的高年级学员会选择他们最想做的工作和服役地点(如直升机驾驶员,夏威夷)。成绩垫底的学员则从那些挑剩下的工作和服役地点中选择(如野战炮兵,希尔堡,俄克拉荷马州)。

但实际上,他们选择的第一个服役单位,无论是在国内的某个州还是海外基地,都区别不大。在一两年内,在美国陆军中服役的大多数年轻中尉都会被派往海外多个地区进行“紧急”部署。有些人会去国外参与某些美国发动的未经批准的战争,而其他人则会身兼战斗和训练两职,比如去非洲执行“顾问和协助”任务。

现在问题来了:想到我教过的学生肯定会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不禁感到很沮丧。毕竟,9·11恐怖袭击距今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这样的任务却几乎还没有成功的希望。更糟糕的是,我所深爱的学生们还可能去进行杀戮(他们也有可能伤残或战死),而杀戮却并不能使美国更加安全或更加美好。换句话说,他们注定要去重走我未走完的毁灭之路,有些人会踏上我曾经战斗过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土地。

请快速思考一下他们可能接受的任务。有些人会投入伊拉克战争(那是我所经历的第一场重要战争),但不清楚自己去那做什么。伊斯兰国已经退守最后一个据点,伊拉克本国的安全部队就有把握应对与伊斯兰国的低烈度战斗,这些学员无疑会协助当地部队完成此项任务。他们无法做到的是改革那个腐败、压迫人民的巴格达什叶派政府,这个政府枪杀本国抗议的民众,还在重复之前官逼民反促成伊斯兰国崛起的错误。

还有,这个伊拉克政府和很多伊拉克人都不想再让美国的军队驻扎在他们的土地上。但国家主权和民众诉求什么时候阻止过华盛顿的行动?

肯定还有人会加入驻扎在阿富汗的部队,那几千名士兵参加了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战争,已经在那驻军19年了,而且这还是在你没有把从1979年持续到1989年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算在内的情况下。请注意,我所教过的那些学员军官大多数出生于1998年或之后,在双子塔倒塌时,他们大多不过3岁或更小。

那场噩梦所引发的第一场战争总是无法取胜的。所有衡量阿富汗战争的指标(根据美军自己衡量胜利的标准)都在持续恶化,实际上比以往更糟糕。所有努力的徒劳无功近乎荒谬。这不禁使我悲伤的想到我曾经的同事、西点军校历史系教员马克,他再一次去了阿富汗。与我所认识的每一位现役军官一样,如果被问到他是否能预见甚至确定美国已在那个国家取得“胜利”,他便会哈哈大笑。

相信我,在18年后,美国军队中曾经存在的任何理想主义几乎都已经消耗殆尽了。辞职已经成了大多数军官团中的常见现象。对我而言,我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我认识或教过的人能够从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

我那些加入了装甲部队(坦克和侦察部队)或者特种部队的学员可能现在正驻扎在叙利亚。特朗普总统已经从叙利亚撤出了部队,“结束”了叙利亚战争,当然马上他们几乎又原封不动的被派了回去。我学生中的某些装甲部队军官可能正有幸无限期守护着叙利亚的油田设施,如果美国私自提取了一些液体黄金,那他们就有可能违反了国际法。但这是新鲜事吗?

还有更多的学员军官(大多数是情报官、后勤人员和特种作战人员)可能被部署到美国军方目前称之为“家”的十几个西非或非洲之角国家。以“顾问和协助”当地安全部队的名义,虽然这些部队常常被非洲独裁政权控制,一些美国官兵会偶尔在尼日尔或索马里等国的“非战斗”任务中悄无声息地阵亡。

所有这些战斗行动都没有被国会批准,甚至连认真辩论过都没有。但在2019年的美国,这都不是问题。

自从2008年美军非洲司令部(AFRICOM)成立以来,非洲大陆的暴力事件只增加了一点,而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叛乱组织却以指数级的速度激增。不过,公平的说,这种适得其反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是“反恐战争”的应有之意。

另一批新的军校毕业生将在波兰、罗马尼亚或东欧波罗的海国家待上一年。在那里,他们表面上会去训练那些北约新成员国的微型军队,这些国家加入盟国阵营愚蠢地打破了美国不断重申的承诺,即在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会进行东扩。可实际上,这些毕业生的存在就是在向据说扩张成性的俄罗斯发出挑衅的信号。就像冷战时期一样,俄罗斯的威胁被过度夸大,我这些学员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只会加剧两大超级核武巨人之间的紧张局势。这种驻扎行动象征意义太过重大,不可能不含有挑衅意味,但实际上又没有太大实际作用,因为他们不可能在战争爆发后幸存下来(实际上战争的爆发是无法想象的)。

在另一方面,通过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情报共享计划,我那些成为情报官员的学员会协助沙特空军打击也门境内目标(常常是民用目标),而且不要忘记他们使用的是美国制造的弹药,从而获得“荣誉”。换句话说,这些年轻的军官会在这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扮演帮凶的角色。

我最近毕业的学员甚至可能会获得一个不大光彩的奖赏,成为沿着州际高速公路南下美墨边境的车队中的一员。他们会在那里安装特朗普总统所说的“漂亮”倒刺铁丝网,还会帮忙拘留那些因战争和混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虽然这些战争和混乱往往是华盛顿自己造成的。

还有些毕业生可能已经身处沙特阿拉伯的荒漠中,在最近几个月,特朗普已经派遣了3000名美军士兵前往这个国家。在那个国家,这些年轻的军官有望成为全职雇佣兵,因为美国总统在为自己部署这些部队(外加两个喷气式战斗机中队和两套爱国者导弹系统)做辩护时已经说过沙特会为“我们的援助”支付费用。

暂且不提上一次美国军队驻扎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圣城附近没有获得好结果这一事实(你肯定不会忘记一个叫做本·拉登的家伙吧,他曾经激烈抗议美军驻扎在圣城附近),这次的增兵预示着沙特可能会与伊朗爆发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我这些学生将要承担的任务与他们第一天被授予军官职衔时的誓言“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抵御境内外的一切敌人”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些任务都是违背宪法、不明智的、无意义的任务,只会让那些负责维护国家安全的当权派和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军火制造商获得利益。

不幸的是,那些曾经和我一起玩过触身橄榄球,替我照顾孩子,在我办公室吃午餐时因焦虑和恐惧而落泪的亲爱学员们,可能会在这个国家为争夺霸权而发动的无数战争中落下终身伤残甚至失去生命。

今年5月,我教过的最后一批新学员将从西点军校毕业。在毕业当天下午,他们会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离开学校开始为国家(以及它的帝国野心)服务。他们将在美国大陆的广袤土地上和遍布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中工作。考虑到我自己在军队里饱受折磨的经历(以及离开军队后的宽慰),知道他们的去向后我有了一种忧郁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忧郁来自于我与大半生服务的军队之间那点脆弱的联系被最后切断了。

尽管我已经有所怀疑并开始反战,但我仍然幻想教给学员们一堂不一样的、更有进步性的美国历史课,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服务于那个我曾经无条件热爱的军队。我不切实际的希望自己可以培养这些未来的军官们,使他们具有批判性思维并保持正直的品格来反对不义的战争。这个幻想帮助我每天清晨起床、穿上军服、充满热情而又高效率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然而,当我作为历史系讲师的最后一个学期行将结束时,我感到越来越恐惧。部分原因是我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回到那个毫无激情的“真实的部队”,但也不仅如此。我热爱学术和我的学生,但我也知道自己救不了他们。我知道他们注定要走上我曾走过的路。

最后一天上课时,我没有讲自己提前备好的课,而是和坐在我面前的青年男女学生们促膝谈心。我们讨论了我曾经辉煌而现在却不顺利的事业,以及在患上精神疾病后我是如何苦苦挣扎的。我们谈到了战斗的复杂性、恐怖场面以及其中骇人的细节。然后,他们直率的向我提问他们将来毕业后会经历什么。在我当老师的最后几分钟里,我情绪崩溃了。我原本没想到自己会崩溃,可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说,我最大的恐惧是,他们刚刚开始绽放的生命可能会重复我的人生历程,会经历理想幻灭、情感创伤、离婚甚至精神疾病。我告诉他们,一想到他们很快也会和我自己一样去参加一场毫无意义而又可怕的战争,我就“想趴到垃圾桶上呕吐”。时钟指向1600(下午4点),下课的时间到了,但呆若木鸡的学生们没有一个离开。无疑,他们不知道一个上级军官为什么会涕泪横流。我告诉他们可以离开教室了,在他们离开时我拥抱了每一个人,很快我发现只剩下自己尴尬的落在了最后。于是,我擦干净黑板后也离开了教室。

我有大约130名学生已于今年5月毕业。我的最后一批学生将在2020年5月底戴上陆军军官崭新的金杠军衔。现在,我仍然与某些教过的学员保持联系,我的这些学生现在正驾车行驶在伊拉克的泥泞小道上,或在阿富汗狭窄的小路上艰难跋涉,他们现在所做的正是我多年前曾做过的事。我的噩梦成真了。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2019年11月9日美国“沙龙”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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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史朱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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