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反服贸”抗议最终演变为“占领立法院”的街头政治，令人大有“乌克兰化”之感。撇开“体制问题”和“政治斗争”，最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大学生成了街头政治的主力。他们原被认为是未来的中产阶级，将成为许多理论所描绘的“民主基石”，却带头冲击法治与“民主”。台湾目前的政治经济格局中，或许青年人受害最深：就业难、买房难、成家难、养家难，没有上升空间。可很多学生没有化压力为动力，把握大陆崛起带来的机遇，反而站到了“逢中必反”的对抗前沿。如果说这些学生尚在懵懂之中，那么在经济上“成熟”的中产，就一定能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吗？香港或许是个标本。】

近日，香港首富李嘉诚在接受内地某媒体专访时严厉批评“香港对新加坡、台湾、内地城市等的竞争，危机感没有化成对经济社会改善的动力，反而变成冲击性的力量”，更直言香港是“宠坏的孩子”。

今年2月，中央政府曾致函通报香港特区政府，原定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改在9月下旬之后在北京举行。对此，《明报》曾发表评论说： “其实以前的时候，凡是对香港有利的事情，（中央）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能造成负面的，中央一定是不做的”。然而即使中央政府尽了最大努力维护香港的利益，保障香港人的就业和收入，香港本地社会却并未有多少领情，反中反华的声音屡见不鲜。如果说打头的反对派政治人物是为了权力另有图谋，底层民众面对高涨的生活基本消费品价格和狭小的劏房（“分间楼宇单位”，又名房中房，是香港出租房的一种——观察者网注）甚至笼屋怨气冲天也情有可原；那么享受着全世界独一无二低税福利的香港中产阶级就完全是一种被“宠坏的孩子”的典型心态了。

就在上周，香港电视节目里一位中产阶级代表对梁振英政府今年财政预算案的批评，就很能说明这点。医生出身的嘉宾在节目中不断抨击新预算案完全没有给予中产阶级任何直接福利，例如派糖、减税等内容；随后延伸到“自由行”政策，虽然他承认该政策给香港带来了收益，增加了下层人民的就业，却坚持认为对中产阶级没有任何好处，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之情。

所谓香港的中产阶级，若按照政府统计处的定义，户均月收入1.5万港币到4.5万港币被视为中产住户，大约占香港总户数的45%。但通常在香港社会较为公认的标准里，中产的条件还包括住的房子是否是体面的楼盘，消费方式、职业群体、教育学历的划分，以及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这样一来对收入的标准就要高一个台阶，一般可以认为户均月收入3-8万港币的家庭可称为中产阶级，大约占全港家庭总数的31.5%，与社会普遍估计的20%-30%相差不大。

此外，也有看法认为香港的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强调“他们是成功透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其实这个标准跟收入也并不矛盾，在按照职业划分（不包括公务员）的月收入中位数统计里，经理级及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分别以3.5万港币和3.63万港币高踞榜首，其它如服务、销售、文秘、现场操作等职位月收入中位数多在一万二三左右，尚不及前两者的半数。因此可以说香港的中产阶级基本就是指医生、教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和经理级的管理人员，以及政府的中级公务员。

诚然，正如电视上的嘉宾而言，最新的预算案里由于考虑要增加香港的长远竞争力和长期扶贫计划而并未直接给予中产人群以经济利益，“自由行”政策也的确很少会给类似职业带来直接收入。但中产们完全没有考虑过，之所以他们在拿着如此高薪的同时还能享受香港的低所得税、零关税和零消费税而不用担心政府无力承担公共服务和救助低收入人群，绝大部分要得益于大陆游客为香港带来的旅游及其相关收入。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都要远高于香港，同时还要对买卖过程征收增值税或消费税等流转税。从下表可见，G7发达经济体的最高个人所得税均超过40%，流转税也平均在10%以上；而香港的个人所得税率最高仅15%，尚不及G7国家的半数，更不对消费征收任何流转税。即使同为自由港的新加坡，个人所得税最高稅率也比香港多5个百分点，另外还征收7%的消费税。

不仅如此，香港在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中对中等收入阶层还有各种减免。李嘉诚接受采访时就曾说过，5%的香港人口承担了91%的个人所得税。因此可说大部分香港中产阶级并未对政府税收做出多少直接贡献，也即他们并未如其他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福利、救助下层的责任。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来抱怨政府财政预算没有直接发钱给中产呢？

全世界都能看到，不同于西方国家寅吃卯粮、债务高涨、失业率长期在两位数徘徊，香港政府每年都有大量财政盈余，香港的失业率也长期低于4%，甚至在很多行业出现劳动力不足。而这恰恰是中产阶级认为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自由行”政策的结果。今天，香港的旅游业收入已经占到GDP总额的5%，带动相关的餐饮、零售、酒店业产值接近GDP的20%。试想，如果没有这20%的GDP，香港会有多少人失业？政府会减少多少税收？又要额外支出多少福利？如果没有这些工作，下层港人又靠什么支付给中产阶级们的医疗、教育、法律、财务等服务费用？这样一加一减，香港中产阶级从中央政府给予的“自由行”优惠政策（否则仅仅对从香港带进商品征收正常关税，就足以让大部分人放弃把香港作为目的地）里得到的远远要比普通下层港人更多。

然而，香港的中产阶级不仅不承认这个逻辑，更把香港回归后面临过的经济危机和“自由行”必然带来的交通拥挤等影响完全归咎于中央政府。基本上整个中产阶层都在支持反对派（如公民党、民主党，其基本票源就是由律师、教师、医师等专业人士组成），就像一个在蜜糖罐里长大的小皇帝，只知道索取更多，不知道也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如果说香港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那么香港的中产阶级正是这个被“宠坏的孩子”的典型。甚至可以说，中产小皇帝们才是导致今日香港乱像的基础，虽然他们也害怕“占中”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但根子里更加认同“占中”的思维逻辑；无非像“香港中产阶级”对待任何问题的态度一样，既想拿好处，又不想担责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