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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拉吉·雷等:印度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一)

2020-09-13 09:16:52

【文/德布拉吉·雷、S·苏布兰马尼安】印度出现第一个新冠病例至写作本文时已有5个月了,目前印度的确诊人数已高达100万,在美国和巴西之后,位居全球第三位,其中死亡人数也已超过了2.5万人。与许多国家相似,印度的疫情也是从输入个案开始的。据报道,今年1月下旬,一名在武汉大学留学的印度学生把病毒带到了喀拉拉邦。不久,疫情进入了社区传播阶段。到了3月底,该邦已经报告超过1000个确诊病例。

美国《波士顿评论》网站2020年7月16日刊发了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德布拉吉·雷和印度金奈发展研究院教授S·苏布兰马尼安共同撰写的文章:《印度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译文共分为两部分,本文是第一部分。

然而在印度政府的工作日程表里,新冠疫情并未排在很靠前的位置。与疫情相比,当时印度领导人更关注的是:首都德里立法会选举、引发巨大争议的《公民身份修正议案》去年颁布之后发生的多起暴力事件、特朗普今年2月的访印安排以及中央邦的政局变动。

这时,喀拉拉邦发出了警报,该邦呼吁印度媒体、反对派政治人物和印度流行病学界能够更加关注该邦的疫情。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突然宣布,印度将在宣布时间4个小时后采取全国性封城措施,持续时间为三周。然而实际上,印度的全国性封城措施一直延期到6月30日才完全结束,期间还断断续续有几个较为放松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国家近乎停摆,人们不能走出家门,公共交通、学校、工厂、商业场所都停止了日常运转。即便在写作本文的今天,印度一些邦仍在不同程度地执行着封城措施。

印度持续数月非同寻常的封城措施是全球应对新冠疫情的一个缩影,世界各国都在推行保持社交距离或进行居家隔离的措施,正常的交通和经济活动已基本停止。考虑到数量和密度这两个印度人口的突出特征,封城在印度执行起来尤其困难。印度封城的实施过程堪称典范。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对各国政府实施封城时在不同领域的表现进行了打分,其中印度政府在封城措施执行的严格性方面获得了相当高的分数。

实际上,印度能够获得这样高的评价还是因为印度警察在封城执法时过于严格,这种严格甚至已经到了令人感到恐怖的程度:3月26日,加尔各答,一个32岁的年轻人在出门购买牛奶时遭警察殴打致死;3月31日,多位返乡民工在古吉拉特邦遭到当地警察拘捕,他们被塞入一辆货车的封闭车厢后被转运至马哈拉施特拉邦;6月18日,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土图库迪地区,经营一家小卖店的父子二人因开门营业了几个小时被当地警方拘捕,后因遭到警察殴打而死亡。

然而,采取封城措施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对民众实施惩罚。封城的意义在于为生产、调度、分配各种医疗资源留出更宽裕的时间,在于培训足够的医护人员,让他们为收治患者做好准备并追踪到每一个密切接触者,在于让我们的基础设施、商业和教育资源获得重新分配以迎接疫情时代的挑战,在于让全社会为艰难的长期抗疫做好心理准备。

封城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在发达经济体,为封城付出的代价不过是“经济活动的大幅减少”。然而对于发展中的印度来说,由于在行业之间、职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经济活动的大幅减少”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一些人在封城期间失去了生命,夺走他们生命的并非新冠病毒,而是脱离了正常运行轨道的经济和社会。

在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落实封城措施的同时,政府还必须出台广泛而细致的补偿性政策,这样人们才能够在疫情期间获得可持续的、有效的保护。然而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好,印度的抗疫措施在三个方面还存在巨大差距:封城措施本身、医疗资源的有效调配以及对受到由封城所导致的严重经济打击的人员进行补贴。

封城其实是一种非常高调的干预措施,报纸的头版会对政府的这一举措进行报道,而且会暗示疫情将因此有所缓解。此外,由疫情直接导致死亡的人数也是非常吸引眼球的信息,媒体每个小时都会更新数字,人们也很关注此类信息,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各国政府都在压力的驱使下不得不公布疫情信息,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心理恐怕会比发达国家更加明显,他们很怕在国际舞台上受到缺乏责任感的指责。不过在另一方面,医护人员的培训、调配以及个人防护装备、呼吸机等医疗物资的生产和分发却不是那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当然,更加无人关注的其实是在封城过程中那些因经济等与病毒非直接相关的原因而失去生命的人。在印度,导致此类死亡的原因包括暴力、饥饿、债务、心理压力以及患有其他疾病无法去医院接受治疗等等。此类死亡大多是不为人知的,死亡的时间、地点和直接原因现在和将来都是无法查证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此类死亡案例几乎不会引来媒体的关注,它们也不会被计入新冠疫情的统计数字。

印度政府对疫情作出的反应是不合理的,过于看重能带来曝光度的封城等措施,却没有对上述死亡现象给予足够的关注。印度政府的应对措施是仓促的,而且不足以缓解疫情的严重影响。印度政府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遵循的是发达经济体的抗疫模式,却没有在医疗和经济领域向印度民众提供及时的帮助。

印度政府之所以对上述紧迫问题视而不见,原因之一在于印度官员们对问题本质的理解存在局限性(a restric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从教科书的角度来说,制定公共政策的原则是建立在对“外部性”(externality)这个概念的理解之上的。如果政府的某项政策无法确保社会福祉的实现,我们便称之为公共政策的“负外部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其实并不复杂:他们只需认清最主要的“负外部性”,然后动用政策工具增进社会福祉即可。在某种情况下,一个普通人可能会感觉自己受到了某项公共政策的负面影响。毕竟,许多普通人看问题缺乏深度和广度,他们只能从表面去判断自己的利弊得失。事实上,他们所感受到的表面的负面影响会被公共政策的“正外部性”抵消掉甚至最终可能从中大大受益。

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关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想模型,但问题在于,这个理想模型事先为我们假定存在一个全社会普遍接受的“社会福祉”概念。事实上,这正是许多争论产生的根源。所谓“社会福祉”,到底是谁的“社会福祉”呢?

在此次疫情中,印度政府的抗疫政策主要出自流行病学专家,因此这些政策主要是从预防病毒传染的角度来制定的。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各方力量中,来自医疗行业的专业人士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他们看来,社交隔离等人们采取的措施还不足以应对疫情扩散,封城的决定就是这样做出的。当然,也存在许多反对封城的理由:执法过于严格、个人自由受到过分限制、人们的心理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等等。此外,封城还在经济领域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经济活动大幅减少,人们的收入随之下降,收入下降导致需求减少和消费萎缩,而消费萎缩又进一步导致其他行业收入的下降。

从上述在封城问题上对立的两派观点来看,福利经济学家们基于“外部性”概念所开出的药方其实并不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某种“外部性”并加入这场已经持续数月之久的关于抗疫措施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有两派观点,其中一方受到了流行病学专家的支持,他们认为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为了挽救生命,政府必须采取强硬的干预手段;与之相对立的一方由各种利益集团构成,他们打的是“外部性”这张牌。

这里的“各种利益集团”包括:自由论者、厌恶口罩者、个人自由至上主义者、各种宗教势力(他们认为为抗击疫情强制人们居家隔离是不必要的、无效的,甚至认为是一种无视全能造物主的异端行为)、大型商业集团(他们不仅背靠自由论者和宗教势力,而且还很狡猾且严肃地主张不应无限抬高人类生命的价值;在他们眼中,人类灵魂的价值与商品、服务等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可以放在同一架天平上进行称量)。此外,还有那些绝望的劳工群体,恐惧感一直折磨着他们,他们非常担心失去曾拥有的收入来源。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这门学问的研究方法给人留下了一种客观、单纯、理想化的印象,而实证政治经济学(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却并非如此。在实证政治经济学里,社会福利是否能够获得实现通常来说比如何判断社会福利的“市场失灵”要重要得多,后者还陷在“社会大众能够平均分配福利”的幻想之中。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舆论给人们灌输了这样一种叙事,那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种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那种“社会大众能够平均分配福利”的幻想。以美国为例,疫情对人们的影响与其肤色和经济状况存在着极大的相关性,美国因此出现了“人口处理政治学”(politics of disposability)这样的说法。类似的情况在印度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印度,疫情对人们的影响取决于政府是否对你视而不见,也就是“视而不见政治学”(politics of invisibility)。

“视而不见”的反面是“视而可见”:在疫情中因感染病毒而失去的生命是受到人们高度关注的,在西方尤其如此。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与因疫情停摆的经济相比,感染者的大量死亡是尤其不可接受的。与人的生命相比,经济上的损失实在是不值一提。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的发言就体现了这一点:“一条人命值多少钱呢?没有人能够公开地、毫无顾虑地谈论这个话题。在我看来,生命是无价的。”

虽然一些经济学家会例行公事般地用各种方法计算出一条人命的价值,但我们还是同意科莫州长的观点:与人的生命相比,经济活动所受到的影响不值一提。即便我们把经济损失等封城措施的所有“外部性”都考虑在内,只要这种措施能够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那么我们便会毫不犹豫地给封城投下赞成票。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我们认为,面对极具威胁的新冠肺炎疫情,进行彻底的封城并且针对封城所造成的社会运转大范围停摆的负面影响在且仅在经济和医疗两个领域出台补偿性政策是我们能得出的“最优解”。

封城时,我们能赢得为应对不可避免的疫情爆发而增强收治能力的时间;封城时,我们能把资金划拨到那些疫情中最需要资金的群体中去;封城时,全社会每一个人(而不只是那些劳工或小摊贩)都会做出一点经济上的牺牲。不过,这种原则立场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针对封城所造成的社会运转大范围停摆的负面影响,如果政府由于缺乏资金、缺乏经验、缺乏心理准备、缺乏意愿、缺乏能力或只是由于“不知道还要这样做”而无法在经济和医疗两个领域出台补偿性政策,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7月16日美国《波士顿评论》网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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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拉吉·雷

德布拉吉·雷

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S·苏布兰马尼安

S·苏布兰马尼安

印度金奈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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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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