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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美国高管指责中国,我还没开口就有欧洲人帮忙

2019-11-16 08:25:08
导读
10月29日,在德国汉堡市举行的“洲际对话”2019年度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教授作为“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出席会议。会后翟教授接受了“中国论坛”的专访。

中国论坛:会上各国代表对中国的看法有让您感到惊讶的地方吗?

翟东升:说到参会代表对中国的态度,有件事确实让我感到惊讶。

我参与的小组座谈会里参会代表级别都较高,有罗马尼亚前总理、格鲁吉亚前总理、奥地利前外长、马来西亚重要的国家政策顾问等。我在发言中提到,特朗普总统发动的关税战,其实最初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而是面向全球的贸易伙伴。摩根士丹利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在评论中反驳了我,说美国两党的对华强硬立场是一致的,主要因为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以及其他一些老生常谈的理由。

我刚要反驳,罗马尼亚前总理竟抢先一步帮我回呛了摩根士丹利集团的主席,站在中方立场帮中国说话。这让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以往每当中美有分歧时,这些欧洲小国都会站到美国这边,这次竟有欧洲前政要主动站出来帮中国说话,虽有说得不到位之处,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中国论坛: 关于贸易战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一事,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

翟东升:特朗普推动了大规模减税计划以刺激经济,但美国国会对本国债务上限有限制,所以特朗普需要找到足够多的额外财源以减少国内减税带来的财政亏空。其思路是向每年2.7万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边境调节税”。用关税收入填补国内减税的亏空,相当于劫贫济富,政治上很难看。因此特朗普以美国的贸易逆差为借口,除了向中国发起贸易战,也向欧洲、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盟友发动关税战。美国建制派官员为了维护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暗中牵制和扭曲特朗普的关税战,令其集中在中国身上从而不至于严重影响美国在同盟中的信用和形象,另一方面中国的反制吸引了美国关税战的火力,所以两年来事态的发展给人印象是贸易战似乎专门针对中国。

如今美国两党都意识到特朗普为了筹资减税不断扩大关税战,最终会瓦解美帝国的信用和内部团结,因此今年8月初,美国国会批准暂停财政部的债务上限,这意味着2021年7月之前,特朗普政府缺钱就可以从市场上借债,他继续扩大关税战筹资为减税保驾护航的必要性暂时消失了。最近两个月,特朗普在贸易战上已有让步的趋势和空间。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1日,美国华盛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进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论坛:对于中国变得日益强大这一事实美国至今仍感到很难接受,您认为中美关系能否实现和平过渡?

翟东升:美方不接受,最终也得接受。如果美国硬要跟中国脱钩的话,利弊相杂,胜负难料。我认为部分脱钩对中国而言倒不一定全是坏事。

中国论坛:部分脱钩是指?

翟东升:贸易和资本上更少地相互依赖,技术上中国被迫自立。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表面上看中国赚了美国不少贸易顺差,但在这期间美国的资本、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甚至韩国企业三星在中国也赚了很多,而它背后的大老板其实也是美国资本。反观中国资本在美国获益极少,投资并购一直受限,只好多买其国债,但是利率长期被美联储人为压低。所以从资本的角度看的话,在中美经济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里,中国的净收入远没有看起来那么多,美国获益也没有看起来那么少,可以说中美双方的收益本来是相当平衡的。因此,部分脱钩给中国带来的损害没有那么大,阵痛当然会有,但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所谓成长,就是痛苦而必要的分离过程;中国发展到今天,不应该还沉醉在新自由主义的迷梦中,不可能继续依赖美国的消费和资本。

反过来说,假如我们停留在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中,中国经济规模能否超过美国?中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能否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实现?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此前的中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中,中国负责生产实物商品,美国生产货币信用,我们产的实物再快,也不如他们信用扩张快。所以只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我们的经济规模就很难超过美国。当所有精英家庭的理想都是让孩子从小学英语然后把孩子变成美国人,我们的政治团结和经济安全就不可持续。

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搞乱了整个美国内政外交体系,损害了美帝国的信用和形象,令其盟友们心生他想。更重要的是,关税战教育了中国人,尤其是叫醒了不少长期做着美国梦的中国人。自2010年夏季以来,美国便想把中国踢出全球供应链体系,先是搞TPP,后是搞关税战,技术战,甚至金融战。我有一个大胆的预测,未来十五年,美国不但不能将中国踢出去,反而是美国自己自绝于全球供应链,自绝于资本大循环,自绝于全世界人民的消费大市场。

中国论坛:会议上各国代表目前对中国最大的质疑在哪方面?

翟东升:恐怕主要还是“一带一路”政策。会上多位发言者表示,中国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已超过世行、亚行等各多边机构的总和,有些项目显然会亏损,由此可见中国野心勃勃。

其实,中国的储蓄规模本来就很大,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和投资规模比国际多边机构大是很正常的,不应该这么比较。正确的比较方法,是看中国把多大比例的外汇储备放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者,目前却面临自己的储蓄“无处安放”的尴尬境地。中国目前把大约一半的外汇储备放在美国,其中主要是买国债,放在欧洲、日本的储备加起来也有万亿美元。而美国政府如今竟然在筹谋着如何利用紧急状态法案或者别的司法理由克扣侵吞中国这笔钱,比如八月份政府中有人讨论过把清朝“老佛爷”发行的美元债收集起来从中国储备中扣款。日本和欧洲由于老龄化带来的消费和投资低迷,处于大规模的负利率,目前有17万亿美元的欧洲日本国债竟然是负利率交易的,中国放在那的资产面临缩水之风险。因此中国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亚非拉。

当今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是:“(十亿规模的美日欧)有钱人已经老了不想消费更多,充满消费欲望的(五十亿亚非拉)年轻人却没钱”。作为全球最大储蓄国和工业国,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创造就业,让他们拿到信贷资本并赚到钱,从而使中国的储蓄更有受益,也使中国的中高端商品有更大市场空间,扩大全球总需求,对美欧日的经济走出低迷也是大利好。“一带一路”其实是在向全球提供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公共产品。

中国论坛: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东南亚各国可以效仿的吗?

翟东升:他们中的多数恐怕无法效仿中国,关键是因为他们的政府不够强有力,无法提供工业化所必须的公共产品。历史上看,战争带来强政府。通过内战或对外战争,原有社会结构瓦解,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诞生,然后由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带来大规模工业化。

中国论坛:您对美国之后的政治经济走势有什么看法?

翟东升:美国明年即将面临一场企业债和股市崩盘的危机。2009-2014年,美联储货币基础扩张了五倍,从9000亿美元扩张到4.5万亿,之后缓缓收缩,但上个月又一次性扩张了2700亿。这相当于往地上泼了一浴缸水之后,象征性地拿块小海绵吸了几吸,然后又“哗”地泼了一大盆。这种长期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让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甚至没有进房地产,而是在过去十年间制造了股市泡沫。美股泡沫之所以坚韧到连特朗普的关税战都戳不破,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坚韧的企业债泡沫在顶着。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用期权激励的方式让高管们抬高股价,高管们为了让自己的期权值钱,利用上述量化宽松带来的低息环境,发行了大量企业债筹资,拿了钱主要不是搞实业或者研发,而是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然后注销,从而拉高股价。美股从6700点涨到27000点,十年间没有像样的回调,其中三分之二的上涨是因为发债回购。

2020年7月份起,美国企业债的集中兑付期到来,再融资以滚动债务的成本如今变得相当贵,所以美股美债(企业债)的孪生泡沫即将破灭。美国民众的大量积蓄都在股市里,股市大跌将会影响民众消费信心和企业投资聘用行为,而这个时间节点离下一次总统大选只有四个月。如果能将企业债违约潮和股市崩盘时间往后拖到大选之后,以目前形势看,特朗普很可能得以连任。但股市一旦在秋季崩盘,则特朗普大概率败选。所以美联储鲍威尔的货币政策行为将对特朗普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中国是否选择干预这一潜在危机,也可能会对事态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论坛”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在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支持下创立的常设项目,采访者:张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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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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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杨晗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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