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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中国不必接棒美国扮演全球化的新旗手,但要抓住新风口

2020-05-14 14:10:24
导读
5月8日下午 ,由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新冠疫情与世界大变局”专题线上研讨会圆满举行。会议由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主持,分“新冠疫情与全球经济、治理变局”和“新冠疫情与全球秩序变局”两个分论题展开。 研讨会精彩内容将陆续在观察者网刊登,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在研讨会上发言,以下为全文内容。

【文/ 翟东升】

我是人民大学的翟东升,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跟全球化有关的,主题是全球化的进退与分化的问题。

首先,疫情本身是不足以改变全球化进退的方向的,它只能是加速或者迟滞原有趋势。

大航海以来的500年,全球化是曲折前进而不是一路上涨的,而且它存在明显的周期,它的周期其实跟主导性帝国的权势消长有关。从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视角来讲,有霸权稳定论的观点,认为主导性帝国的巅峰时期是全球化推进比较好的阶段,一旦主导性帝国权势不稳、自信心消失,那么它所推动的这轮全球化就会消退和调整。

上一轮的全球化是英帝国巅峰时刻,1880-1914年。这个现象背后,既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流行的因素,又有金本位制度的贡献。金本位体制是1870年开始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采纳的货币制度。1870年德意志帝国统一,从法国弄到50亿金法郎赔款之后就开始学英国搞金本位,日本也跟进,其他几个国家陆续跟进之后,金本位就流行了,大家统一了货币单位之后,配合英国资本的全球输出,自由贸易这一套都玩得转了。

一般来讲,大家都认为1880年-1914年全球化的各方面指数是明显上涨的。随之而来的逆全球化时期是英帝国的逐步崩塌阶段,主要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中间的大萧条。

这张图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做的全球化指数,明显看到在1870-1914年之间是上升期,1914年到1945年是明显的下调,1946-1980年之前,我们可以称之为半球化,即两个分别以美苏为中心的平行的世界体系。断代方式如果划到1980年,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提出“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道路,只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道路一条道。There is no alternative,简称TINA”这个概念的时间,这个划分主要是中国此时正式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开始搞改革开放。当然也有人划分是从1991年开始算真正的全球化。

无论如何,我们从1945年到2008年的过程当中全球化指标都是持续上涨的,但是2008年以来,刚才王绍光老师讲到的慢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等等都有体现,在指标上有明显变化的。

我发现PIIE的这个指标有一些值看得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让学生重新做了一下指标,我们更新到了今年的一季度。PIIE的指标其实很简单,就是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例,这个指标简单粗暴,没有那么大的争议,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个指标是持续下行的,你也可以争辩说这个下行是对趋势的暂时修正,未来还会再创高峰,全球化还会继续,我们中方作为出口国当然希望如此,毕竟我们有些人自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但是我个人表示悲观,原因是除了指标展示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其他现象暗示这个事情不那么简单,包括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英的政治新势力都是反对跨境人口流动,一旦人口流动的趋势被阻碍之后,其他指标也不可能伴随上涨。

我们再看一看其他一系列与全球化相关的辅助性指标,我做了FDI占全球GDP的比例,也就是FDI的全球化指数。1970年代到现在50年的格局,总体上FDI占比看是一路往上的,2007年见顶然后就一路下行,最近FDI的全球化指数是创了新世纪以来的新低。

贸易是商品和服务的跨境交换,FDI是实体产业的跨境投资和并购,此外还有金融的全球化指数,我们提供了两种指标。一是全球国际债券未偿余额占GDP的比例,这个指标也是在2008年和2009年之后出现了一个调整,但是没有大跌,下跌的比例似乎不多,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货币错觉,因为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美、欧、日、英、中这五大央行拼命印钞票,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加了。如果我们把它变成在1970年之前可比的逻辑,这第二个指标,我们看一看在同等的货币基础之上,在净货币之外衍生出的跨境信贷能衍生多少,就是把分母从全球GDP改成了五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下跌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以上,我们用一系列客观而且可计量的指标来说明这样一个趋势:2008年代表了本轮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巅峰,此后的12年以来,全球化持续退潮。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全面退潮现象发生呢?

逆全球化的动能是很多的,首先第一个是华尔街在美国内政中的失势。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在全球尤其在西方的影响式微。

第三美国国际权势的相对衰落。

第四是美欧社会的婴儿潮老化,导致全球总需求增长停滞,这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者比较看重的底层因素。

第五还有通缩和低利率现象持续发生。为什么1980年开始美欧要搞全球化?当时一个大背景就是高通胀和高利率,所以他们把产业外包出去对于他们降低通胀是有帮助的;可是现在是通缩,所以这个时候打贸易战对本身的负面影响是可控的。

第六个是西方蓝领中产在政治上的翻盘与民粹力量的上升。

时间关系我重点讲一讲第一点和第六点。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核心推手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我让学生做了一个工作量比较大的统计:过去几十年每一届政府,白宫30位高官,包括总统、副总统、财长还有国务卿等重要的岗位,有多少来自华尔街背景。在杜鲁门时期只有百分点十几是来自华尔街,因为你需要有经济金融方面的专才。

但是此后持续上升,一直到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达到巅峰时刻,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居然有一半多是华尔街的人,在此之后开始逐步下降,尤其是到了特朗普时期,在这里我只是统计特朗普第一年的30位顶级高官的比例。但是此刻只有一位,就是姆努钦还留在白宫,其他人全被踢出去了,由此可以看出华尔街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是式微的。

其实从内政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对于美国的开放性和拥抱全球化政策的投入程度影响非常大,因为美国的开放性主要来自于两个势力,一个是华尔街金融资本,还有一个是西海岸的科技成本,以前者为主。

蓬佩奥与姆努钦

还有大象曲线,横轴是最穷的到最富的全球人口的排列,纵轴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财富段的人相对获益的情况,美欧白人蓝领30年来收入没有涨,但是其他的各种指标都涨了:失业率、死亡率、犯罪率、自杀率、吸毒率、离婚率都涨了,他们认为自己被全球化出卖了。

我认为,当前的逆全球化时期,全球化各子项的分化趋势是这样的:首先,经济和技术全球化可能会倒退回冷战期的半球化,也就是类似于1945-1990年的两个平衡的国际体系,现在中美在技术上的切割已经开始了,我个人跟美国、欧洲政治界的朋友们交流,感觉这个事情已经是无法挽回的。

其次,疫情期间人口流动的全球化全面停顿,这个事情可能会持续不止一两年,两年之后疫情能不能真正过去我认为不能太乐观,许多人以为我们会找到特效药和疫苗,或者还有个办法是病毒自身毒性的退化。但是据我所知,特效药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希望,疫苗也不乐观,目前全球做疫苗水平最高的据说是美国的Moderna。该公司的高管和老股东比较掌握实际情况,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面趁着股价上涨卖了10亿美元股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出能够符合大家期望的疫苗。

当然,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团队能做到美国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这个疫情很可能持续不止两年,剩下的希望就是等到这个病毒自己退化之后。即便全球疫情结束之后,人员的跨境流动局面也难以真正恢复到历史上的人口互相往来峰值。

其三,我想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全球疫情背景之下,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反而正在加速。数字经济构成全球化的新风口,跨境电商正在蓬勃发展,跨国公司以前都是超级大公司,能够进行资源配置和资本配置。但是现在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5G时代就更厉害了,许多中小企业可以变成跨国公司,尤其是那些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业务领域,以后的跨国公司绝大多数将是中小企业而不是过去的大企业。

现在整个疫情之间,我听一些年轻人介绍,一些互相都不怎么认识的网友大家一起组织了线上合伙企业,这些人完全在全球不同的时区,他们有分工,互相之间不是上下级的分工而是平行的分工和纵向的分包,然后生意在全球大萧条的环境下竟然不错。所以我们将看到原有的经济构造的业态将出现重大变化。

数字货币将是大国主权信用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拓展的新的利器。以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是没有金融支持的,连银行帐户可能也没有,但是数字货币尤其是中国这样大国推出的主权数字货币,可以在全球各国进行延伸。我知道中国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拓展了十亿量级的用户。有一些数字经济全球化场景将以我们此前难以想象的方式快速展开。

最后我说一下政策主张。有以下三点,首先,我主张中国应该顺势而为,待机而动,而不是逆势而为。我觉得中国目前还缺乏担任全球化旗手的实力和能力,尤其是在我们无法承受每年五千亿美元贸易逆差的背景下。这个事情一定要澄清一下,许多人以为美国GDP比我们就大70%,他们现在不愿意做这个旗手,为什么我们不做?

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但是有一个前提,美国之所以能够在1980年代开始扮演全球化的旗手,还有一个重要条件是他数十年的贸易顺差消失了,开始出现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而且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也是在扩大的,这个事情伴随着国内蓝领中产阶级的萎缩等等。

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中间,这条路目前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如果你不愿意承受这个巨大逆差,你基本上很难接棒美国扮演全球化的新旗手,因为你无法替代美国向全球提供增量的贸易逆差来让大家分享的,所以关于全球化,我们提的口号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第二个就是“一带一路”应该做战略性的升级和集中,这个面不能铺得太广,饭要一口口吃,仗要一个个打。我们要集中火力做好可控区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好一些重点或者支轴国家,而不是“撒胡椒面”。如果说全球化有春夏秋冬的周期的话,现在我们处于深秋季节,享受到了此前的成果,但是冬天还在后面,要储存足够的能量扛过寒冬。按照上一次逆全球化周期的长度,整整三十年,咱们现在这一轮才走了12年,可能还要有二十多年,也就是在2035年和2040年之后我们再扮演旗手,才是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第三个主张,就是抓住新风口,有选择地主动推进局部开放。作为“美式”全球化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中国并没有被美国的自由主义完全催眠,有一些东西做了必要的保留。以前我们搞了资本项目管制和互联网管制,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两个管制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效果非常好。凡是不搞这两项管制的国家,显然都不好了,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前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先后发生了金融危机;欧洲和日本没有搞互联网管制,结果被美国的互联网五大巨头赢家通吃,结果欧洲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全面落伍。

但是到了现在,我认为要反其道而行之,中国的企业和产业,在资本金融领域和互联网经济领域,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某些比较优势,因此现在要开始主动和有节奏地放松我们的资本项目管制和互联网管制,以便让中国企业抓住新风口。

正如上文所述,逆全球化时代不是完全的倒退,而是里面有分化,数字经济的全球化是有进展的,就如同寒冬中也有腊梅花开。我们要在相对好的风口上创造条件,为我们的企业和产业创造尽可能好的全球拓展的条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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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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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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