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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拉曼:逼得卡梅伦要拍桌走人,欧洲经济到底有多糟?

2014-10-28 07:43:36

【德国10月上旬出台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8月季调后出口额降至926亿欧元,大幅下降5.8%。德国经济部随后降低GDP增速预期,从1.8%大幅调降至1.2%。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一直主张严肃财政纪律,实行紧缩。近日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不愿缩减支出,面临预算案被欧盟否决的风险。因欧盟会计规则发生改变,加之英国经济增长势头超过预期,英国被要求在今年12月1日前向欧盟补交21亿欧元(约合26亿美元)预算“摊派”费,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欧盟峰会会场怒拍桌子,甚至威胁走人。主要欧洲国家虽然都口头上认同“欧洲一体化”的理想,但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各自内部问题的重压下,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还任重道远。

面对黯淡的经济形势,德国的经济学家也就紧缩产生了争论。固然欠债还钱属天经地义,但经济史学家舒伊却坚决地反对当下的紧缩政策,要求提升工资水平。另一名学者奥斯彼尔德却与之针锋相对,认为紧缩实行的规模还远远不够。

文章原载于德国《经济周刊》网站,作者 蒂姆·拉曼。原标题《关于欧洲危机政策的争论——“欧洲并未过分紧缩,相反欧洲紧缩规模还太小”》,观察者网 李晽 编译】

德媒《经济周刊》截图

欧洲如何从危机中走出?经济史学者弗罗里安·舒伊表示:紧缩政策已经失败,欧洲必须释放更多的流动性。经济学家莱纳·奥斯彼尔德却在争论中与舒伊针锋相对。

《经济周刊》:舒伊先生,您在新书中没有丝毫拐弯抹角。书中第一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紧缩政策在经济上已经失败。”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舒伊:在欧债危机的过程中,紧缩政策的目标最初是降低危机国家的债务水平并促成经济复苏。实际的效果却都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两个目标。例如当今的希腊,除开被免除的那部分债务以外,其债务的GDP占比比起2010年初夏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还要高。不仅是希腊经济毫无起色,在西班牙、葡萄牙还有塞浦路斯,经济也在衰退。有不少报道称支出规模得到到了缩小。这些只是口耳相传罢了。德国的债务水平实际一直都在持续上升。

奥斯彼尔德:债务水平上升了,经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了衰退。关于这些,舒伊先生,您说得很有道理。不过人们却不能把这些情况归因于自己臆想中的紧缩政策。我是这样认为的:此前实际上根本没有实行过大规模的紧缩。仅在今年我们就达成了平衡预算,不过这主要是由高额税收和国债的低息所导致的。谈论什么欧洲的紧缩政策,是很荒谬的。实际情况正相反:紧缩的规模恰恰是太小。

 

《经济周刊》网站投票:支持奥斯彼尔德继续推行紧缩的读者占据绝对多数

 

《经济周刊》:欧洲不少国家实际上是非常不愿意实行紧缩的。舒伊先生,是不是紧缩规模并非过大而却是过小了呢?

舒伊:不是这样的。紧缩是确实存在的。在债务危机发生的每个国家,紧缩计划得到了实行、财政支出被缩减。令我惊讶的是,紧缩计划的辩护者,比方说奥斯彼尔德先生,不顾紧缩计划造成的明显恶果,现在还在要求进一步的紧缩。不,这种政策已经失败。我们必须批判性地评估现状并且寻求其他的政策选择。紧缩计划支持者们的反对意见让我有点想起前东德时代一档叫做《时事聚焦》的栏目。因为这档节目总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只要我们再做出更大的牺牲,更努力地工作,那么共产主义的天堂一定会来临。”如今就紧缩政策而言,这样的情况并未改观。要求人们坚持的口号根本没用。紧缩政策已经失败,现在还要求更大规模的紧缩,只会把问题加重。

奥斯彼尔德:紧缩政策过去从未得到恰当的严肃对待。问题在于:实行严格缩减开支的项目并不直接与相应政府部门的利益有关。因为——舒伊先生也在他的书中正确地写道——每一项紧缩过程首先引发的是经济收缩、失业增加并导致赤字上升。因为税收下降而社会保险却仍然需要支出。

顺便提一下,舒伊先生。我觉得您对紧缩这个概念的定义过于模糊。这也是我对您新书的主要批评所在,尽管您的新书事实上非常精彩也很有阅读价值。

《经济周刊》:您得把您的批评意见解释得更清楚些:您又是如何定义紧缩这一概念的?

奥斯彼尔德:紧缩一词其实在整本书中根本没有得到定义。“储蓄”这个词老是和“节俭”相混淆。节俭是一个道德概念,这个概念意味着节制,此外还只涉及个体层面。在我们谈论紧缩政策的时候,我们谈的其实是公共支出的减少。紧缩政策并非是什么“节俭”,因为国家财政支出并不是从大的东西变小,而是对过量支出进行缩减。我们同样也不需要削减退休金。与执行缩减政策相反,好得多的方式则是,以需求导向的政策来支持结构改革。

奥斯彼尔德:由于以往的过度支出,现在必须实行紧缩。

舒伊:无论是个人节俭还是国家节俭,我自然能够看出区别。然而中欧及北欧国家接受紧缩政策却是与个人体验有关。公民们注意到自己的生活状况并表示:“如果我没什么钱的话,那么我就必须有所节制。”这和国民经济学根本就没什么关系,与之相关的倒是涉及大道理的公开辩论。可是如果有谁不从道德角度,而是从经济角度来考察问题的话,他是不会支持紧缩政策的。这一政策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了。

奥斯彼尔德:紧缩政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其片面性。真正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储蓄。希腊、西班牙等债务国需要的是结构改革。公开的私有化只是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波逐流。更为糟糕的是:竞争力停滞不前。就业结构非常封闭,多个地方的就业市场十分僵化,那些提供就业机会的人往往又都是蠢货。在危急时代,南欧企业被迫放弃与伙伴的合作关系并且使得整个行业陷入危险境地。这才是问题所在。

舒伊:同意。我并不反对结构改革。不过结构改革必须有助于提升产品品质。一种改进的途径则是,增加对企业的投资,创造一个有利于复苏的经济环境。我们不需要的恰恰是富于弹性的就业市场,这只会在危急时期造成更多失业和微弱的收入增长。我们同样也不需要缩减养老金。与实行紧缩政策正相反,好得多的方式则是以需求导向的政策来支持结构改革。

奥斯彼尔德:以往过度支出导致时下必须实行紧缩。时下的公共财政过度举债,这种过度举债必须得到遏制。过去在南欧有一场正式的消费迷梦,唆使这场迷梦的则是欧元启动和低利率。这种模式并不能长久持续,这是因为没有投资者做好更多准备,用更多的信用为所有的这些提供融资。也就说,必须通过严格的储蓄和支出削减才能摆脱危机。

舒伊:奥斯彼尔德先生,您通过您的用词暴露您自己和您的论证。您谈论“过度支出”还有“消费迷梦”。这恰恰是以一种道德批判的方式来看待危机:您是这么说的,过去的事情做错了,现在就必须赎罪。这只是在回溯过去却没有从经济角度加以思考。问题倒不如说是这样的:我们如何取得更多增长?很明显的不是仍然通过激烈的紧缩政策。

《经济周刊》:奥斯彼尔德先生,您的意思是——比起舒伊先生,我不妨把我的问题提得更谨慎些——引发危机的人们必须为他们的所做所为付出代价?你是希望向南欧人民为他们的高消费、高支出提交账单吗?

奥斯彼尔德:不,这是瞎胡闹。由于对惩罚性紧缩尚存争议,欧洲并未就对南欧实行紧缩政策达成一致。倒不如说相关国家在资本市场上已经不再能够提供有保证的国债收益。这恰恰是欧元危机和援助措施的希望所在。账面上存在大规模赤字和债务是否可以重归平衡,投资者对此抱有疑虑。因此投资者对承担的风险,期望额外回报。其中欧洲央行鉴于紧急形势,不得不介入,购买这些垃圾债券,以平息投资者的情绪。这可能并不是什么正确的方法。债务必须得到削减。这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们必须再次让南欧国家取得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可能性。

舒伊:绝对正确。债务必须削减。不过再次强调:问题仍然在于何以达成这一目标。哪种支出政策可以促成最高的增长?并不是一种严厉的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只是扩大危机,因为紧缩是在扼杀经济、减少税收并由此堵住了削减债务的途径。

《经济周刊》:奥斯彼尔德先生,您对经济刺激计划有什么看法吗?

奥斯彼尔德:这里值得回顾一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在30年代已经证明,那时候的危机是由于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凯恩斯认为,如果总需求下降,那么国家必须对经济实行刺激政策。核心问题在于: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还是以货币政策的方式来对经济偏差进行调整?还是说事情根源在什么别的地方?

 

 

 

《经济周刊》:您从本质上并不排斥经济刺激计划了?

奥斯彼尔德: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会支持一种被动式的凯恩斯政策。这意味着:如果经济不存在结构性问题并且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危机所决定的、由失业引发的税收减少和支出增加,可以通过信用投放得到阻止。然而在经济景气时期,则需要减少支出并再度提高税收。这种情况在战后的60年间只是偶尔发生过。凯恩斯主义至今为止只是作为“单行线”——作为增加支出和债务的通行证——而得到理解。

《经济周刊》:问个具体的问题,联邦政府在08和09金融危机的高峰时期所推行的经济刺激项目是否正确?

奥斯彼尔德:这些项目并无必要。报废补贴首先获益的是制造小型载重汽车的汽车业用户,而这些企业未必就一定是德国企业。教育计划则着眼长期,因此短期而言没有什么效果。我不会对经济刺激项目的效果有什么过高评价。

舒伊:我的看法完全不同。刺激计划的规模还是太小了,尽管如此刺激计划仍然取得了积极效果:经济力量得到了增强,大规模失业得到了遏制。若是在全欧洲层次协调一致地采取类似手段,那么经济危机的规模会小得多。不过现在仍为时未晚:一旦德国采取新的刺激项目并推动德国人的消费,那么整个欧洲都可能由此受益。

《经济周刊》:要是南欧人不买德国制造……

舒伊:确实会存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推进经济刺激。类似于车船拆卸补贴,也可以以提供新购置补贴的方式刺激经济。或者减税。我提议,或者还可以涨工资。当然我也很清楚,关于工资没国家什么事儿,那是劳资双方的事情。不过类似地,联邦银行也可以敦促政府进行提高工资水平的讨论。此外,政策上也可以采取一些手段,例如宣布强制性的劳动合同并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经济刺激项目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德国的失业率并由此提升职工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博弈地位。

《经济周刊》:这样的话会让雇佣人员变得更为昂贵。国家会丧失竞争力。

舒伊:在德国工资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得到相互匹配。以往的德国制造太实惠了。这实际上对南欧经济造成了损害。对上述情况的修正措施迫在眉睫。此外:尽管欧洲经济的好转符合德国的利益,然而德国还有仅仅属于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为了加强增长而提振我们自身的内需。

奥斯彼尔德:如果德国制造变得昂贵,那么欧洲由此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道理上讲应当是由弱变强,而不是相反。德国的出口商并不仅仅是与欧洲的公司在进行竞争,而且还必须参与到全球竞争中去。此外,工资协商是在大量的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间进行的。如果人们要参照危机国家的水平,确保全德平均工资上涨若干百分点,则需要一个巨大的执行机构。布鲁塞尔也确实还会在事实上对工资水平提出规定。不过提升工资会让货币同盟,甚至让欧盟都会很难接受。

舒伊:您对紧缩政策和欧元政策的评论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您畏惧提升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您又这样解释,回到德国马克——这也意味着预期中的货币升值——是无害的,因为德国经济足够强大。对此我并不理解。

奥斯彼尔德:我很乐意为您效劳,舒伊先生。回到德国马克以及随之带来的货币升值会使得进口变得便宜,并最终再次弹压商品价格。我却没有在您的模式中看到对提升工资水平的相应补偿机制。不过我在有一点上赞同您的说法:我们确实应当提振德国的内需。

《经济周刊》:如何做到呢?

奥斯彼尔德:由于财政拖累,居民提升的工资收入几乎差不多都进了国库。为了提升购买力就必须改革税收体制。我们应当极大地提高免税区间,也就是说:所得税起征点不应当设置在年收入8400欧元,而应设在年收入18000或者2万欧元这样的水平上。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庞大的消费潜力,却无需提高工资水平。

《经济周刊》:有没有一个您赞同的模式?欧洲是否还有一个积极的未来?

舒伊:只要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第一步,那还是有机会的。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停止只考虑单个成员国自己的问题,那么欧洲才会有良好的前景。欧元区的建立让欧洲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停止相互指责,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这些方案应当使所有人受益。我再次强调,这种解决方案只能是中止紧缩政策,要么是通过工资的有力增长来提振内需,此外我也并不介意实行减税政策。不过,减税政策的目标只能是低储蓄人群,也就是说低收入人群。并且针对性融资也不应当通过公共财政的紧缩来实现。否则对提振内需没什么效果。倒不如对高收入者和不努力投资的企业征收更重的税来平衡目前的情况。

奥斯彼尔德:欧洲必须参与国际竞争。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998和2005年间由于过高的工资收入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只有以如下方式才能重新赢得竞争力:结构改革以及雄心勃勃的私有化和紧缩项目。惟其如此,欧洲才会有积极的未来。

所有在成员国压力下推行的复苏方案,即债务的共同体化或者通过欧洲央行来收购垃圾债券的形式,我都要予以拒绝。这种方式毫无效果。

背景介绍:

弗罗里安·舒伊:

舒伊生于1973年,曾在许多不同的研究机构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其中包括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其专业领域为经济与政治思想史和欧洲经济史。他已经出版不少受公众瞩目的著作,其中包括论及普鲁士小资产阶级和腓特烈二世的著作以及讨论伏尔泰时期工业化的著作。如今舒伊在意大利米兰的圣加仑大学执教。

莱纳·奥斯彼尔德:

奥斯彼尔德在德国特里尔取得国民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其后他在国际投资银行界工作了12年之久。经过在中国大连和德国海德堡的执教生涯之后,他很快将在埃姆登取得讲席。在2014年3月份出版的著作《金融危机——货币、贪婪与正义》中,他也对金融危机的伦理层面进行了剖析。

关于舒伊的著作《紧缩》:

舒伊关于欧洲的紧缩政策撰写了一部著作。这本书名为《紧缩——节省的政策:一个巨大错误的简史》。在书中,舒伊结合百年间关于紧缩的观念史,考察了当下的争论。紧缩的概念在经济政策中非常顽固,“无论这个概念在经济危机的克服中总是被证明为巨大的失误”。

《紧缩》所得到的评价

“一篇精致写就的论战。舒伊提示出我们争论中的道德伪善。一个正当其时的指引。”——《经济学人》

“一篇消遣性的评论。无论多么困难,这篇评论教给我们的只是逃避历史——就好像上千年已经过去。”《独立报》

蒂姆·拉曼

蒂姆·拉曼

德国《经济周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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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晽
专题 > 欧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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