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丁一凡】

进入2020年秋冬季以来，美欧国家又迎来了一波新冠疫情的高发期，每天感染的人数与死亡人数均屡创纪录。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发达国家有着发达的医疗体系与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为何在控制疫情上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呢？其实，在美欧国家防控疫情不利的背后，却有着制造业萎缩这个严酷的现实。

美欧等发达国家先进的医疗体系是为平时没有大规模疫情时设计的，当如此多的患者突然要进入医疗体系时，各种医疗防护设备与物资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比如，前些年世界卫生组织搞过一个全球医疗条件调查，法国被评为医疗条件与治疗水平的世界冠军。这次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法国政府也计划投入40亿欧元用于订购口罩、呼吸机和药品等医疗物资。但是，法国的防疫物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只能靠从国外进口。而疫情袭来，各国都需要抗疫物资，法国也必须与其他国家竞争，争抢口罩、防护服与呼吸机，防疫物资市场上一片狼藉。法国仅有的一家口罩生产企业位于法国西部城市昂热附近，满负荷运转也无法满足法国需求。

法国卫生部长韦朗表示，法国国内产能远不能满足当地医护人员口罩需求，法国已从国外为医护人员订购超过10亿个口罩，这些从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来的口罩将在未来数周到数月内交付。法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尼古拉·巴韦雷说，法国是一个把大部分钱都花在了卫生医疗上面的国家。然而，即便法国GDP 的11.3%都投入到了卫生医疗上，法国依旧没有足够的口罩、防护服、试剂盒、重症床位以及呼吸机。

巴黎郊区圣丹尼的一家医院，医务人员正在治疗新冠患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美国也有相同的困境。美国的3M公司是最大的N95口罩生产商，但它每月的产能只有3500万只口罩，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因为美国的需求在几十亿只口罩。

美国以第一波疫情中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防疫、抗疫物资。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在一次回答记者问时坦言，“疫情初起时，我们需要口罩，主要从中国进口；疫情严重了，医院的抗疫物不够，医生护士急需防护服，也是从中国进口；病人多了，急救器械不够，需要更多的呼吸机，也要从中国进口；等到需要大面积排查感染人群，要给民众做大量核酸检测时，制作试剂的原料也要从中国进口。事情怎么那了这种地步？”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3月1日到4月25日，中国共出口防疫物资550亿元人民币，包括口罩211亿个、防护服1.09亿件、护目镜3294万副、病人监护仪11万台、红外测温仪929万件、外科手套7.63亿双。又根据商务部业务统计，截至4月25日，已有74个国家和地区、6个国际组织与中国企业签署了192批次医疗物资商业采购合同，累计金额达14.1亿美元。

其实，疫情开始时，中国也没有那么多防疫物资生产能力。但中国工业制造能力强，企业适应力强，产业配套能力强。一旦国际市场上出现巨大的防疫物资需求，许多企业立即转产，经常能在10余天就建成新的生产线以满足市场需求。

拜登政府上台后，马上表示要恢复国家干预主义传统，重建美国的制造业与产业链。拜登政府的一些高官甚至把恢复制造业看成是“大国竞争”中的重要一环。

新任财政部长耶伦在国会作证时说，拜登政府要部分恢复特朗普政府取消的企业税与富人税，以提高政府公共投资的能力。她还说，拜登政府会尽量鼓励企业提高工人的收入，以弥合社会矛盾、提高社会消费能力。然而，美国企业当年把生产线外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本土的土地成本、工资成本都太高。如果拜登政府一方面要恢复企业税收水平，另一方面要提高工人工资，美国企业会心甘情愿地把制造业生产再迁回本土能吗？

其实，恢复制造业及其产业链，需要的不仅是国家政策优惠，不仅需要土地与投资，最关键的是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40年前，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时，舆论认为美国应该占领经济的高地，占领那些工业设计领域，把后面加工制造的环节让给其他国家去做。美国人应该创造更多“好工作”，更加体面的“白领”工作。结果，社会风气认为制造业都是些不体面的工作，人们都要去寻找赚钱更多，工作条件更舒适的工作。多少年过来，美国已经找不到适合于制造业发展的人力资源了。奥巴马政府时期，也曾想恢复制造业，政府给投资制造业的企业优惠政策。然而，当一些外国企业想利用这些政策到美国投资时，却往往找不到合适的人力资源：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找不到管理过工业生产流程的工厂厂长；找不到有资质并在生产线上工作过的工程师。

美国并不缺名牌的理工大学，麻省理工曾有“工程师的摇篮”之称。但最近二三十年来，那些名牌理工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都被华尔街等金融机构挖去做金融工程了。这些受过工程师教育的人才可能设计出各种各样美妙的金融投资方程，据说可以对冲金融风险，让投资者们放心投资。华尔街雇用这些工程师，工资当然比企业高许多倍，挖走了大量顶尖的理工科人才。奥巴马当政时，一次到最有创新精神的美国西部与企业家们座谈。奥巴马问《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他为什么把《苹果》的产品都放到中国生产。乔布斯回答，在深圳我可以找到4000名工程师在生产线上三班倒地工作，在美国根本找不到。奥巴马当时还很气盛地回答他：“我一定要给你找到4000名在生产一线干活的工程师。”我们都知道后来的结果了。

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与制造业的发展及科技进步息息相关，但制造业发展与科技发展也并非没有风险。前些年，在制造业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也出现过即使企业出高薪也招聘不到有技术的高级工人的局面。我们各种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越来越多，但制造业企业在市场上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劳动力。市场上人才需求与人才供给的脱节，有一部分也是来自我们社会对劳动技能的错误看法。

前些年，中国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发展的热潮，许多名牌理工大学优秀的毕业生也争先恐后地要去金融部门挣钱，而不愿再去生产部门去吃苦，去研发技术。我们的社会发展起来时，金融崇拜成为引导人们行为的重要动力。从2020年防疫、抗疫的经历中，我们应该理解到，一个国家的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它有多少财富，还取决于它有多少科技研发能力和工业制造能力。我们的官方舆论与社会舆论要营造一种气氛，投身于“枯燥”的科技研发是一种幸福，一种高尚的情怀。同样，把工业制造中的每个环节都当成终生事业，认真琢磨，精益求精，成为各种“隐形冠军”，也应该成为我们社会尊崇的典范。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马上总结经验，要跟中国在科技领域展开竞争。美国可能还有一些科技研发方面的优势，但它们在制造业上已经开始落后于中国。2018年中国的工业制造值已经是美国的1.8倍。当今，科技创新与工业制造之间的关系密切，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最终会一事无成。那么，中国能否看到自己内部蕴藏的风险，是否有更急迫的危机感，动员自己的青年才俊更加努力去搞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呢？我们能否始终保持制造业的吸引力，让更多的青年人愿意成为高技能的劳动人才，成为真正的“大国工匠”呢？今天欧美在防疫方面的困境应该成为我们的镜子，时刻提醒我们，在科技发展与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来不得半点松懈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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