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作为全世界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进博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成为了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本届世博会因为是疫情后首次恢复线下办展而备受瞩目。

在进博会开幕之际，观察者网对话了经济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教授，从进博会启动六年来世界经济的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展现出的新形势，以及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的展望等多个视角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对话/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丁老师您好，这一届进博会是疫情过后全面恢复线下办展的首届进博会，因此规模和声势都很大，吸引了全球的关注。您如何看待上海进博会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展会？

丁一凡：首先，我认为进博会是中国很大的一个创新，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单独举办这样一个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展会。

今年我们的广交会办得很厉害，来中国寻找商机、寻找产品的客户非常多，订货量很大，我们的出口也会相应增加，这是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表现，也进一步说明中国的经济复苏会更快一些。

而进博会正好相反，它实际上是中国想让世界经济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表现，是我们表示愿意进一步开放的表现——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发展很快，需求很大，你可以搭中国便车，通过进博会来展示你的东西。

事实上这几届进博会办下来已经证明，它越来越成为很多国家在全球展示最新产品的一个窗口，很多最新的装备和科技成果在进博会上的亮相就是它的全球首次展出。这是世界各国重视在中国推销自己的产品、重视中国市场的表现。

观察者网：进博会从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第六届了，这六年中还穿插着一次新冠疫情，世界进出口贸易也随着经济形势的起起伏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丁一凡：是的。6年前的世界经济形势还处在刚刚走出2008年那场比较大的危机，在复苏的路上晃晃荡荡的阶段。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在后危机时代给世界经济的复苏打了一针强心剂。2013年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首先在供给侧上加了一把火，几年之后我们决定开进博会，实际上是在需求端给别人提供更大的机会——我们开放我们的市场、让更多的产品进来，增加对世界产品的需求——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边同时发力，给实体经济更多的机会。如果把各种因素都算进来，2008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恢复的贡献超过了三分之一。

后面我们知道，新冠疫情来了。今天我们回看疫情期间的3年，实际上损失比较大的是其他经济体，中国由于很早就把疫情控制住了，把生产恢复了，后面虽然有几次反复，但其实规模都不大。这一点我们从中国的贸易出口数据上就可以看出来。反而是由于疫情期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被疫情搞得瘫痪了，而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全球唯一稳定满足需求的生产基地，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依赖。所以我们看疫情三年里，中国的外贸出口一直比较稳定，外部需求很大，甚至还超过了疫情前的比例。

在疫情暴发之前，中国对外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的比例已经开始大幅下降。我们知道，中国的GDP增长曾一度高度依赖出口带动，最高点达到了60%，之后由于逆全球化的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危机后总需求减少等因素，我们的出口也随之大幅下降了，出口占GDP的比重一下降到了30%以下，疫情促进了外部需求，这个数据又上升到了35%，随着全球生产的恢复，我们的出口现在下降回30%左右，很多人因为这个数据的下降而表示对经济的焦虑，认为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其实这种下降是正常现象，只是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同样，当世界经济逐渐从疫情中复苏、各国的生产恢复走上正轨，也会有更多的产品卖给中国，这次上海进博会的规模和新产品的数量也会相应地增多，世界各国也会把一些更新的、更吸引中国消费者的产品拿来展示。

观察者网：今年年初疫情放开之后，如何刺激消费和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复苏一直是大家讨论的热点，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刺激政策，您认为在拉动消费方面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发力？

丁一凡：这个事说实话确实很难。疫情对于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的打击还是很大的，疫情期间很多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停工，中小企业因为债务原因倒闭，导致了很多人收入的下降，但开支还需要维持，所以经济恢复之后很多个人也在“去杠杆”，“消费降级”流行，这影响了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热情。

对于中国的消费市场来说，现在是一个坎儿。说一句“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复苏”容易，但大家的收入没有恢复以前，消费能力确实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上海进博会虽然也会考虑到普通消费者的一些需求，但更主要的可能还是一些机构的消费者。每次上海进博会都会有很多机器设备、新的技术发明展出，这些产品会引起中国企业、机构的注意，这些企业和机构正在复苏，也有能力和想法利用这个机会抓住商机、通过进口促进下一步更好的发展，反过来也会促进外国的生产商拿出更好、更先进的产品在上海进博会上展示。

目前，政府拿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和2008年的4万亿有很大的不同，上一次的4万亿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这一次的重点是让地方政府重新清理债务和重新举债，这些方式使得中小企业融资会比原来更容易一些——中小企业的流动性不足是企业破产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他们有新的流动资金和流动性的话，就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更多的服务业会重新回到市场上来。就业多了，信心增强了，消费也就多了，经济就会加快复苏。

观察者网：这次的上海进博会开幕恰逢“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端峰会举办不久，本次展会也会有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参与进来，您如何看待其中的意义？

丁一凡：这些年中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增长幅度是特别快的，超过了我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额。从这个角度上讲当然是好消息，我们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我们不能帮助这些国家更好地发展，比如在贸易上，如果不能有更多的东西卖给我们的话，就会导致贸易的失衡，最终我们的投资回报也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十分欢迎这种双方贸易的增长，尤其是他们卖给我们更多的东西，这样才能使他们有更多的利润和外汇补偿中国的投资收益，这对我们的经济是非常有益的，也使“一带一路”的共建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也会让这些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未来更有信心。所以我们应该以进博会的形式鼓励他们对于中国增加出口获得更多的利润，弥补他们在建设中对于公共设施的投入。

观察者网：这次进博会上科技产品和高端工业品也是关注的热点，目前美国依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科技打压、企图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封锁中国参与全球科技产业链，这会给全球制造企业和产业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丁一凡：我想华为的例子就是最好的答案。美国选择“小院高墙”、大搞科技制裁、脱钩断链，禁止美国科技企业和华为有任何关联，但这样导致了华为不得已自己搞研发，在排除了美国因素后这个产品的效果还非常好，那么美国之前的所有措施都变成没有意义的了。而那些美国科技企业原本最大的利润来源是中国，其实很多他们的技术是中间产品，不是最终产品，他们认为可以以此卡中国脖子，但是不卖给中国又能卖给谁？

以芯片产业为例，目前就面临崩盘的局面，不卖给中国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产品积压、价格暴跌、利润暴跌、股价下降，从而企业融资发展、技术创新的能力也随之大大受挫，这对美国企业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为什么这些美国的半导体企业会跑去国会抗议，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美国这种禁运政策搞长了的话，最终是要把美国企业搞死的。因此只要中国能保持信心，中国企业愿意投入自主研发，美国政府得不偿失，制造业企业“造反”的时候只会越来越近。

观察者网：最后，想请您谈一谈对经济的总体看法。现在已经到了2023年的第四季度，近来世界上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发生，中国和世界能否顺利完成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

丁一凡：我觉得今年中国的经济目标要达成应该问题不大。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和我们看到的第四季度的回升速度和程度都比较大，可以支撑这个判断。但是世界经济确实面临一个不太好的情况，战争和地缘政治竞争导致所有的原材料和成品价格都在上升，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也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以前那种全球化发展方式，可以通过全球产业链降低产品成本，但如今的世界恰恰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搞“逆全球化”，即使脱钩政策失败后也依然坚持减少和中国的合作，执着地要把产业链转移到别的国家，比如东南亚和墨西哥。实际上全球没有一个可以和中国市场相竞争的经济体，全球生产服从于西方政治需求最终导致的结果一定是成本上升，最终产品的价格越来越高。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乏力，欧洲今年的经济增长差不多是0.9甚至是负增长，美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服务业和金融，实体经济并没有明显的复苏和回升——它的税收和用电量没有增长。西方世界为了地缘政治不惜牺牲经济增长的行为，很有可能将世界经济拖入长期的滞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全球南方国家这几年在经济上亮眼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西方发达国家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世界经济发生的很大变化，过去世界经济增长主要靠发达经济体，现在事情越来越反过来了，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在下降，他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下降。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下一个阶段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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