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政府强调在稳定增长速度的同时，要注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4月25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指出“要按照稳中求进的要求，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好、稳中求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6月8日，李克强在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谈到，经济举措要“既利当前又利长远、既稳增长又调结构……着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此前，上一届中国政府早已主动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方针。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以及控通胀、防金融风险等）同时被列为经济工作的重心。在笔者看来，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这一新说法与转方式和调结构是有连贯性的，大致可以被视为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

一面稳增长、保持速度，一面更多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是合理的。不过有趣的是，最近国内外媒体却联手掀起了一股将稳增长与提高经济质效、将速度与质量割裂甚至对立的舆论浪潮。

这种论点的核心是：中国经济以往虽然高速增长，但却是粗放低效；要想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要想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只有将经济增长速度将下来才能完成；因此，未来中国经济不应该或不需要再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低增长甚至停滞才更为有益。与此同时，部分媒体还以“世界银行2030报告”为旗帜，鼓吹中国高增长时代已结束、并且正在进入“结构性低增长时代”。不只如此，一些如“中长期经济增速必将下滑已渐成共识”的言论屡见报端，而对此持相反观点的林毅夫则因为相信中国仍将可以继续高增长，从而遭到了媒体的围攻。

与这些论调相匹配的，是诸如：《经济增速下滑是福是祸？》、《中国不需要什么高增长神话! 》、《2012年是中国进入低增长、高质量模式的转折点》、《中国应追求有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增长》、《中国不应担心增长放缓》（英国金融时报社论）、《经济增速放缓 转型升级提速》、《“不争GDP第一”有远见》等文章的狂轰滥炸。

以及一些专家学者乃至央行官员的看似斩钉截铁的结论：

2012年12月福布斯杂志的迈克尔佩蒂斯“为什么2013年增长速度再降对中国经济是好事”；2012年12月15-16日期间举行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Global Counsel战略咨询公司主席彼德•曼德尔森建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 质量更高”；4月27日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著名“挺华派”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文章《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万岁》（该文中译文以“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是件好事”为标题得到了广泛传播）；4月20日美国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期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正在调整经济结构，为了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必须牺牲短期经济增长。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效，转方式与调结构，无疑是当务之急，可是，这离开高增长可以实现吗？或只有靠牺牲高增长才能实现吗？如果一种发展方式，能够做到提升质量而又不需要速度，这当然皆大欢喜，可是，现实中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吗？这种将稳增长与提高经济质效、转型升级对立起来、将速度与质量割裂、对立起来的“高增长有害论”或“低增长有益论”，看似有理，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不论从经验来看还是从逻辑来看，低增长有利于提高经济质效之说都不成立，相反，低增长会妨碍经济质效的提高，只有高增长才能促进转方式和调结构的顺利实现，才有利于提高经济质效。

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只有“又快又好”（以及“快而更好”）与“又慢又糟”，至于“又慢又好”与“又快又糟”则根本不可能存在。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低增长有益论缺乏根据。低增长有益论的前提是“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是粗放低效的”。这种观点尽管很有市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前，中国各产业正在全面向世界先进水平冲击，有的甚至已经后来居上了，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质效也在快速提升，对此，详见拙文《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兹不赘述。“高速度=粗放低效，低增长=简约高效”，这首先就与中国经验相悖。

除了“粗放低效”这一借口，还有人从相反的角度来“规劝”中国将增速降低。他们声称中国高增长太“虚”，GDP尽管规模很大，但是泡沫太多，水分太多，需要挤掉水分，而降低增长速度，实际上就是将“水分”挤掉，有益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观点其实也是似是而非，是不符合事实的。

按目前统计，中国GDP总量虽然仅居全球第二位，刚刚超过全球第一美国的一半，但是却几乎用了全世界一半的煤炭、钢铁、铝、铜、水泥等，中国的发电量、乙烯产量、碳排放量等重要指标也相继在近两年内超过美国占据世界第一位。可见，中国GDP总量与其说有可能被高估，水分太多，还不如说更有可能被低估。跟美国——更不用说冰岛了——相比，中国第一二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更大，水分与泡沫只会更少，货真价实的“干货”只会更多。

国际经验也不支持低增长有益论。

二战之后昔日的世界工厂英国，其经济增速一直低于德国，按照“低增长若有益于产业升级或提高经济质量”这一逻辑，它的产业竞争力应该高于德国才是，不过事实却正好相反。再看2008年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他们的产业升级难道因此而突飞猛进了？事实依旧恰恰相反，如经济下滑最严重的经济体希腊西班牙等，丝毫看不出产业升级的迹象来。相反，经济质效最高的德国，也是西欧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不仅西方的经验不支持“低增长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之说，东亚日台新韩四个国家与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也是如此。

截止上世纪九十年代，日台新韩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这也是其完成产业升级、进入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的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日台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甚至近乎停滞，韩新相对来讲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一快一慢的结果是日台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产业水平都开始下滑，而韩新的经济地位与产业水平则持续提高。日台韩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高增长而非低增长才能提高经济质量、促进产业升级。

速度与质量不可分割；长期高速增长的经济，其质量也是优异的；速度不行了，质量也不行；部分媒体鼓吹的只要低增长就能够促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一说，毫无经验支持。

光要质量不要速度，纯属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