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不少人密集鼓吹速度对中国经济并不重要，中国应该进一步降速，甚至降到5%以下，这样才有利于提高经济质量。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五中全会做的说明全文刊出了。《说明》强调：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至少要达到6.5%。

中央建议订立这样的增长目标，当然不可能只是算术那么简单。与近年来某些舆论宣扬的“降速提质”论相反，保持增速与提高质量息息相关。某些人经常宣称：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光有速度规模，缺乏质量效益；只有降低增速，才能提高经济质量。这种将速度与质量割裂或对立开来的观点，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从逻辑上就讲不通，更经不起实践检验。

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

中国经济的质量当然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的（不光中国，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需要），但是靠牺牲速度来追求质量，无异于抱薪救火、缘木求鱼。保持速度与提高质量其实是相互促进的，应该在继续保持速度的前提下来提高质量。即应该“稳速提质”、“保速提质”，不应过分“降速提质”。

经济质量的提高，意味着企业采用新的技术、增加新的设备，这就需要企业增加新的投资，而只有在利润预期明确、即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等经济质量提高后，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产出增加，这将带来整个GDP的增加，也即增速的提高而非降低。

如果速度下滑严重，企业就缺乏投资与采用新技术的动力，技术进步的速度就会放缓，提质增效也就无从谈起。如果降速恶化到爆发危机的程度，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那么此时非但不会出现“降速提质”，而是出现“降速降质”的局面。

再看“降速”在实践中的效果。近年来，从国内地区对比来看，速度下滑最严重的地区（如东北），正是经济质量提升最不明显的地区，而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地区（如重庆），则是经济质量提升最明显的。

最后，降速还有淘汰先进产能的风险。现在流行的理论主张要通过降低速度来淘汰落后产能或过剩产能（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被舆论夸大了，笔者将另文详述）。从纯理论角度来讲，不应盲目夸大“过剩”的危险，因为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就是过剩经济，没有相对过剩，就没有竞争，就没有优胜劣汰。

那么降速能不能更快地把这些“过剩”产能淘汰掉呢？很悬。速度一旦降下来，所有企业都会面临压力，不管你是“落后”的还是“先进”的，都存在被淘汰的危险。如高连奎在《为什么经济危机起不到淘汰落后的目的？》一文中所指出的，速度严重下滑后，常常令新上马的或正处于扩张期的现代化企业即优势产能陷入困境，甚至惨遭淘汰。

经济工作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先进产能上，而不是整天被落后产能绑架。先进产能得到推广了，自然就会将落后产能挤垮、打败。先进产能推广的过程，就是落后产能不断被淘汰的过程。降速的最大危害在于阻碍了先进产能的推广普及，即阻碍了先进产能淘汰落后产能。

维持经济高增长，为先进产能的上马和推广创造最有利条件，这才是淘汰落后产能的最佳路径。

稳速提质、高速高质的实例

过去中国高速增长的缺陷也被“降速提质”论夸大了。其实，对比全球，过去中国高速增长的质量颇高，固然存在某些“高速低质”、“粗放低效”的现象，但毋庸置疑更引人注目的诸多“高速高质”的成就。像这次习近平主席出访英国，签订了高铁、核电、通信等大单。中国在这些领域（当然不止于此）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正是过去长期高速增长的产物。

在地方上，表现抢眼的重庆也是高速高质的好例子。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赴渝调研时表示，“今年上半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幅全国第一，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形势、趋势良好，干部精神状态好，城市面貌变化大，社会和谐稳定。这次调研，意在梳理、总结重庆的经验”（见10月12日重庆日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来渝调研》）。

10月19日，重庆市举行2015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公布前三季度全市GDP达到11252.67亿元，同比增长11.0%。国家统计局当日也公布全国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重庆自2014年一季度以来第7次蝉联全国GDP增速季度冠军。

重庆经济逆市上扬高速发展有目共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重庆产业迅速升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市经营与工业发展同步，环境生态建设深入推进，可以说，重庆经济发展不仅有速度，而且也有质量。速度与质量同步提升，是重庆经济实践的突出特征。

近年来，不少舆论宣称，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得牺牲经济增长，而重庆的经验则证明该观点是很片面的。重庆有个璧山区，直至2009年，以制鞋业为主的工业总产值还仅仅只有300亿元，同时该区污染严重，城区只有一处公园。此后，政府大力引进汽车、电子、信息等先进产业，工业总产值短短几年内就超过了一千亿元。在工业发展的同时，璧山的环境问题非但没有进一步恶化，反而得到了重大改善。一方面，政府关停了占当时工业产值三分之一的污染企业，一方面大力整治污染。现在，璧山市容已脱胎换骨，城区公园多达35处。可见，工业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未必就糟；工业落后、停滞、倒退，环境问题未必就好。

“投资拉动”不应盲目贬低

在重庆的例子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出投资的重要性。2015年前三个季度，重庆增速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其固定资产投资也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今年1-9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共完成，同比增长10.3%；而1-8月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则高达17.4%。就拿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与京东方共同出资建立的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来说，该项目建设的是处于全球先进水平的第8.5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系统生产线，2013年7月17日桩基施工，2015年4月8日投产。这一兼具保速、升级等多重功效的大项目，靠的正是投资：计划总投资高达328亿元。

无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经济要增长总离不开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生产规模的扩大，就没有生产效率的提高，增长就无从说起。现在要扩大消费、推动创新，这些做法都没错，笔者完全支持，但需要警惕有些舆论借“消费拉动”、“创新拉动”来排斥投资拉动。这类观点跟“降速提质”论一样，也是似是而非的，将投资与消费、创新割裂、对立。

其实，“消费拉动增长”，并不是严格的经济学概念，只是媒体炮制的流行话语而已。近年来，林毅夫、罗思义（John Ross）等国内外经济学家，都曾专门撰文指出“消费拉动”一说是非学术、不成立的。消费不会自行增长，不会自动拉动生产，消费的增长或扩大反而要靠投资来支撑。简单地说，假设消费扩大了，那相应地就需要增加供给，供给增加就需要生产扩大，生产规模扩大就需要进行新的投资——上新的车间或设备。可见，即使以扩大消费为核心或出发点，最后也得落实到投资上。

舆论总是批评长期以来中国维持了过高的投资率（通常被夸大了），却没有看到，中国的消费量同时也一直在高速增长。近几十年来大型经济体中消费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正是中国，高投资带来了高消费。2004-2011年，是典型的高投资时期，与此同时，也是消费高增长时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接近18%。

再看最近几年来，经济持续下滑，投资增速放缓，那么消费量上去了吗？“消费拉动”变成现实了吗？没有！2011年以后经济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一路下滑，2015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已经跌至10.4%，其中有17个省的增速跌至个位数。

可见，实践中投资增速下降的结果，不是消费增速上升，而是消费增速放缓。道理很简单，投资减少了，产出就减少了，可供消费的自然就少了。

至于“创新”，当然也是好事情，不过，真正的创新不是空泛的，是实实在在的，是需要物质载体的，即使“互联网+”也要落实到大量硬件与平台上。创新落到实处，意味着采用新的技术，新的技术就需要新的设备，而新的设备则需要新的投资。可见，没有投资，创新就无法落实。从目前正奋力追赶欧美的芯片、飞机发动机、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到量子通信、特高压输电、煤化工等中国独自掌握的技术，再到高铁、5G通信、四代核电等中国领先世界同行的技术，从传统行业到新兴产业，这些关键性创新从研发到大规模投产有哪一项能离得了投资呢？

投资带来经济增长，投资带来消费增长，投资带来产业升级。稳定增长、产业升级优化、消费扩大、保持投资，这几个环节是密切联系互相促进的，而不是相互脱离甚至对立的。

政府作用不容低估

中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发展，靠的是中国人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这几个层面或主体的共同努力，要实现“十三五”的目标，也不能脱离这一机制。

中国的实践早已证明，政府有为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2014年5月26日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光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要探讨的问题，根本不应该再继续在“政府要不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这类空泛笼统的教条上面纠缠，而应该侧重于“政府如何具体地、更好地发挥作用”。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不论中央还是部委还是地方——在“有为”方面的经验实在是太多太广了，需要尽快梳理总结。

遗憾的是，目前有些舆论并没有认真严肃地梳理总结，反而以片面的观点渲染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就是一例。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有两个抓手尤其突出，第一个是招商引资，第二个是城市经营，近年来，这两者尤其是后者遭到了密集攻击。城市经营离不开地方债务平台，本来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债务合在一起，尚不足GDP的40%（2013年审计报告为36.74%），这是极其良性的，但媒体却罔顾事实渲染、夸大“地方债务危机”，有的媒体与专家甚至公然造谣来“制造”地方债务危机。还有的专家学者（如耶鲁教授陈志武），一面说中国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发展经济，一面同时又说美国政府债务高昂是好事情，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需要借债推动，令人诧异。

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本来就不严重，正确的态度是尽可能促进其良性运转，若草率地予以压制甚至一刀切，反而会引发实质性风险。财政部此前于2014年10月出台43号文件，对地方债务扩运转以压制，很难说其中没有舆论的影响。但是进入2015年后，迫于经济下行压力，又于5月出台（2015年）40号文件进行了松绑。

再以重庆为例，从产业规划、功能区规划、城市经营、扩大内陆开放到生态建设、民生保障，这方方面面都离不开重庆政府的“主动有为”。这其中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有为功不可没。中国是全球最大规模的经济体，重庆这样一个直辖市，三千多万人口，在中国各省市区中属于下游，可放到欧洲就顶得上一个较大的国家。企业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大显身手，地方政府也同样需要。中国经验与重庆经验都表明，地方政府的积极有为非但不与市场经济相冲突，反而具有巨大的促进推动作用。

结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十年来高速高质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卓有成效的。相对于中国实践的巨大规模与成效，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梳理与总结”，迟迟没有全面、深入地展开。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经验还未及梳理总结，就已经面临着被曲解、被诋毁、被抛弃的危险了。

虽然“中国速度”受到部分人的片面质疑，但好在中央并没有为这些舆论所动摇，而是为“十三五”坚定地确立了6.5%的增速底线。放眼全球主要经济体，这一规划依然傲视群雄，如能顺利完成，将为“第二个百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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