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杜建国】

“脱贫攻坚”是当下中国的一件大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已经持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与物力，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五年来累计脱贫达6500万人，平均每年超过1300万，而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里，每年脱贫人口只有673万。

脱贫攻坚难成舆论热点

毫无疑问，脱贫攻坚推动了中国民生的改善，同时，政府对相关的宣传也很重视，但是，我不得不指出，此事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反响，并没能成为大众舆论的热点。

比如，新闻联播在天天报道脱贫攻坚，但是在微博上，在这一已很有影响力且更能反映大众情绪与观念的自媒体领域，却很少见到有人主动谈论此事，反倒是某个明星或大款的个人的有名无实的“慈善”行为会成为热门话题。所以说，脱贫攻坚未能成为舆论热点。

脱贫攻坚资料图（图/@东方IC）

为什么会这样？

大致说来，当代中国媒体早已演化为两大类别，第一类是政府部门直接主办的媒体，俗称“党媒”或“官媒”，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类，即数量极多的商业媒体，包括传统的与形式多样的新兴网络媒体。中国的大众舆论的热点话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二类媒体来决定、甚至操控的，第二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流媒体”。

“官媒”对脱贫攻坚的报道虽然很多，但是，其形式与内容大都比较呆板（或者说大家对“官媒”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不易打动大众，有的甚者干脆是浮皮潦草应付公事，这就更无法引起受众的共鸣。商业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则连形式上的热情都没有，对脱贫攻坚的反应始终很冷淡，尤其是像“财经类媒体”，竟然也很少涉及这一话题，好像将近一亿人的脱贫与经济、与“财经”无关似的。

商业媒体或者说中国的主流媒体为什么对脱贫攻坚反应冷淡呢？

因为脱贫攻坚的内容与实施方式，不符合媒体的胃口。在了解了脱贫攻坚的内容与成效及其所带有的特征后，媒体为什么对其冷落的答案将会随之水落石出、不言自明。

脱贫攻坚与“看得见的手”

谈脱贫攻坚的实际进展与成效，我认为我还是有发言权的。近两年，我参观过多个省区的扶贫，亲眼目睹到中国政府为脱贫攻坚投入了巨大的物力与人力。至少，我能肯定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脱贫是很有成效的，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住房、医疗与教育。在上述三个领域，现在的农村比十多年前要好多了，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另文介绍，兹不赘述。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感觉现体制还是依旧保持着较强大的动员能力与较高的运转效率的，中央的精神或意图基本能够在基层被贯彻执行，地方干部也听上边的指挥，为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而不辞辛劳，大规模地脱贫攻坚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我2015年冬天去贵州时，当地人士讲，贵州实行干部驻村，自2013年起已经有十几万干部完成了驻村任务，以为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保障。

2016年去新疆时，当地干部称新疆的驻村制度似乎实行得比贵州更彻底，自2014年起，七万干部下基层驻村，一去就呆一年，全疆一万多个基层单位全覆盖，毫无遗漏；三年内全疆20万名机关干部（除了单位一把手）将轮换一遍。

在新疆吐鲁番与维族村民合影

我2015年夏天在西藏见过一位干部，是在文联工作的，整日周旋于歌舞书画戏剧曲艺，他也一样要下乡驻村，去帮农民解决实际困难。

实现全民脱贫为何不光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还需要投入这么大的人力？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一场“攻坚战”，还未脱贫的地方大都是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都很差的地区，要想“不留死角”全部脱贫，确实有难度，确实需要政府的介入。

我曾参观过的云南临沧临翔区南美乡南美村，一个拉祜族村子，位于海拔两千米的高山深处。村民们为何选择在这种高寒荒僻之地生存？这里的村民没有文字，靠“古根”传唱讲述自己的历史。

传唱透露:在遥远的过去（也不知哪朝哪代），他们也曾住在平坝地区，后来被其他部族强占，并遭到追杀，一路逃难，历经艰险，最后只能躲到高山深处来落脚扎根。从平川逃到深山，从富庶逃向荒蛮，过去的历史，非我族类一语不和就彼此弯弓月，沉重的故事多得很。

这里自然条件差，产出少，解放后，农业水平虽然有了提高，但是仍旧很粗放，直到2013年之前，该村人均收入才两千元。长期的穷困，摄入营养少，导致当地人个头普遍很矮。村民祖祖辈辈住的是也只是极其简陋的竹篾房、茅草房（我亲眼所见，还有部分保留没拆掉）。现在，住房情况已得到了根本改观，在政府的补助与支持下，村民都住进了结实宽敞的新居。收入也增长不少，2013年之后，乡里干部亲自出马上阵，手把手地挨家挨户地教会了村民种植烤烟、豌豆、油菜等作物，再加上同期原茶收购价格提高，三年时间，村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多，2016年达到了人均6800元。

临沧南美村与村干部以及实习大学生合影

2016年底，我去贵州参观大名鼎鼎的、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FAST选择建在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首先是因为这里极其偏僻，人烟稀少，最低限度避开干扰，其次是因为有一片大而深的洼地，适合安装望远镜。参观途中我得知，就在这洼地底部，过去竟然还有一个小村子，共12户人家。地少而瘠，出行以及与外界的交往极度不便，村民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FAST施工期间，政府帮助这十二户人家搬离了大窝凼，提供了补偿款和安置房，让他们建立了新家。

FAST工程于2008年12月在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大窝凼奠基。（图：田茂刚、代传付、岑龙武、李瑞龙、杨清亮 / 东方IC）

像大窝凼、南美村这种地方，要想实现全面脱贫，如果不让政府干部广泛深入地介入，如果不靠“看得见的手”，只单单依靠“看不见的手”，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

脱贫攻坚遭到主流媒体冷落，也正是因为“看得见的手”这一点。

最近这十几年来，中国政府的众多举措当中，让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除了脱贫攻坚，还有以下两项：第一，废除农业税，从2003年《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公布算起，至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第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新农合），大致也从2003年起推行，现已惠及全体数亿农民。

我们再参照一下舆论对这两者在反应，就能更清晰地理解脱贫攻坚遭冷落的原因。减免农业税得到了舆论较积极地反应与肯定，被大书特书，而舆论对新农合反应，与对脱贫攻坚一样，冷冷清清波澜不起。

实际上，政府围绕新农合与脱贫攻坚的投入，或者说农民由此而得到的实惠，要远大于减免农业税。2003年之前，中国农业税总额为400多亿元，算500亿元，除以农民的数量8—9亿，便得出废除农业税为农民每人每年减负最多60元。而为了让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彻底、全面、永久性的脱贫，近年来政府每年对脱贫攻坚都投入巨资，肯定比四百多亿的农业税要高得多。

至于新农合，政府每年直接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居民的补助总额也是相当大的，像2010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就达到了全国平均每人120元，2017年已经提高到每人450元。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2622元，减免农业税60元，占比不足2.3%。2016年农民人居收入12363元，新农合补贴450元，占比超过3.6%。无论从刨除货币贬值因素后的实际价值来看，还是从占当年收入比重来看，新农合人均补贴数额都要高于减免农业税人均数额。

不难看出，全面脱贫攻坚与新农合的普及，这两项举措比废除农业税对农民的帮助要大得多，但是很奇怪，前两项在中国舆论中引起的反响却比后一项微弱得多。

这一强烈的反差该如何解释？本文开篇提出的疑问的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

众所周知，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媒体与学界即中国的舆论界，深受“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影响，欣赏“小政府大社会”的逻辑，推崇“看不见的手”而贬抑“看得见的手”，鼓吹“把权力关进笼子”。废除农业税，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逻辑，符合“减税”、“藏富于民”这一媒体与学界制造的“政治正确性”，因此就得到了较多的肯定。

而脱贫攻坚与新农合的特征则相反。很明显，脱贫攻坚是“大政府”或“有为政府”的表现，是靠政府的强有力行为来解决单靠市场力量根本无法解决的贫困问题，而且覆盖面广，涉及农村产业、住房、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看得见的手”随之而无处不在。新农合（以及整个社保系统），由政府主导，带有强烈的“福利国家”的色彩，也不符合“纯市场原则”与纯粹的逐利逻辑。因此，脱贫攻坚以及新农合这样的重大举措，尽管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却因为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而遭到了媒体与学界的冷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肯定。

遭冷非偶然现象

脱贫攻坚以及新农合遭受的冷落，并不是特殊现象或偶然现象。近十五年来，中国政府还出台了其它多项有利于民生的举措，也大都遭到了舆论的冷落，甚而至于，舆论会误导、诱使政府抛弃自己原本正确的、有益于民生的做法，而去做一些损坏民生的选择。

前面提到的新农合属于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一部分，近十几年来，政府推行、落实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五险一金制度，对一般劳动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可是，五险一金制度从来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反而一直遭到抵制。

反对者一般从站在企业角度，讲什么“五险一金加重企业负担、应该减负”，有的则貌似站在职工的角度，宣扬“上五险一金不如直接给发工资”等，有的媒体甚至干脆制造“一人工资条上月收入是8000块钱，到手的收入实际上不到5000块，3000块都缴纳了五险一金”之类的谎言，来煽动公众对五险一金的敌视。事实上，工资条若是8000的话，扣除五险一金以及个税，到手的绝不会低于6000元，网上有相关的计算工具，一目了然。

像住房公积金，是五险一金中令职工受益最大的一项，全部归职工个人所有。常有财经媒体与经济学家批评说，公积金其实是公务员与国企员工的特权，因为能享受到的当中他们占比最大。这种逻辑比较荒唐，公积金是法律义务，是人权而不是特权，应该比好，让那些不给员工缴公积金的企业向交的企业看齐，而不能反过来比烂，让交的企业向不交的看齐。

2017年年初，京东董事长刘强东对长期泛滥的丑化五险一金的舆论都看不下去了，公开指出：

“这几天看到有快递公司停摆的新闻！说实话这就是电商十几年高增长隐藏起来的毒瘤，大家只看到所谓的电商就业数字，而看不到90%以上的电商从业人员没有五险一金或者（只有）少的可怜的五险一金。现在他们吃的是青春饭，将来谁来养活他们？以克扣配送员和卖家从业人员的福利带来的快递业、电商表面‘繁荣’该停止了！否则最后损害的还是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利益！”

资料图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不少媒体人与学界人士，虽然算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常常比企业老板带有更多的“血汗工厂”的气质。他们日常都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抱怨政府忽视民生，但是，一到具体实践操作中，他们却对政府做的正确的有利于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甚而至于，还主动制造舆论，误导或诱使政府去做损害民生的事情。

2003年12月30日，中国通过了《最低工资规定》，在此之前，最低工资形同虚设，此后，各地年年提高最低工资成为惯例。可是，近年来媒体大肆制造“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的舆论，受此影响，自2016年起，全国各地最低工资、退休金上调的频率与幅度都大幅放缓了，这固然与经济放缓有关，但是，舆论的压力或引导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

2007年，开始实行新劳动合同法。新劳动合同法对员工的保护还是有效的，比如，在新劳动法出台前，中国大量存在不光不与员工签合同甚至还要扣身份证、扣押金之类的现象，自从有了新劳动法后，这种现象就很少听说了。同样，新劳动法也没有从舆论那里得到应有的肯定。当年，反倒是富士康与三一重工这样的台企与私企出面出来力挺劳动法。直至今天，要求废除劳动法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同样一批人，一方面，他们痛斥中国产品不够好，有数量无质量（这并不符合事实），缺乏工匠精神，一方面，他们却连五险一金与劳动法都反对，实际上在要求恢复血汗工厂那一套。靠血汗工厂能培育工匠精神吗？

还有一项中国政府的举措不得不提一下，此事对中国民生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样也受到了舆论的冷落。

自上世纪九十年起，中国每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到2002年达到最高峰，当年死亡6995人！这还不包括瞒报的。自2006年或2007年起，死亡人数开始急剧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煤矿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关停并转了大量的不重视安全生产的私人煤矿或黑煤窑。

2009年煤矿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到2700。到2011年，死亡人数开始控制在2000以内。2016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到了538人，尽管同期中国煤产量已经由2002年的13亿吨增长到2016年的34亿吨。从2012年的7000下滑到2016年的538，可以说，对煤矿整顿后，十年左右时间已避免了数万人的死亡。可是，自其实施起，就被舆论扣上了“国进民退”、“与民争利”、“国富民穷”等大帽子。

上述诸多事项，不知何时才能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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