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哪部外国史研究作品，能像《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样同当下的中国语境，建立起如此切近的联系。这种联系部分出于联想，部分则是有根有据的；它在法国与中国、历史与现实之间建构出双重的相似性：两场革命的相似性，以及旧制度与中国后革命时代的新体制之间的相似性。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看的是美国社会；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抓住了法国国家及其治理术。特定的治理术为大革命准备了条件，预先铺设了到达革命后果的道路。在他所揭示的诸多方面中，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提出来作一说明。

首先是革命之前法国君主推行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对中间阶层的政治打击。贵族以政治权力交换社会特权，最终被君主及其官僚体制收买，丧失了他们对社会的组织功能。没有政治功能却保留各种社会经济特权的贵族，成了遭人嫉恨的对象，与君主本身成了一丘之貉。取代传统贵族这一地方组织机制的国家官僚体系，并非一架足够理性化的超级机器，而是包括了官职买卖与继承以及特权化的征税制度在内的利益私人化网络。君主通过它把法国社会的权、钱、贵笼络在自己阵营，但却只造成一种内部离心离德的、虚弱的中央集权，一种比较政治学家称之为弱专制的体制。最关键的是，这个体制打掉了地方的组织性力量，本身却无法担负其这一组织功能。因此，打掉了地方的传统组织力量，也就打散了法国社会，就像托克维尔所说，造成了法国人之间的相似化以及（看似有些矛盾的）陌生化和冷漠化。

其次，在贵族丧失政治功能的情况下，取而代之的是托克维尔所批判的文人政治。文人政治产生的条件不在于文人本身，因为文人的抽象观念要发挥社会效果，需要有相应的国家治理术与之配合，那就是这种治理术欠缺吸纳政治参与的能力。专制体制就是这样一种治理机制。它使有政治参与欲望的人群无法获得政治经验，而使传统上具有政治经验的阶层放弃其政治义务。托克维尔把体制的朽坏归结到政治自由的没落，换成我们的语言，正是参与欲望和政治能力之间的不对称：有欲望的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没有欲望。当法国社会被启蒙文人的抽象观念所武装，一旦统治阶层内部发生分裂，激进的群体就有机会和能力，直接诉诸这些观念上武装起来的基层成分，将他们动员起来，一举推翻旧制度。

由此看来，法国革命的机制，实为大众政治的生成机制；托克维尔所揭示的，也正是大众政治的逻辑。在托克维尔的年代，他还没有机会见识现代动员型政党的威力。无独有偶，中国现代政党政治的研究已经指出了国民党政权实质也是一种弱势独裁体制。尽管国民党也是按照大众动员型政党的机制改组出来的，但它却并没有将此逻辑贯彻到底，相反，它逐渐走上了类似法国旧制度的状态。这就为另一个基层动员能力更强的竞争对手创造了条件。中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填充了动员下层这个空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革命比起法国革命来，是更有组织性的大众政治。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共代表的革命力量，在其一开始就把政治参与的要求提高到了民族界限内的最高程度。也是因此，中共革命的成功和建立政权，仅仅表示它的革命的开始，而非革命的结束。它面临着一项史无前例的任务，就是如何用它创设的体制来持续满足被它调动起来的空前的政治参与规模。

人民共和国的经验是否为这一历史任务找到了一个可靠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可讨论的。中国思想界在这里，无疑存在巨大的分裂。很显然，最近《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热”，暗示了成功的革命反向走到了法国革命之前的状况。或许正是出于这种直觉与经验，很快促使某些论者进行“区分技术”的操作，以便把中国与法国旧制度区别开来，斩断在这两者之间的无根据的联想。但《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呈现的种种迹象却在不断复现出来。社会运动理论家指出：官方治理技术造成阶级意识的消亡，培育了民粹政治的温床。社会的个体化与道德冷漠，辅之义愤和暴戾之气，天生一对。再加上公知政治，宛如猛虎添翼。人们耳边或许不时回想托克维尔笔下改革的悲剧：不改无以为继，改了催生革命。传播网络中小道消息和谣言更受欢迎，也就是说，无权威的反而被视为权威，权威反而被视为没有权威。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体制未能成功吸纳政治参与要求的表现。

此时此刻，在当下的中国，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不免令人产生一种时空的不确定感：在革命之后和革命之前读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体会将大为不同；那么我究竟身处哪个时空？作品是开放的，其效果取决于读者；读者又取决于其作为思想者或行动者的不同类别；而不同的行动者类别，又决定于他身处其中、又被他的自我意识所中介的具体历史语境。就如《君主论》可以有他的美迪奇，也可以有它的卢梭一样，《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可以有它同处一个时空却有彼此对立的想象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