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月19号发布的“2015胡润全球华人富豪榜”中，万达的董事长王健林取代了李嘉诚，成了全球华人首富，其资产可以达到2600亿。虽然还不是世界首富，但是华人的商业地位已经在世界领域内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他就是清朝中后期的伍秉鉴。

伍秉鉴画像

说起伍秉鉴也许大多数人并不是很清楚。较早之前，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曾经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中国有6个人，包括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与其他几位明显不同的是，伍秉鉴是唯一一个凭借商业贸易成为世界首富的华人。

说起伍秉鉴的发家史，就不得不提一下清朝的十三行。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来华从事贸易交流。广东的地方政府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招募了13家比较有实力的商家，指定这些人与外商进行生意往来，还准许他们代海关征缴关税，这就是“广州十三行”的雏形。这些商人在与外商做生意的过程中，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也十分诚实守信。

十三行真正的鼎盛时期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清朝下令限关，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从事外贸生意的机构，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此后的百年间，广东十三行竟然向政府提供了百分之四十的关税收入。

所谓“十三行”不过是统称，类似于北京的“八大胡同”，都是人们叫顺了后的简称。其实行商并非真的只有十三家，多大时候几十家，少的时候甚至只有四家。广东十三行基本上是与两淮盐商、山西晋商并立的体系，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首富。

1840年广州十三行商馆的同文街，沿街设有售卖各种货物的中国店铺（拉维尼绘）

伍秉鉴的祖辈在武夷山以种茶为业，康熙年间移居到了广州。到了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从事对外贸易成立了怡和行，并且迅速跻身十三行内。当时，伍国莹为自己取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这个商名为伍家后世子孙所沿用，在伍秉鉴掌管时期，“浩官”几乎成了世界商界中的名牌，以至于美国的第一艘商船竟然因可以用“浩官号”命名而引以为豪。

乾隆末年，伍秉鉴从父亲手中继承了怡和行。伍秉鉴的确是一名商业奇才，怡和行经他手后，凭借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十三行虽然是唯一的外贸群体，但其内部竞争非常激烈，伍秉鉴却凭借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的左右逢源，将怡和行抬上了首席商行的位置。

伍秉鉴在当时究竟多有钱？怎么会被称为世界首富？从以下几个例子里我们可见一斑。

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大客户就是赫赫有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在每年结束广东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都会将库款交给伍秉鉴来经营。特别是，有时东印度公司如果经营不善，造成资金周转不灵还会向伍秉鉴贷款，伍秉鉴在当时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

19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还有一件被美国人传说整整半个世纪的故事。一个美国商人与伍秉鉴合作经营生意，但由于经营不善，欠下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这个美国人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没办法回去美国。伍秉鉴知道后，找人把借据撕了，并向对方表示他们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随时可以离开广州回去美国。伍秉鉴的这个举动，使得他的名声在美国传诵了半个多世纪。当时在很多美国商人的府邸里，伍秉鉴的肖像被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以表示他们之间有贸易往来。

道光九年（1829年）美国人约翰·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来到中国，此时的他是一个不名一文的学徒。他在中国是以贩卖茶叶为生的，并且通过这层联系结识了伍秉鉴，没多久竟然认他做义父。在义父伍秉鉴的支持下，他的洋儿子多年后回到美国时，从口袋里拿出了50万墨西哥银元，开始了一门新的生意——修铁路。又过了一段时间，福布斯成了横跨北美大陆最大的铁路承建商。

这个福布斯的表弟叫威廉（William Forbes），创立了大名鼎鼎的骷髅会。他的曾侄子读者更熟悉，就是John Forbes Kerry，现在的美国国务卿。

伍秉鉴也购买了美国的证券，甚至涉足到了保险业，伍家在美国投资赚得的利息每年就有20余万两白银。十三行大多行商经过一段时间后都会因为竞争过大而衰落，偏偏伍家不倒，其主要原因就是伍秉鉴的跨国贸易。

美国人亨特在广州十三行居住了20多年，在其所著的《广州番鬼录》一书中曾提到“伍浩官（即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1834年（道光十四年）的一天，伍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算了一下，大约2600万银元。”同时期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不过700万，伍秉鉴的这个钱数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相当于1872万两白银，而清政府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时，国库库存银两不到700万。

正是由于伍秉鉴的“富可敌国”，也给他带来了诸多噩运。

鸦片输入中国早期，一些外国商人为了牟取私利，往往在其货物中夹带鸦片。伍秉鉴与外国商人的贸易往来都是以诚信为本，有些商人就是利用了他这一点，甚至包括他的洋儿子福布斯。在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查获后，伍家被迫交出了16万两的罚银。而在人们开始醒悟鸦片毒害之深，纷纷排斥外商期间，伍秉鉴由于跟外商关系亲密甚至被人们骂作“汉奸”。

18世纪末19世纪初广州十三行商馆

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时，曾经通过伍秉鉴向所有来华洋商传话：“洋人把鸦片如再流入中国者，人即正法。”伍秉鉴传达了林则徐的禁令后，洋商却并不在意，他们都太了解当时中国的官吏了，以为林则徐这次来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走个过场就回去复命了。因此这些洋商既不返航、也不销毁鸦片，只是把藏有鸦片的船都藏了起来，这下林则徐就怀疑上伍秉鉴，认为他与外商勾结一起贩卖鸦片，伍秉鉴不但背上了“祸国殃民”的黑锅，也遭到了林则徐多次的训斥与惩戒，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甚至被林则徐抓进大牢。

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伍秉鉴的商行卷入鸦片生意。然而，当时被查获的一些行商交出的罚金相当于鸦片本身价值的50倍左右，十三行除了一些小行商铤而走险以外，不太可能直接从事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亨特也写过，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因为当时十三行是唯一的外贸出口，合法的茶叶丝绸等贸易足够他们赚钱的了。当然，有读者或许认为，这些记载有所避讳，但在史料中，确实找不到什么负面证据。

倒是在鸦片战争无可避免地爆发后，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无可辩驳地表现出了自己的爱国热情，他们积极捐款，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前几年伍家与其他商行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修建的横档屿防御工程，让船坚炮利的英国军舰在广东虎门外一时无计可施。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1841年5月），清军在与英军对战中全线溃败，英军集中炮火猛轰奕山住所，逼得奕山竖起白旗，接受了英方提出的《广州和约》，和约要求清朝方面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的赔款，这笔钱有三分之一是由十三行的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出得最多，有110万元。

然而这笔钱却换来了奕山的功勋，他向朝廷报告战况时隐瞒了乞降讲和的真相。更为悲剧的是，这笔钱也同时为伍秉鉴带来更多的非议，他不战而降的赎城之举惹怒了当时一帮热血爱国青年，将他视为带给国家耻辱的人。

等待伍秉鉴的并不是柳暗花明，是更加无奈的现实。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根据其中的规定，清政府需要向英国赔偿2100万银元，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此时清政府的国库库银显然不够，广东十三行首当其冲被榨取，伍家又一次被认缴了100万元。接踵而来的是通商口岸的开放，英国彻底撕开了古老帝国的通商口子，广州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从此不复存在。

虽然鸦片战争让伍秉鉴损失了不下200万元，但却并没有伤到其筋骨，况且此时伍秉鉴大部分的贸易都在海外，他仍然算得上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只不过在中国官场和道德标准的双重折磨下，此时的伍秉鉴，依然心灰意冷。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国家内忧外患，而风烛残年的世界首富则在褒贬不一的名声中，憾然离世，终年74岁。纵观他的一生，虽然是利益为先的商人，但也曾经做过许多善事，比如无偿捐赠10万银元建立美国医局，捐款10万两修建南海、顺德的桑园围石堤等等，遗憾的是这些都被无情地掩埋在了那段“国破家亡”的阴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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