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篇文章《千万别憋着，这就带你尿遍欧洲》讲到，在欧洲街头上个公厕是如何“艰难险阻”，许多旅行者甚至为一个厕所东奔西走。这不禁让我感慨中国的公厕是多么的方便整洁，关键是：多数是免费的。

古代中国：为了珍贵的粪便，私人开放厕所

中国古代重视人的排泄问题，特别对于农耕社会来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一粪一溺都浪费不得，要肥自家的田。排泄物最后都要沤了肥田，而且“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果出门在外，把粪便排在外人家，多少都有些心疼，有些人甚至会弄个家什捧回来（是不是觉得很有画面感？）。

当然啦，即便如此，古代中国还是有公厕的。据说公共厕所最早起源于军队的兵营或城池。由于军队聚集大量兵士，解决大小便就不得不采用公厕的办法。《墨子》中详细记载了公共厕所的建筑要求。例如《墨子·备城门》篇中记载：“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之厕者不得操。”《墨子·旗帜》篇中还说道：“道广三十步，于城下夹阶者，各二，其井置铁瓮。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

周朝到秦汉时期实行闾里制度，公厕只能修在闾里之中。至汉代有了都厕，也就是公厕。根据汉代的陶厕还可以看出，汉朝时很有可能已经分男女厕所。

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所出陶厕平面图，一个厕院内并列着形制各异的两个厕所，应该是男女分用

及至隋唐时期，采用里坊制，公厕也都建立在坊内。宫廷里有专门管理厕所的官员“右校署令和丞”。在唐末到宋朝这段时间，里坊被打破，城市的繁华也达到鼎盛，公共厕所的建立就非常普遍了，出现专业清扫厕所的人员。

此时很多公厕其实是私立的。这些人之所以开放厕所，还找专门的人来打扫，并不是为了公益事业，而是为了大粪这一当时最珍贵的东西。开立厕所的人，会找专门的人收集粪便后卖给需要的农民。

大户人家用马桶或粪桶排泄后，通常是第二天由仆人抬出去给专门收集粪便的人，这些人再卖给农民。皇宫里也是如此，皇帝的粪便都比普通人的值钱，因为油水大，肥田效果好。

但是，一方面这种私人搭建的厕所为了增加利润开始收费，另一方面大多数城市人对粪便重视程度不如有耕地需求的人，如果正好走在街上，内急了，四周又没有公厕，或者没带钱去公厕，就随地解决了。有时，大户人家的下人们没来得及赶在收粪的人走之前，把今天的粪便放在门口，就会随手一泼。后来，许多平民百姓基本也都这样做，墙根与河边是重灾区。北京那会儿的街角墙根到处都是“黄金塔”和“水地图”。

但整个北京城只有一条下水沟，三年才疏通一次。有意思的是，这正是举子进京赶考的时间。于是，有人调侃称：“臭沟开，举子来。”每次一疏通这水沟，万一下个雨，那个味道……黄泥和粪便充分混合，稀里光汤，粪蒸尿熏。路上行人要是没有骡车代步，那可真的欲断魂了。

民国时期：租界内外大不同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文化的强行植入，公厕的文明也在冲击着古老的民族。

1863年新年伊始，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公权机构——“粪秽股”——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内工务委员会名下挂牌设立，其职责就是专管城市粪便处理、垃圾处理等环境卫生工作。在“粪秽股”下设有卫生稽查员，专门负责清除粪便、清扫垃圾等职责。“粪秽股”设立后，租借内的公厕也开始规划起来。1864年（清同冶三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先声夺人，在南京路虹峦建成上海市区第一座，也是全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的公共厕所。两年后，法租界公董局选择在工人众多的沟渠码头建起公厕，一建就是两座。

之后，各个租界间就似乎干脆拉开建造公共厕所的比赛。

1887年，公董局在十六铺码头、金利源码头等地建造上海首批分设大便坑座和小便槽斗的公厕。

189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就在原提篮桥一带，投资2000多两白银，兴建四座更新式的公共厕所。这批厕所，地铺木栅，顶挂煤气灯，还装了自来水龙头。这些在当时可都称得上是现代化的设施，其卫生水准和整洁程度，也都堪称一流。

次年3月，法租界公董局考虑到公厕内粪便累积，臭气熏人，选择在部分公厕加装冲水装置，还有定时喷洒香水。数月后，法租界内几乎所有公厕内臭气部消除一空。英租界见此，随即把公厕必须附设冲水装置立为规范，此后，租界内新盖的公厕也基本都是水冲式的了。

位于南京路上的公共租界市政厅（清末）

与此同时，公共租界有选择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例如码头或者弄堂、集市、火车站等地建造大批“简易厕所”。19世纪后期，“粪秽股与公厕”与设立菜场、广种牛痘疫苗、建立查访鼠疫制度，成为租界公共卫生体系的四个重要支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租借外的脏乱差，中国公民长期以来的卫生防疫观念比较淡薄，因此常常会爆发大规模的霍乱与瘟疫。就拿当时比较先进的开埠城市天津来说，据二十年代末天津的市政调查，当时天津居民随地便溺、乱倒秽水污物已成顽疾，许多巷口的垃圾箱形同虚设。人民的种种不良卫生习惯和政府管理的疏漏，使天津成为一个臭气熏蒸、秽物脏水狼籍的城市，不合公共卫生之处，不一而足。

租界公厕的干净与舒适，刺激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有些人出面鼓励地方士绅商贾筹资在租界外建立公厕。1909年，华界建起一座“公坑”。这可说是中国人自己出资、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的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厕所。只是，这些厕所基本是土堆围个墙，比起租界的豪华差得不止一点。

上海华界的厕所统一交由民营企业出资建造，建成开放后的十年间，除缴纳一定的“清洁捐”外，厕所产权及经营权均归属建造公厕的粪便承包商所有，十年后无条件收归国有。这些公厕的粪便也都是由专门的粪夫挑走。

民国初期，广州有厕所六七百间，但自从开辟马路之后，地价昂贵，厕所锐减一半。并且这些公厕基本是随地而设，由业主与粪便商人自行建筑与维修。1921年，民国政府规定，公厕的建设将以投标的形式招商承建。1928年9月，卫生局规定私有公厕由业主出钱，按照工务局规定的图式进行改建，限一个月内竣工。一个月后业主无钱改建，则粪便商人出钱改建。建筑完工后，从公厕租值中扣除5成作为建筑费，直到扣完为止。自此，算是拉开了改造私建厕所的序幕。

两年后，民国工务局择定中央公园、东堤、西堤二马路联兴街口、永汉南路万福路交叉口等处建筑公有公厕。对私有公厕的改建，则由工务局绘制图式，市政当局令业主修建，限期完工。及至1936年到1938年，广州市内有公厕393间，由裕利公司承办修理，共修理974间次，共用毫券31440元。到日军侵占时期，这些公厕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抗战胜利后，公厕只剩下了200多间，能符合卫生标准的仅有18间。

新中国：从脏乱差到干净、普及、免费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里的脏乱差成为首要难题。北平刚解放时，城内积存垃圾多达60余万吨，仅是妨碍交通、急待运除的垃圾就有24万余吨。北平平房、胡同较多，厕所的形式大多是“粪坑”，这一类公厕多是露天的旱式公厕，清理粪便靠的是人力背、挨家挨户掏。当时的劳模还有过掏粪工人，例如时传祥，就是每天背着粪桶走街串巷淘粪，“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面对这种情景，进行一次厕所革命，成为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大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北京市政府决定对户厕进行彻底改造，以街坊公厕取而代之，拉开北京市第一次公厕革命的序幕。到60年后期，厕所从平房院内移到胡同里，人工输送的量减少，北京市城区的多数四合院内由旱厕改为水冲式的厕所，也实现了机械抽粪。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清洁工人开始采用真空自动抽粪车，用皮管代替人工操作清掏窖式厕所的粪窖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的公厕问题又一次显现出来，这次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统一关注。当时北京公厕问题成为国内外舆论批评和抨击的目标。据调查，批评和抨击过北京公厕问题的新闻媒介约有800多家，报道文章在1万篇以上。曾有外国人形容北京的公厕就是“哭、笑、叫、跳”：哭就是说给臭气熏哭了，笑是指厕所四面无遮挡，很滑稽，叫则是被厕所里蠕动的蛆虫吓叫了，跳指的是厕所脏水直流，怕踩着粪便得跳着走。

这时，北京市开始建立一些高档次的公厕。在1985年第一批新建造使用的公厕中，公厕均是独立式的便器，设立厕位隔断板、厕门，装备了红外线台架式洗手盆、洗手液机、干手器等。

2000年以后，公厕的改革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提出了“文明、卫生、方便、适用、节能、环保”的指导思想。在公厕建设密度方面规定：繁华街道300—500m、一般街道700—1000m建设独立或附建式公厕。甚至还举办过公厕设计大赛，一起来探讨如何让人们如厕得更加舒服。

这一阶段的公厕改革更加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取消公厕的收费。在长安街一些繁华地段新建立的公厕开始部分免费，这些免费的公厕对于环境仍然保有高要求，还保证必须配备无障碍设施。景区中的公厕更加是改革的重点，除了更加干净舒适外，最重要的就是逐步实现景区公厕全部免费。从2002年3月1日起，北京所有由各级政府修建的二类以上标准的公厕均取消收费，公厕养护、保洁费用由各区县财政支出。

想必如今的中国人出门在外，找到一处免费干净舒适的厕所也并非难事，反倒是曾经领先于我们许多的欧洲，找个公厕就成了难事，不知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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