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打虎的历史很悠久，大概在三四千年前就已经出现在甲骨文和兽骨的记录上了。远古社会，人与虎的距离很近，为了生存人虎之间免不了有冲突。

不过在那个时候，生产力很低，个人肯定完不成打虎，所以就会出现众人在王或诸侯的领导下，一起围猎老虎。打老虎逐渐成了一种帝王宣示武力的方法，例如“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逸周书集训校释四》）讲的就是周武王狩猎的事情。

秦汉后，农业开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加上战争不断，打虎除了是帝王的爱好，也是将军们展现实力的资本，例如西汉时的飞将军李广，“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史记·李将军列传》）

魏晋时期，中原战乱，虎患也相对平和了。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由于世家大族崇尚“文化打虎”，史册中充斥着以德伏虎，用道德来感化老虎的祥瑞记录。“君弟子三人。随道士邢迈入宣城泾县白水山。去县七十里，饵术黄精，经历年所。有鹿走依舍边伏眠，迈等怪之，乃为虎所逼。迈乃咒虎退。鹿经日乃去。”（《何法盛晋中兴书·晋诸公别传·杜夷君》）

《二十四孝》中的“打虎救母”资料图

唐宋时期，随着社会与文化的进步，人虎冲突更是有增无减，一些传奇小说中也充斥着虎吃人、人打虎的镜头。一些民间猎人由于长期狩猎，总结出了一套打虎办法，甚至以此为业。“浔阳有一猎人，常取虎为业，于径施弩弓焉。”（《太平广记》）

比较有名的宋元民间“说话”就是“武松打虎”的故事，从清代《临安县志》和《西湖大观》记载可知，历史上杭州确有武松此人，但在正规的史籍资料中并没有其打虎的记载，相反民间故事中就有很多。武松的故事最早见于南宋罗烨《醉翁谈录》，《武行者》小说篇目。这些全都是文学创作，因此武松打虎的事情并无实据可考证，但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虎患严重，百姓迫切希望出现打虎英雄。

人们打虎的另一原因，是随着医学的发展，老虎的药用价值被发掘。唐代孙思邈撰写的《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一《肝藏》载：“（虎骨）治肝虚寒劳损，口苦，关节骨疼痛，筋挛缩烦闷。”于是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不惜为此而冒险打虎。

元代，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实现大一统，从东北到江南都有民间打虎英雄，甚至还有女子杀虎的记录，让人叹为观止。在《元史》卷200的《烈女传·胡烈妇》中记载：“胡烈妇，渤海刘平妻也。至元七年，平当戍枣阳，车载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衔平去。胡觉起追及之，持虎足，顾呼车中儿，取刀杀虎，虎死，扶平还至季阳城求医，以伤卒。”整个故事非常有画面感，称其为“烈妇”一点也不夸张。

明清时期，人口快速膨胀，土地资源严重紧张，山林资源也被大面积地破坏。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将目光盯向了山区，环境的破坏不仅仅造成了某些动物的灭绝，老虎的生存也受到威胁。这时，老虎开始走出深山老林，正式向人类宣战，所以说明清以来，我国的虎患发展到空前绝后的激烈时代。虎患灾害最终遍及华北平原、西部地区、东南地区、云南地区、以及南部沿海等地。

这种灾难到底比起之前有多厉害？仅以东南地区为例，明清时期此地区出现虎患514次，是前一千年该地区发生虎患次数的85倍，几乎平均每年发生一次。更为可怕的是，人虎冲突的频率几乎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演越烈。

这一时期的老虎作恶十分猖狂与凶残，甚至直接到居民家中伤人。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九月二十四日，天尚未明，湖墅夹城巷北，有黄斑虎躯体雄伟，自南河游至巷。有脚夫谢四，因早出行，与虎交肩行过，被虎爪伤左肩。虎遂入前巷知州凌煌家，据厅上大吼，邻里无不杜门。凌家破后壁逃，虎遂登楼，地方奔告官司，唤猎户二十余人，擒之无策，后以石灰灌入袋内，上瓦揭开，放日光，虎仰视，以灰迷其目，次以坚利长枪刺其口，始获送官。”(《钱塘县志》)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上海也曾经是个老虎出没的地方。从今天保存的一些上海各县志和乡镇志中，随处可见老虎伤人的记录。例如正统二年（1437年），宝山吴淞附近有白额虎，伤65人，堪称是单只老虎伤人最多一次，据《宝山县志》记载，当时的场景是“绷村绕舍时纵横”，“有时咆哮啸一声，怒音十里秋风狂”，害得“居民号恸死不辜，哭声夜半于穹苍”。嘉靖三十年(1541)，有二虎来到金山卫城，伤三人。万历三十五年(1597)七月，金山卫城又有二虎来到，也是伤三人。（《金山县志》）

晚清上海老照片

清代的上海老虎伤人不但神出鬼没，而且伤人后往往可以逃走。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宝山广福出现老虎，伤两人后逃走。（《石冈广福合志》）乾隆十六年(1751)，外冈镇瞿门泾附近的树木深密处，跳出一只老虎，伤人后逃走。（《外冈志》）

《金山县志》中还记载过一件事情，大概是在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一只白虎冲到了金山卫城内，“负一妪去”，虽然官兵与老虎进行了英勇格斗，但结果却被咬死四人，“民俱阖户”，而老虎却大摇大摆地走了，可见随着时代进步，老虎的战斗力也在不断增强。

虎患这么严重，民间和官府都不得不想尽办法捕杀老虎。与明以前的打虎行动有着明显不同的是，此时官府成为打虎驱虎的主导力量，不但征调官兵、差役打虎，还会招募猎户打虎，当然也少不了施德政、作祷虎文驱虎等迷信措施。

面对老虎直接闯到民居中的嚣张，官吏们有时甚至要亲自督捕，在要害地点还要布防设兵。康熙时的《罗源县志》中就记载：“康熙四十七年春群虎夜夜入市，三月，游击陈腾龙督兵民捕之，前后杀获六虎，患遂息。”《盐乘》中也记载，雍正年间，“虎至城东蔡氏门前咥人”，因此“始设把总以兵防守”。

在一些有驻军的地方，如果看到老虎出没也会开展围捕。顺治四年（1647），“泖西有虎”，守兵迎其首射之，“中目而殪”（《松江府志》）。一些围捕老虎的行动有时是受到上级的指示，例如光绪《宝山县志》中提到宝山所的老虎伤害了数十人，经过各级政府的层层上报，最终到了皇帝的手上。皇帝遂下令“诏下襄城伯李隆遣吴淞所千户王庆、县丞张鉴捕之”，县丞张鉴将此次政府组织的捕虎行动详细记录在了《杀虎行》里。

在记录中，官府组织了一支灭虎队伍，“爰遣壮士十余人，赳赳勇力谁敢当。雕弓引发白羽箭，铁骑森列罗刀枪。郡侯重民委莲幕，幕召切切食不遑。”最终，这个杀虎大队完成了任务，“寻踪觅迹走林麓，驱逐攫杀如屠羊。吁呼号令殄民患，食其肉兮刳厥肠。行人聚观集如市，歌者快者声琅琅”。张鉴写诗时估计满是得意洋洋，通篇都是赞扬之音，真实场景也许没有这么夸张，但的确反映了当时官府会号召百姓来有组织的打虎。

雍正行乐图之打虎

除此之外，官府还会出赏钱招募猎户来打虎，这些猎户有多年的打虎经验，打虎效果通常不错，官府对此法也是乐此不疲。江西安远县县志记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境内多虎，白日噬人，知县李多柞悬赏募善捕者旬日获十三虎。”《尤溪县志》中也有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虎入城，知县闵本贞募善捕者射之，一日于西郊外连中双虎。”

对于农商为主的上海来说，雇人围捕老虎的方法十分受用。明正德年间，嘉定安亭就在发现老虎后，“购猎者捕之，其患遂息”（《安亭志》）。可见，当地官府都非常喜欢这种出钱招募的方式，不但针对性强，效率也高。

明清时期的虎患如此猖獗，说明虎的生存环境遭到了人为的极大破坏，人与虎的矛盾到了对抗性的地步，要么虎吃人，要么人杀虎。打虎的工具和方法也随着技术的进步更加多元化，甚至炸药、鸟铳和短枪火药都用在了打虎上。

其实，这些吃人的老虎之所以养成这种习性，是跟环境的变迁脱不开关系的。明清后人口密度的增加，农耕地的扩张，都进一步逼得老虎们无处可去，也就必不可少会去袭击人类。乾隆后，各地虎患日渐减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趋于稳定。但老虎却因为过度的捕杀以及生存环境被侵占，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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