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多数人都还记得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在那一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行353人，参加了田径、游泳等16个项目的比赛。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与奥运的接触，是在1952年芬兰的赫尔辛基举办的第十五届夏季奥运会上，整个参与的过程非常艰难，甚至赶到芬兰时赛程已经过去了大半。

在1947年6月，芬兰赫尔辛基获得第15届奥运会主办权。为了举办好这届奥运会，赫尔辛基市副市长佛伦凯亲自认组委会主席，并精心开始筹备。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和积极的外交活动，呼吁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排代表队来芬兰参赛。

芬兰长跑名将汉·科勒赫迈宁点燃第15届 奥运会主火

1951年2月15日，芬兰首任驻华公使瓦尔万尼到北京上任并拜会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谈话期间谈到希望中国可以参加次年在芬兰举办的奥运会。外交部将次意思转告给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早在新中国成立当年的10月26日，北京就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大会”，推选了108人组成“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 并推选冯文彬为主任, 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荣高棠为副主任, 荣高棠兼秘书长。这个总会在当时属于群众性的体育组织，直到1952年6月20日至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就是那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大会最终选举朱德为体总名誉主席，选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任主席，改由教育部领导。7月，周恩来总理又指示，体总对外要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义办公，直至1979年体总与中国奥委会分立。

体总接到外交部的反馈后，希望可以了解清楚国际奥委会的宗旨、机构以及活动情况，并且也想知道苏联等国的态度。外交遂邀请驻瑞典大使兼驻芬兰公使耿飚协助向芬兰奥委会取得相关资料。

在取得相关奥运会的资料后，耿飚提出对于参加十五届奥运会的事情可以考虑，这样可以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

而对于此事，体总最初的态度还是觉得不参加体育比赛，可以排团参加奥运会的艺术展览，借此扩大中国的影响。

1952年1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告知中国苏联将组团参加芬兰奥运会，并且提出希望中国也可以派选手参加。这条消息在当时国内的报纸上被广泛报道，而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就看到了这条消息。

董守义是国际奥委会当时仅存的中国籍委员，国际奥委会原本是有三名中国籍的委员的。新中国成立后，另外两委员王正廷、孔祥熙，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美国，只有董守义留在了甘肃。

董守义早年毕业于北京通州协和书院，青年时代酷爱篮球。1923年，担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同时兼任南开中学体育教练员，训练出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南开五虎”篮球队。后曾赴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学院体育系学习。1925年回国后担任天津青年会体育部主任。1936年时曾以篮球队教练身份参加第11届奥运会，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在报纸上看到消息后的董守义，将他自己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以及国际奥委会的运行情况向政务院作了反应。

2月5日，出于各方的态度，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电国际奥委会，申明新中国对参加国际奥委会及奥运会的态度。2月12日，驻瑞典使馆二秘盛之白接到指示，将作为体总代表出席在奥斯陆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盛之白连夜启程，在2月13日的清晨抵达奥斯陆，先后拜会了苏联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德烈雅诺夫、佛伦凯和国际奥委会官员。

安德烈雅诺夫告诉盛之白，关于邀请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提案已由佛伦凯提出并且交由大会讨论。苏联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决定在13日下午以及14日上午的会议上，将中华人民共和代表取代台湾代表的问题列入议程。而盛之白却被告知，由于中国不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他不可以参加这个会议。

无奈之下，盛之白只好将原本计划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书面材料，安德烈雅诺夫带到会上，于14日晚上分发给与会代表。到了15日，经过了漫长的讨论，对于新中国参加奥运的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复。最终决定将此事一角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调查解决，并限定执委会于6月1日前将具体情况告知芬兰奥组委，以便发出请帖。

当时摆在国际奥委会面前的难题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台北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同时都宣布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是按照奥林匹克宪章, 国际奥委会在一个国家只承认一个全国性的奥林匹克组织（国家奥委会)。此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方面仍然占据着联合国的席位。国际奥委会的主席艾德斯特隆和副主席布伦戴奇对邀请新中国参赛一直是态度暧昧，台湾当局也不断派人游说，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大陆运动员参加奥运比赛，国际奥委会中的某些人因此觉得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参加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资料图片）

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事情就这样被拖延了下来。但是中国仍然为能参加本次奥运会在做着努力。3月23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致函国际业余篮球、田径、游泳、足球、自行车等联合会, 声明自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已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国以及人民的唯一合法体育组织,，将继续参加各个国际体育联合会的组织、会议与体育活动，决不允许台湾方面使用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的名义进行任何活动。同年4月至6月期间，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国际足球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先后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替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该会会员, 可以参加该年的奥运会比赛。

按照规定，6月5日是奥运会报名的最后截止日期，但一直到6月3号，新中国这边一直没有等到国际奥委会的答复。6月4日，冯文彬及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联名致电国际奥委会，告知新中国将报名参加芬兰奥运会的事宜。与此同时，台湾也在大张旗鼓地准备参加这届奥运会。

事情拖到了16日，芬兰奥组委转来了国际奥委会的有关决议：

北京的新的体育团体现在要求代替上述组织来代表中国的体育运动。这些新的团体似乎包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青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望中国青年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但是，目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基本组织和规章不允许这样参加。目前，台湾和北京的两个中国团体都不能参加本届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档案揭密外交风云 》）

17日，体总又收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德斯特隆本人的电报：

任何中国运动员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们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尚未获承认。去赫尔辛基是徒劳的。（《档案揭密外交风云 》）

得到这样的回应，中国方面是十分愤怒的。7月5日，体总秘书长荣高棠和董守义分别致电艾德斯特隆，对奥委会无理拒绝中国人民共和国参加奥运会的决定提出抗议。荣高棠在声明中强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全国性业余体育组织，充分具有参加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一切国际体育活动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可以无理阻扰中国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

但7月8日艾德斯特隆的回电却说，国际奥委会由于中国问题的混乱，在困难未解决之前，任何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另一方面，艾德斯特隆也希望董守义可以在7月17日来赫尔辛基。董守义对此回复说，只要国际奥委会按照宪章办事，接纳体总所派遣的代表参加奥运会，他自己就会跟着一起到赫尔辛基。董守义还提出，体总是中国的国家奥委会，这件事并不需要开会讨论，也不应该把它的章程加以审查。

7月14日，荣高棠以及董守义再次致电艾德斯特隆，抗议国际奥委会将于16日召开的第47 届奥委会上, 把所谓重新讨论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中国奥委会)问题列入议程。体总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表声明，要求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邀请其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

在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呼吁下，7月17日，将继续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会员资格问题。这次盛之白接到了佛伦凯的通知，请他17日上午10点列席奥委会会议并发言。

17日这天，盛之白进行了5分钟的发言，并向国际奥委会发出了严正要求：一、立即驱逐台湾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体育组织与孔祥熙、王正廷，二、继续承认中国体总，并邀请中国体总的选手队参加本届运动大会。为了维护国际奥委会的尊严，我相信所有的公正人士将会支持我的声明。

然而，艾德斯特隆还是未接受中国全国体总的抗议，他们在这天的会议上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同时承认两个中国奥委会, 一是只承认台湾“体协” 为中国奥委会。

同日, 台湾“体协”的代表郝更生在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发言，公然造谣说董守义被大陆方面镇压，甚至被送进了集中营，所有以董守义的名义发给国际奥委会的信件都是伪造的。他的这番言论被盛之白义正言辞地驳斥了，他指出董守义不久就会来到赫尔辛基与大家见面，以正视听，这些话引发了与会者的讨论。

这一天的会议在多方努力和声援下最终做出了决定，国际奥委会以33票对20票，通过了一个妥协方案, 将中国席位予以“保留”，并且同时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和台湾运动员参加第15 届奥运会。

次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布伦戴奇还饶有味道的发了一篇声明：称:“为了免除一切误会，有必要提出国际奥委会并不承认任何中国的奥委会。我们破坏了我们的规程, 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已经在来赫尔辛基途中的中国运动员的同情。国际奥委会授权他们参加第15 届奥运会。这个决定绝不应予误解, 这不是开出一个先例, 这只是一个例外的决定。”（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奥运会与中国》）

台湾方面得知大陆会参加奥运会后，声称：“决不与共匪选手在同一运动场上参加任何活动。” 接着，郝更生宣布台湾退出第15 届奥运会。

7月18日，此时距离奥运会开幕仅有一天，芬兰奥组委正式向体总发出了参加奥运会的邀请。当时体总内部有人觉得已经太晚了，比赛都已经要开始了，这个时候组团再去参加没意义了。此时得到消息的周恩来总理当机立断地提出：“一定要去，只要五星红旗能在奥运会的赛场升起，这就是胜利。”

1952年7月29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林匹克会场升起

接到指示后的23日，中国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代表团宣布成立，团长荣高棠, 副团长黄中、吴学谦,总指导董守义。周恩来在后来接见了这支队伍，并鼓励他们说，即便正式比赛赶不上，可与芬兰运动员进行友谊比赛，积极参加友好活动。代表团一共40人，包括足球队员、篮球队员以及游泳队员，还有随行的翻译、医生以及记者。

25日清晨，中国体育代表团团乘坐三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 从首都西郊机场起飞，他们日夜兼程，经过4 天多的航行，于7 月29 日上午11 点到达赫尔辛基机场。董守义一下飞机，就与前来迎接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拥抱，之前台湾方面编纂的死于集中营的谣言不攻自破。

当天中午，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村内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大批记者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都闻讯赶来，曾参加过第14 届奥运会的中国足球优秀选手张邦纶荣幸地成为升旗手，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林匹克的盛会上升了起来。

此时距离奥运会闭幕只有5天时间了，大多数比赛已经接近尾声，只有游泳比赛刚开始预赛。。7月30日上午，运动员吴传玉参加了一百米仰泳的预赛，但由于长途跋涉加上睡眠不足，仅游出了小组第五的成绩，没能进入决赛。

中国选手吴传玉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参加100米仰泳比赛（资料图片）

芬兰奥组委还特意安排了中国足球队和篮球队同芬兰的国家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虽然最终告负，但他们赢得了当地观众和对手的尊重。

除比赛外，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期间还参加了一些社交活动，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8月3日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奥运会的闭幕式。每个国家的两名旗手举本国国旗绕场一周。中国代表团的旗手为篮球运动员张长禄、周宝恩。随着奥运圣火的熄灭，新中国在奥运赛场上的首次亮相也完美谢幕。

回首往事，中国1952年的奥运会之行可谓历尽艰险。而如今，中国不但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奥运，甚至举办过奥运会，中国国际地位的今昔对比的确让人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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