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开始，约有3000家私塾、学堂涌现全国，读经声响彻各地，民间教育实验盛况空前。这其中既承载了一些人对体制教育的不满，又混合了某种对传统文化的热忱。最后形成的，既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也有一种使命感。十年了，他们收获了什么？通过聚焦深圳梧桐山全国规模最大的读经村，《南方周末》认为“这更像是一个耗尽耐心的故事”。

普通网友也曾记录了自己眼中的梧桐山私塾。观察者网选编了网友静茹的博文，在其笔下，梧桐山国学私塾推行着精英教育，创办人张中和被赞为“有大志向的知识分子”，网友发现，“来梧桐山学经典的孩子，往往是居住在深圳豪宅里的事业成功家庭”，而“这部分家庭蔑视应试教育，更看重孩子的人格和学识培养。”

而在媒体对家长的访谈中，不难看出儿童读经运动的发起人、台湾学者王财贵的巨大影响。一名家长曾表示，他非常赞同王财贵教授的话，做大事、创大业的人不需要文凭。

这更像是一个耗尽耐心的故事 十字路口的读经村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瑞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维）

开学四天后，崔小萌（化名）决定退学。她要离开的不是学校，而是一家私塾。崔小萌今年15岁，她在私塾中背诵四书五经。

2014年8月23日，一大早，她给父母打了电话，要求接她回去，

语气果断，但听着又有些失落：“我是来学国学，不是来背经的。”

梧桐山是深圳的最高峰，山脚有着全国规模最大的“读经村”。在深圳这个以创新为标志的城市，教育的民间改革也最先发端。三四十家私塾，散落在火柴盒似的民房里。在巷陌间游走，冷不丁“某某学堂”、“某某书院”的匾额就出现在门首。而孩子们整齐的诵读声，也从窗户里跳了出来。

鼎盛时，近千名孩子放弃了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在梧桐山读经诵典。《论语》、《大学》、《中庸》、佛道老庄……学生们朗朗而读，喁喁而诵，在一遍遍的记诵中，将圣贤之言装进脑子。

自2004年第一间私塾开办，这场投注无数人心血的教育实验，已经持续十年。在京、沪、浙，乃至全国各地，私塾、学堂、读经联谊会等已超过3000所，影响了上千上万的家长和孩子。

如今，这场体制外的实验走到了十字路口。

从小读经的孩子，年龄最小的只有3 岁，他们可以将经典读得烂熟，但五六年后，家长却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认字都有问题

耐心耗尽，动荡来了

“以后梧桐山的圣贤，得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拉啦。”

“今年，读经的孩子比以往少。”一位私塾老师迟疑着说，背后，是一幅至圣先师孔子的行教图。

2004年，画家张中和办起了梧桐山第一所私塾，取名“蒙正学堂”。他是梧桐山私塾教育的肇始者。后来，在他的拉动下，小学教师，餐馆老板，也在梧桐山开办了自己的私塾。数年间，越来越多的国学爱好者汇聚这里，租民房，挂上学堂的匾额。梧桐山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山村，一跃成为民间国学教育的重镇。

张中和喜欢南怀瑾描绘的读书画面——“一群乌鸦噪晚风，诸生喊破好喉咙。”

培养这个时代的圣贤之人，才是张中和的理想。“我的教育理想十年来都没改变。”

梧桐山最辉煌的时候，一所所学堂像雨后的蘑菇般纷纷生长，堂主们互相鼓励，“以后梧桐山的圣贤，得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拉啦。”

但今年，张中和的学生只有最多时的一半。

出现同样状况的私塾不在少数。

“原本期望的教学效果没有出现。”2009年，刘海峰在梧桐山开办了己谦学堂，“我们像古人一样付出了那么多，但没有效果。”

危机发轫于2013年。

这一年，梧桐山读经时间最长的孩子读经已近十年，许多则已读了两三年不等，按照规划，他们已经读完乃至背完了四书、五经。

从小读经的孩子，可以将经典读得烂熟，但五六年后，家长却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认字都有问题。而那些曾经引以为傲、将整本《大学》、《诗经》、《易经》一口气吐出唇边的文字，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若想重温，只剩吞吞吐吐和自找难堪。

这是因为，学生从小只是跟着老师一遍遍复读，就和唱歌一样，听熟了就能唱，但既不认识音符，也不了解意思。

很难说之前没有人察觉，这更像是一个终于耗尽耐心的故事。

“当时家长就‘反’了。”在某一家学堂，十几个家长，接走了自己的孩子。

对私塾的失望，迅速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失去了每个学生5万到10万不等的学费，这一年倒闭的私塾就有十来所。

对一部分堂主而言，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重创。因为私塾的第一个学生，读得最久的那一个，往往是自己的孩子。

刘海峰的第一个学生就是5岁的女儿。

曾经每一天，他带着女儿诵读古书，将“子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得口干舌燥。他想让女儿逃离体制教育的深渊，想让她变得不一样，换来的结果，却只是互相辛苦。

“她完全不愿读经了。”疲惫的父亲语气累极了。

2013年9月，刘海峰关掉了自己的学堂，离开了梧桐山。

风雨飘摇，堂主们说，这是梧桐山最动荡的时候。

十年乌托邦

“我们要培养的人物，能够引领人类前进方向。”

现代意义的儿童读经运动，在中国大陆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推动者是台湾学者王财贵。随后二十年，他成为大陆民间读经运动的精神领袖。

在一千余场讲座中，王财贵的理论一以贯之：中国的孩子需要学习中国的经典，学习的方法则简单明了——大量读经，大量背诵。

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对经典的推崇。“读童蒙不如读唐诗，读唐诗不如读古文，读古文不如读四书五经”。读了四书五经，其他的也就无需花时间，这被誉为“教育的经济学”。

而读的过程，也无需讲解和认字，不认字的跟着老师读就好了，学会拼音后就自己看，高深的内容小孩子本就无法理解，而且即使不理解，经典也自有妙用。

“读一遍有一遍的好处，读一百遍有一百遍的好处。”

在王财贵流传最广的一次演讲中，他举了一个例子，阐释了经典的魔力。因为怀孕的母亲坚持读了十个月《论语》，出生的孩子不仅相貌不凡，而且知礼懂事，晚上从不哭闹。

“第一批推广读经的人，许多是佛教徒，读四书五经和读佛经的感觉差不多。”一位私塾堂主说了自己的理解。

这还是一种推广的“不二法门”，由于不讲解，读经教育中，对老师的要求简化到了极点，只要是对私塾教育感兴趣者，都可以组织私塾。

在梧桐山，私塾的堂主和老师们背景各异，辍学学生、茶艺服务员、IT工程师、餐馆老板、报社编辑、健身教练……热爱国学的人们汇集到梧桐山，他们一边自学一边授课，最主要的教材就是王财贵编写的一套注音版的《国学经典诵读系列》。

凭了经典本身的价值，“老师只有一杯水，但可以给学生一条河”。

私塾老师吴太雪在高二时接触到了读经，那时她的学习不上不下。听了王财贵的讲座光碟，才恍觉原来经典的价值那么永恒，立誓将《论语》读完一百遍，说不定对数学也有帮助。还没读完，她就退了学，辗转来到梧桐山。

如今，在她的私塾里，每天都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着一位法师对《弟子规》的讲解，无论学生是在上课、玩耍还是吃饭，又或者根本不在屋里，电视里的谆谆教导都永不停休。

这是一种混杂着教育观和文化情怀乃至文化自尊心的理念。人们将对体制教育的不满投射其中，又将对传统文化的热忱附着其上，最后形成的，既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也有一种使命感：“我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培养真正的人才。”

读经的雄心还不止于此。

“我们要培养的人物，能够引领人类前进方向。”一家私塾的堂主说。

在这家私塾的教学规划表上，学生除了要读背四书五经外，还要在六年的时间内，用同样的方式，在完全不懂外语的情况下，跟着录音机，朗读背诵英文的十四行诗、德文《圣经》、法文《圣经》以及日文的《论语》。

与体制内教育的强烈对比，吸引了许多热忱的家长：学校沉重的课业负担，白热化的考试竞争，甚至复杂的人际关系，都推着家长将孩子送入另一种听起来远为纯粹而雄心勃勃的教育。

“现在大学读出来也找不到工作”、“我想让孩子了解一些传统文化，变得知礼”这是家长频繁给出的理由。

“这是一种乌托邦。”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梓教授发现，许多读经教育的推动者，热衷于培养圣贤，而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他看来，应该是培养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传统文化成了社会产生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刘海峰会告诉家长读经的好处，在古文方面，读经一年有高中语文程度，读经二年有大学语文程度，读经三年有中文系语文程度，大家都这么说，“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治“病”学校

“这不成了另外一种应试教育吗？”

崔小萌退学的鹿鸣学堂，是梧桐山规模最大的私塾，学生人数常年超过百人。

六岁那年，她就在鹿鸣学堂待过一年。那时学堂还没有搬来梧桐山，在深圳市内的一个小区里。学生只有她和堂主孟丹梅的女儿。

每天她和堂主的女儿从早读经到晚，但读的什么都忘了，崔小萌有印象的，是那时堂主的女儿好像得了厌食症，每天背完经吃完饭就要吐。

一年后，她被父母接回家。再次来到鹿鸣学堂时，已经十五岁，作为问题少女被送了进来。

“老师面前我很乖，但在学校天天打架。”崔小萌留着一头长发，语音平实，只有当对方表示难以置信，才习惯性地皱皱眉。

崔小萌代表了一大批被送来私塾的学生——问题少年。

“家长将孩子送来私塾的动机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有传统文化的情怀，另一种就是孩子太顽劣，在学校混不下去了，想用传统文化在道德上‘治病’。”一位私塾堂主说，现实是，后一种占的比例更大。

“有的私塾，完全成了问题少年学堂。”堂主们都认为，这影响了读经教学的效果，他们抱怨道，管理问题少年，吃力不讨好，耗费了大量精力。

“我感觉是那一年的私塾产生的阴影，太压抑了，长大了才要发泄出来。”2014年，当崔小萌再次来到鹿鸣学堂，她感到这种压抑的氛围依然存在，她的同学们，那些13岁以上的大孩子，显得都有些沉郁。

学堂实行封闭式寄宿制管理，不能看电视，不能用电脑，不能用手机，也不准随便出入。目的是为了将学生隔离于社会的“污染”之外，好让他们“一心只读圣贤书”。

但崔小萌说，每天读完七八个小时的经书后，那些大孩子，也会偷偷地抽烟，跑出去上网吧，或者打架谈恋爱。每天读诵圣人的教诲，并没将他们变成谦谦君子。“有的比我在学校认识的坏学生还要坏。”她想了想，接着补充，“是那种阴阴的坏。”

崔小萌来到学堂的时候，堂主的女儿在读经十年后，已经被送到了北京，进入王财贵开办的文礼书院。

“十年读经，十年解经”，王财贵为读经的孩子构想了一个超过二十年的学业过程，先用十年时间记诵中外经典，再用十年时间加以意义的理解。

“这也是为私塾的孩子找了条出路。”一位堂主说。

2012年9月28日，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所私塾路上的“清华北大”，面向全国招生，标准可谓严苛，“能背诵经典三十万字（中文二十万，外文十万）以上”。

“我的女儿背完了二十万字，”孟丹梅说，“是作为陪读生进去学习的。”

但一位同学告诉崔小萌，孟老师的女儿曾经说过，她其实想当明星。

一直到今年，书院才有两个学生真正达到了背诵三十万字的要求，一位还来自台湾。

“我觉得这显然不合理，现在我们国内最有学问的学者，是古典学者，也没有人能背诵三十万字。”徐梓对此不以为然。

但这个标准却实实在在改变了崔小萌和她的同学们的生活。

原先，对于背诵，学堂并没有严格的要求，现在则有了“包本”的制度，所有学生，都要求将某本经典读诵百遍后，进行“包本”，也就是一次性背诵，同时录像，作为以后进入文礼书院的证据。那些原本几年前就背完了的学生，由于没录像，背了也不作数，重背时，又早忘得一干二净，狼狈不堪。

这成了一种变相的考核，学生和老师，围绕着“进书院”开始紧张地运转，一堂读经课的时间也从六十分钟增加到了一百分钟。

“读经的学生，不上书院是没前途的。”老师们这么动员他们。

“多一个上书院，学堂的名气就大很多，方便招生赚钱。”崔小萌说，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是五万块。

“我不想上书院。”崔小萌的同学刘灵（化名）也和她在同一天退学了，“但我一说完，老师脸就沉了下来。”刘灵想学中医，老师告诉她，中医是聪明人学的。

“这不成了另外一种应试教育吗？”崔小萌本想离开体制学校，没想到又进了另一所——“读经学校”。

张中和（左）是梧桐山第一批开私塾的人之一；凌龙（右）以前在他私塾做老师打工，几年后，凌龙也自己开了家私塾。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唵嘛呢叭咪吽

“就像六字真言，不能因为你念了没用，就怪罪菩萨。”

2013年底的时候，凌龙的学堂还只有两个学生。到了今年夏天，他的学生就有了十多个。其中七八个都来自张中和的学堂。

凌龙曾经是张中和学堂的读经老师，2012年，他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凌龙学堂。

在梧桐山，发生的第一场变革是放假。“原来学堂不放假，没有暑假，也没有周末，一个月半个月放一次。”不放假的原因，一是防止学生受到家庭、社会的“污染”，二是害怕学生放假了就不来了。

这种精神上的紧张情绪在梧桐山贯穿多年，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被这种马拉松式的“无休状态”折磨。

“我的学堂从一开始就要过周末，学生和老师都要休息。”凌龙今年35岁，他曾经是一名健身教练，现在不介意做出改变。

“很多学堂是被理念困住了”。

2012年，一种新的教学方法传入了梧桐山，针对读经多年还不认字的情况，要教私塾的孩子先认字，再读经。这在私塾的堂主们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一位倡导先认字的堂主走在路上，就被其他堂主质问，“王财贵老师说了不用先认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变化发生在2013年，随着危机的到来，许多私塾迫于压力，开始反思，寻求改变。

原先，私塾教育与体制内教育完全切割，现在，为了照顾那些读完几年私塾还要回归学校的学生，许多私塾开了数学课。“原来宣传，读经的孩子，一个月就能学完小学六年的数学，那是假的。”

每天读经七八个小时的私塾，也在减少，有的私塾一天只读一个小时了，剩下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才艺和体育锻炼上。

但也有一些私塾变得愈发坚定，“我以后只招愿意跟我读十年的学生。”张中和说，现在的变革是一种妥协和退步。

“大量读经是有用的，不能因为你没做到，就怪罪这个方法。”张中和2013年入了道籍，他有了新的比喻，“就像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不能因为你念了没用，就怪罪菩萨。”

凌龙想的，则是要留住依然相信私塾的家长。他说曾经有一个慷慨的家长，被堂主们戏称为陈员外，2012年疯传世界末日时，还特意为梧桐山的私塾囤了两百吨大米。

“但现在他也灰心了。”凌龙说。

如今，梧桐山依然吸引了大批怀有国学情怀的家长，他们将孩子送入私塾，自己也在山上租了房子，陪读。

“我们叫共学。”凌龙有些得意，其他地方只有高考陪读，只有在梧桐山，才有家庭，为了小孩读经而陪读。

“这种氛围需要维护。”

“读经的民间推动者对这一轮国学教育的兴起是有功的。”徐梓说。如今，环境本身也有利于私塾办学，虽然在法律上还是处于灰色地带，但政府没有打击，而是默认。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嵇成中的态度，代表了一批体制内教育工作者的看法：“对教育的探索是一件好事。”

“培养圣贤很难，万分之一的概率。”张中和说，当然大部分人都成不了，但只要培养出了一个，就算是成功。

“梧桐山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我敢说，十年之后，这里肯定要出一个圣贤。”这么说的时候，一个学生走了进来，鞠躬行弟子礼，然后便到一旁弹起了钢琴，张中和的眼神也变得柔和了。

凌龙不知道圣贤是否会出现在梧桐山，但他表示赞同，“这是个需要圣贤的时代，不是吗？”

网友眼中的深圳梧桐山国学私塾

拥有全国最大的规模，梧桐山“读经村”还吸引了多方国学爱好者的来访。网友静茹在博文“走近深圳——梧桐山国学私塾”记录了自己走访张中和国学私塾的经历。在其笔下，这家私塾推行精英教育，标准中甚至包括不收“离异家庭、女强人家庭”等等。与《南方周末》报道不同的是，作者眼中的张中和是“有大志向的知识分子”，有“士大夫情结”，“坚守传统的国学精神”。

作者静茹的博客认证为为国内知名漫画家，教育心理咨询专家、环保人士，深圳插画协会理事，深职院特聘专家。

以下是其博文摘编：

梧桐山有私塾，密度在全国都是最高的。我探访了两间私塾，通过和老师的攀谈，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震荡。这位就是一间私塾的张中和老师，他用春茶和微笑接待了我们。他的私塾不大，一间小院。

他的私塾推行的是精英教育，他有诸多个不收，比如：孩子不好学不收、离异家庭孩子不收、女强人的家庭孩子不收、父母不读经书的不收等等。

我挑战性的问了先生一些问题，也问了他为什么不收离婚的家庭孩子，他回答，离异的家庭，有无情无义的氛围，这样的孩子受到太多无情意的教育和影响，会影响孩子的根器。我又问女强人家庭的孩子为啥不收，他说，这样的家庭纲常紊乱，孩子也会根器差。他一定要家庭和睦、父母有善根并坚信国学能使人成才的孩子，因为，他培养的是有志向、有慧根、能有救国救民大志向的思想家，而不是广谱的基础教育的。

我们聆听了他很多国学思想，感觉受益匪浅。老师非常客气，殷切的给我们很多教育孩子的建议，我能看得出来，他是个有大志向的知识分子，具备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情结，坚守传统的国学精神。

我们告辞，他一直送我们出门，而且，我们走很远他还在院子门口瞩目等待，这令我们非常感动。

这是张老师的小院（上图），优雅，宁静，我们进来的时候，一直听到钢琴声，后来我们看见屋内走出来一个7、8岁的孩子，很有礼貌的向我们致意。张老师和其它的私塾，都有几个原则，一个是原则，孩子在这里呆上5-8年，并不是一种业余培训班，而是要放弃应试的教育，全身心的在这个环境里放弃世俗文凭的学习。还有一个原则，这里的学习没有考试没有作业，老师最初并不要求孩子懂得经典，只是要求孩子背诵，他们将几十本经书烂熟于心当他们长大后经典就会成为这个人的修养，成为了他的人格。

我们是顺着这个牌子（上图中的“张中和工作室”）找到张老师的私塾的。来的时候我们怀着好奇，走的时候，我们怀着敬意。张老师怀着救国救民的志愿，去挑选为数极少极少的孩子，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去陪伴，去帮助孩子学习人类最有智慧的经书典籍。他说，人一定要有志气，我们的国家才能有救。他说，来这里的孩子父母，基本上都是搞艺术的，这些人的内心自由，接受传统文化，眼光长远。

张老师的院子里，有一个鱼缸，里面有几条可爱的小鱼在游弋。张老师有句话很厉害：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要去求的，不求会倒霉的。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没有医生会去敲你的门，问你家有没有人看病，也不会有好的老师去敲你的门，问你家有没有孩子想做圣贤。

我们来到另外一家私塾，接待我们的是蔡老师，他给我们用梧桐山的山泉水泡茶，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山泉水，口感不错。他侃侃而谈他的私塾教育，我也挑战性的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教育局会不会来干涉。他说，教育局的来过，说他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他反问：你们有谁知道义务教育法的制定时间和内容？对方哑然。他说：义务教育法在民国的时候就定了，教育法确实规定孩子有受教育的权利，必须强制受教育。但是，这个法规针对的是不允许孩子接受任何教育的父母，教育法规定，孩子的父母有权选择孩子受哪种教育，法律里并没有规定孩子一定要接受应试教育。

他说，违法的孩子的父母，你有本事去把父母们告上法庭吧。深圳什么都有，赌场妓院黑网吧都开得，难道容不下我带着几个孩子读圣贤书吗。

这里读的是中国的和世界的经典，《论语》《四书》《五经》等等经典这里都有。莎士比亚的喜剧要读，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要读。

从私塾出来，我们看见小街上很多卖荔枝的小贩，似乎有点时空转换的感觉，那么书香优雅的私塾外面，还是一片中国农村街市景象呀。

街上的人们，尽管每天在私塾外面走来跑去，但他们接受不了私塾的理念和价格，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来学的。来梧桐山学经典的孩子，往往是居住在深圳豪宅里的事业成功家庭，这部分家庭蔑视应试教育，更看重孩子的人格和学识培养。

王财贵：做大事不需文凭

《深圳商报》曾于2010年6月10日刊登题为“梧桐山下多私塾 每日琅琅读经声”的报道，报道中不难看到儿童读经运动的发起人、台湾学者王财贵对家长的巨大影响。一名家长曾表示，他非常赞同王财贵教授的话，做大事、创大业的人不需要文凭，所以对于孩子将来有没有学历并不看重，他希望孩子成为真正有才能的人。

以下是该报对王财贵的专访：

王财贵在梧桐山私塾指导读经

深圳人读经热度最高

记者：读经教育推广了十多年，现在是不是形势喜人？

王财贵：百年教育思潮的反正不是那么容易，听到这种理念的人付出实践的少。不过随着思想的开放，从2001年开始，民间与政府都对读经教育日渐重视，西方中文热的推波助澜也助长了读经的推广，政府也在提倡传统文化，一些地方国学教育进入校园。

读经是国学的一部分，狭义的读经是以读《论语》开始，以诵读的方式教学，广义的读经指的是读《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唐诗等，更容易让人接受。这种国学启蒙虽然跟我的理念有距离，但风气之下也带动了读经的推广。如果将这种国学启蒙的诵读也算作读经教育的话，那么大陆读经的学童已超过一亿了。在台湾，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学校在实行读经教育。

记者：您怎么看待深圳人的读经热度？

王财贵：读经是智慧有相当高度的人才做的事，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加入读经的人越来越多，深圳人心灵活，能够接受新观念，相对来说，深圳人读经的热度最高。

我很喜欢梧桐山，希望他成为一座读经山，许多人聚在一处开班，而私塾学生又来自四方，大家读经的理念一致，应会有互相观摩及协助支持之便。

读完私塾进书院“解经”

记者：私塾是全日制读经，很多家长想的是读完私塾后再回归学校。

王财贵：读经是最重要的打基础的阶段，之后该进入书院“解经”。目前我们在做书院的规划，希望能建全国最大的书院，这还是个理想，就是条件不成熟也没有关系，书院可以散落在全国各地供私塾学生继续向学。

如果孩子达到了30万字的背诵量再回到体制内，太浪费了。想想我们自己的成长历程可知，中学所读的书，对于你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

记者：可是光读经就能解决问题吗，将来不是也一样得面对生存压力？

王财贵：很多家长都有这个学历的烦恼。学历是为了找工作、养家糊口的，但如果为做大事、创大业，不会有人以文凭为凭，做小事需文凭，做大事不需文凭。

学历确实是人生第一份工作的敲门砖，如果去竞聘，刚开始当然竞争不过别人，但是只要有了第一份工作，他的才华不会淹没，一定会越做越好。人生的路很多，有品德有才华的人不怕做不了事。

涵育内心智慧再学知识

记者：对于有数理化兴趣的孩子，如何在私塾满足他的知识追求呢？

王财贵：一个人的学问，大体分为对内在心灵体悟的“生命的学问”和对外在世界认知的“知识的学问”。内在体悟形成人生的智慧，有了智慧的引导，知识才有它的方向。通过读经，有了高度的语文熏习，默默中自然涵育他的内心智慧，同时也增长了理解的高度，再去追求逻辑数学科学等外在化知识，是很容易的。

私塾不教数学，可自己自学，一种为跟进法，每周做数学题，一种为搁置法，等到年纪大时再开始自学。

记者：读经教育的孩子一定能成大才吗？

王财贵：教育的理想是把每个人都培养成人才。每个人能否成才与其个人禀赋相关，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仅乎得其下；取法乎下，其下下矣”，人才培养也是这样。

私塾孩子跟老师读经

私塾孩子向长辈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