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爱德华·费什曼 译/ 观察者网特约译者 傅洛拉】

国际秩序很少以明显的方式变化。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并不是一闪即逝的阶段：它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始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秩序才彻底瓦解。

但是在极少数时刻，人们对旧秩序的信心瓦解了，人性消散，只余真空。正是在这些时期，新的秩序诞生了，新的规范、条约和制度应运而生，以定义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以及个人与世界的互动方式。

作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影响最深远的全球性破坏，新冠病毒疫情正是这样的时刻。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已停止运作。在一个健康的秩序下，我们希望至少有诚意地进行国际合作，以对抗无国界的病毒。然而，联合国失去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已成为一种政治足球，不仅国家之间甚至欧盟内部的边界都已关闭。数十年来巩固的合作习惯正在消散。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随着疫情的消退，新的秩序将出现。美国领导人应尽一切力量确保新冠病毒后的秩序有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时代挑战。

五年前，我代表国务院参与了一个跨机构项目，评估国际秩序的未来。我们研究了过去的变化并讨论了可能的改革。我们认识到当时的秩序是脆弱且需要修复的，但是我们也很欣赏惯性的力量——只有在极端情况下，领导者才能接受旧秩序已被打破，并下定决心建立新秩序。

现在已经到了极端情况，美国领导人有一个百年一遇的机会：他们可以建立一个真正适合我们时代的秩序——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威胁和公共卫生挑战，使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成果得到更广泛的分享。如果是的话，他们做对了。

美国在最近两次建立国际秩序的尝试中有一些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1919年后世界秩序的标志是大萧条，极权主义政权的崛起，以及一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破坏性的大灾难。相比之下，1945年后的秩序带来了超过七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其间暴力死亡人数大幅下降，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至少增长了八倍。

美国如何避免一战后的错误并效仿二战后的成功经验？有三个主要因素造成了两者的区别。

首先，随着危机的持续进行，美国领导人应立即计划新秩序。当战争结束两个月后，1919年1月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抵达巴黎和平会议时，战后秩序的核心原则尚未达成共识。因此，协约国的商讨受到相互矛盾的议程的影响，导致达成的条约无法处理世界即将面对的问题。

相反，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在美国参加战争之前就开始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解决方案。美国和英国于1941年8月（比珍珠港事件还早四个月）发布了《大西洋宪章》，阐明了战后秩序的目标。1944年7月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则决定了战后经济体系。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新秩序的宗旨已经成熟，使同盟国能够集中精力执行重要的细节。

新冠病毒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比我们想的更长，但不会是永远——当危机过去时，新秩序的轮廓将迅速形成。为了充分利用窗口期而不被争论所浪费，美国和世界各国领导人现在应该开始合作以制定原则。

期望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率先为新的国际秩序进行规划是愚蠢的，他正是造成当今国际秩序无法运作的一个原因。我们可能必须等待一个更具国际意识的总统才能构建新秩序的体制。但是，特朗普当政并不意味着在此期间不可能取得有价值的进展。

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的领导人，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将大有作为的年轻领导人，应立即着手围绕新冠病毒后世界秩序的目标进行研究、辩论和集会。在深入探讨诸如联合国的未来之类的细节之前，我们必须就基本目标协调一致。

我们距离新秩序的曙光可能还有一年多时间，而在任何体制创新之前，这个体系的知识基础将通过思想竞赛来巩固。国会议员、民间组织和企业的领导人，以及学者应该以医疗专家为榜样，他们在各种形式的论坛（从医学期刊到推特）中进行了合作，制定了治疗新冠病毒的策略。这些人应该知道，他们提出的任何原则，即使只是书面或电子的文本，也可能最终具有更大的意义：一战后和二战后的秩序都起源于简单的声明，前者是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准则，后者是《大西洋宪章》；而它们直到公布几个月或几年后才获得广泛认可。

其次，美国领导人可以从过去学到的是避免“责备游戏”。以法国总统乔治·克莱门梭（Georges Clemenceau）为首的一战后秩序缔造者一直受到指责，他们迫使德国接受“战争罪恶”，做出领土让步并支付赔款。这些条款引起了德国人的愤慨，助长了纳粹的崛起。相比之下，二战后秩序的建立者着眼于未来，致力于将德国重建为繁荣的民主国家，尽管事实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德国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明显更有过错。今天的德国是一个自由的榜样，也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证明了该政策的智慧。

这次疫情已经比越南战争杀死了更多的美国人，为此寻找替罪羊，是很有“诱惑力”的事。尽管如此，美国领导人应该慷慨地在世界各地协助新冠病毒疫情后的恢复工作。虽然中国无疑会因限制关于新冠病毒的早期报道而受到指责，但支持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而不是试图惩罚中国或用种族歧视的称号使中国尴尬，对美国和世界都将有好处。

在以新疗法和疫苗结束疫情的竞赛中，慷慨大方是最重要的。美国应当领导全球范围内的努力，尽可能快速和广泛地研发、测试、制造和交付这些药物，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试图收购一家德国疫苗公司时所暗示的，可能会将这些技术突破的益处据为己有。最重要的是，美国在结束疫情方面的作用，将决定其塑造未来世界时具备多少道德权威。

美国还应该慷慨地支持新秩序的体制建设。华盛顿已经花费了超过2万亿美元，将美国从新冠状毒的深渊中拉出来，而且还将投入更多资金。这些注资使560亿美元的国际事务预算相形见绌，该预算涵盖了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以及对国际组织的捐款。如果说有什么危机能够证明为何“一盎司预防等于一磅治疗”，那非本次疫情莫属：美国应该为新秩序的体制提供资金，以便它们有能力避免下一场危机走向失控。

最后，新秩序应以国内共识为基础。威尔逊在参加巴黎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中没有包括任何一个著名的共和党人，他不仅排斥激进的孤立主义者，还排斥了他可能已经找到共同点的温和国际主义者。最后，参议院以53票对38票否决了《凡尔赛条约》，美国也从未加入国际联盟。罗斯福（FDR）和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从威尔逊（Wilson）的失误中吸取了教训，并尽早致力于为二战后的秩序积累支持的力量。当参议院讨论《联合国宪章》时，以89票对2票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

美国在后新冠病毒秩序中的影响力，将取决于其行动是否得到国内共识的支持。在我们这个党派分歧空前的时代，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近70％的美国人，包括多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支持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这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支持水平。即使在特定的国际问题上，美国人也比他们想像的更加愿意表示支持。整整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近80％的人认为网络攻击是严重威胁。

现在，新冠病毒使我们从美国天下无敌的集体认知中醒悟，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人能认真对待全球风险向前行动。美国领导人应该利用这种支持，使建立新秩序成为两党合作的项目。

这个实际上要去解决21世纪问题的新世界秩序究竟会是什么样？每个国际秩序的核心是广度与雄心之间的权衡：随着成员的扩大，目标必须缩小。因此，我们应该想象一个两级系统。

在全球层面，新秩序应将重点完全放在集体行动问题上，包括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和流行病，这些问题将在未来的时代给我们的世界造成危害，就像过去的核武器一样。核不扩散体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既制定了明确的规则，又发挥了真正的权力：监测、检查、出口管制、封锁和制裁协同工作，以检查核扩散。新冠病毒让我们所有人本能地意识到我们面对公共卫生挑战的脆弱性。我们应该把这种创伤像限制核武器扩散一样，有力地纳入规范和体制。例如，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世界：各国做出了减少碳排放和限制网络入侵的坚定承诺，而这些承诺是通过商业约束以及对经济和政治后果的威胁来形成强制力的。

同时，我们需要在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之间重新调整秩序，而作为一个较小的团体，它们可能会更加雄心勃勃。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应组成一个民主政体委员会，将集体防御从军事领域扩大到应对更隐蔽的威胁，例如选举干预、虚假信息和金融胁迫。在经济方面，将人类的福利放在“为增长而增长”之上的国际体系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欧盟、日本和其他民主国家应签署新的经济协议，共同推进扩大市场准入，打击逃税，保护数据隐私和执行劳工标准。全球化程度在某种程度上的回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但是现在没有计划的话，回落将变得混乱而迟钝，会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

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指出：“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就是自己出生地点和时间的意外囚犯。”新冠病毒后秩序即将来临，不可能再回到旧常态。尽管这样的转变很少见，但它们曾经发生过，我们应该留意历史的教训，否则代价可能会更高。如果我们再重复1919年的错误，我们可能最终会回忆起新冠病毒是更大破坏的先兆——它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危机”，后面就跟着以气候变化为表现的“第二次世界危机”。现在，我们有机会制定不同的路线，并引领我们的时代历史驶向更美好的未来。

（原文载于Politico网站，观察者网特约译者傅洛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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