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埃克豪特:西方可参考中国的监督机制打击垄断

来源:观察者网

2023-03-03 08:53

简·埃克豪特

简·埃克豪特作者

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欧洲经济协会副主席

【翻译、编辑/观察者网 李泽西】

2020年和2021年间,面对部分行业日益垄断化的现象,中国政府重拳出击,对于提倡市场健康发展,鼓励行业竞争,保护消费者和劳工的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2022年6月,中国人大常委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修改,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反垄断工作的规范化和常态化。

过去几年间,尤其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许多享有市场支配力的大企业反而迅速扩张,引起了全球多国监管部门的注意。反垄断的历史证明,垄断现象是个全世界的问题,永远无法被彻底消灭,需要更智慧的方式打击和坚定的决心防止。

《利润悖论》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欧洲经济协会副主席简·埃克豪特(Jan Eeckhout)认为,导致收入跟不上生产力增长的原因,是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市场支配能力日益增长,损害了消费者,劳工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垄断问题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愈发严重,导致平均工资几十年内基本零增长。他近日接受了观察者网的采访,阐述了西方反垄断背景,“国家重点扶持企业”与反垄断话题之间的关联,以及日益复杂化的政府监管需求对普通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

近40年余间,美国平均工资未能跟上平均生产率的增速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感谢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反垄断是全世界各国都在处理的一个难题;不过,在解决任何问题之前,我们都应该确定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反垄断?反垄断法规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什么?

简·埃克豪特:我认为“反垄断”这个词已经表明,顾名思义,就是要反对垄断,这也基本上等同于提倡竞争。

对于自然垄断的市场,这会有些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只有一家公司存在的空间(观察者网注:自然垄断一般指前期投资很大,涉及面很广而利润不宜过高的行业,多家企业参与将导致大量浪费;许多公用工程,如供给自来水、电力、通讯的企业都是自然垄断)。因此,本质上来说,我认为反垄断监管不是为了创造更多的企业,因为这在自然垄断情况下显然行不通,而是在一个现有网络或平台上创造更多的竞争。

我用旧技术举个例子。对于铁路运输来说,有两条平行铁道互相竞争是没有意义的。但基于现有的铁路网络,我们可以鼓励企业在这个网络上互相竞争,不同的企业提供不同的服务。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网络与运行分开。在电商或社交媒体等平台式现代技术上,我们也可以尝试类似的做法,在一个统一网络平台上有许多不同的企业竞争。

观察者网:许多国家扶持了跨国大企业的“国内版”,允许它们在本国内达到接近垄断的地位。虽然企业都在各自活跃的市场实现垄断,但是国际上该行业仍有多家企业的参与。假以时日,这能否成为国际上重新引进竞争的基础,从而帮助所有人?

简·埃克豪特:我比较怀疑。如果两个这样的超大型企业,比如零售业的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有一些好处的。但阿里巴巴在中国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亚马逊在美国和欧洲市场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在单个市场内并没有真正的竞争。

零售业通过物流、分销营运实现规模经济。这又回到了我刚才提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效的模式是一个拥有真正全球规模的超大平台。当然,零售业并不一定需要全球只有一个平台,但跨越全球的纯线上平台才会必然趋向一个全球性的平台。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共同平台上鼓励竞争。

万维网的设计就是一个开放的网络平台形式,任何人都可以接入。我可以从我的大学服务器向全球任何地方的谷歌邮箱帐户或163帐户发邮件。零售业要复制这一特质确实有点难,但社交网络完全可以。目前,如果我在推特上,就无法联系用脸书的客户;但这是完全可实现的。我认为创造竞争的一个好办法是联通、开放这些平台网络,让多家企业在共同平台上面竞争。

观察者网:您在《利润悖论》中表示,美国近几十年来许多政策都直接或间接帮助企业实现垄断;这些政策是否会在今年或未来几年内导致大型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简·埃克豪特:一般来说,市场支配力周期比较长;过去25年左右的时间内,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垄断程度都在不断增长。而经济危机基本上是周期性的,每5到10年会有一次危机,两者周期频率显然不一样。对任何国家来说,如果能采取遏制垄断的政策,就会创造长期更多的经济增长。受垄断力量的影响,西方许多经济体当下经济缺乏创新,市场无法达到产能潜力。不过,我不认为垄断本身会引起经济危机。

观察者网:您提到硅谷科技公司雇有许多高度专业人才,这些员工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可以获得非常高的工资。随着最近的裁员和降薪潮,科技行业是否正趋近于其他已多年工资停滞乃至下降的产业?为什么现在才发生这一现象?

简·埃克豪特:目前仍然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情况。在我看来是,其中有几个因素。首先,这些公司觉得近期或将发生经济衰退。他们确实在裁员、在缩减业务规模,以图保护他们的利润。他们觉得如果继续雇佣这么多人,而自己又预计未来收入会缩水,他们利润会下降乃至转盈为亏。

2022年间,全球许多科技企业都开始裁员

其次,这些企业或许开始担心社会上日益高涨的反垄断呼声,也可能导致他们被迫缩减业务规模,因此需要裁员。我不确定这与最近裁员浪潮有多大的直接关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欧洲的竞争管理机构确实在打击垄断方面变得更加积极,可能会对这些科技巨头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我仍然不确定影响多大。第二点只是我的推测。

观察者网:一些人提出了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对垄断采取行动的潜在论调,比如未来的高收入会激励创新努力,政府更容易监管和控制垄断型企业,垄断企业的规模效益对社会有帮助,垄断往往是不可避免的,等等。具体到中国等国家,也有这样的说法:国家重点扶持一个对国内市场享有支配力的企业,可允许该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享有一席之地,代表国家利益,不被“卡脖子”。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简·埃克豪特:就你说的最后一点,即中国需要国家重点扶持一些大型企业,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恰好证明了垄断本身是一个问题。如果企业垄断不会产生问题,中国就不必这样做,因为这样的话,中国的公司就可以与业内各家企业合作,而不是依靠行业中唯一的公司。中国政府并不会努力在家具或纺织品生产行业重点扶持企业,因为那里有足够的竞争,所以中国政府并不担心,中国是否在这些行业中有足够大的份额。

而一旦有了垄断现象,人们就会担心国际市场份额,因为要么你的国家有市场份额(垄断),要么你的国家彻底没有市场份额。

既然其他国家的企业垄断了市场,拥有自己的垄断性企业可能是最好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这是正确的做法。但这绝对不符合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想要的是一种全球治理;中国可以主动提出与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协商,效仿国际专利法规和协议,建立一个国际权威机构以落实有利于全球竞争的监管体系,并打击垄断。

至于这些垄断企业创新的激励,这是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的经典论据:为了获得短暂的市场支配力,企业会不断地进行创新,并淘汰现有的劣势技术。

熊彼得的理论已经通过专利系统实现了,专利制度提供给了企业短期的垄断权。但熊彼得也提出,这个时间段必须较为短暂,我们显然不希望一个企业能够永久“坐吃山空”;这个时间段或许应该是一年或两年吧。

现在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如谷歌、Meta、亚马逊等巨头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盈利,缺乏通过进行正确投资而获利的激励方式。从长远来看,创新速度实际上正在下降,因为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一直在打压小企业创新的动力。创业公司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不少,仅有的创业公司也面临来自巨头的恶意收购,巨头接管与之竞争的小企业以扼杀后者的创新潜力。

观察者网:在《利润悖论》中,您列出了一些打击垄断的手段和工具,例如专利制度改革、拆分企业、严控收购和并购、提倡平台互操作性等。这些工具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其次,其他人提出了一些工具,例如建立更强大的工会,还有政府建立不求盈利的国企,为缺乏竞争的行业带来竞争;您对这些想法怎么看?

简·埃克豪特: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个独立、强大和熟悉科技的竞争监管机构。权威机构必须了解细节情况,就像药物审批过程一样,专家会查看药物试验的结果。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我不认为政府应该自己成立一家公司,我甚至不认为补贴是解决方案;政府的作用是监管。监管意味必须训练出行业专业人士。比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管控药物和药物的新专利,这需要科学家理解药物生产过程,但他们本身不从事生产。我不认为政府的角色是建立竞争对手,因为这不是政府特长。政府唯一的作用是监督和确保行业竞争。

观察者网:随着生产过程和供应链日益复杂,普通人已经逐步丧失了自行辨别商品质量和安全性的能力,这需要政府进场监督。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复杂化,政府角色也在日益复杂,同样会使普通人更难监督政府。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治理结构?

简·埃克豪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本人不懂汽车的运作原理,但我会开车。我无法也没有能力监督汽车的生产,但我可以用汽车帮助我的生活。

我认为现在的政府非常相似。不论是汽车生产还是货币政策,我可以说出一百万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这些领域中,只有专研这些话题的专家才有详细的了解。

我认为我们需要彻底重新设想政府的作用。政府不应自己进行生产,而是应该加大法规制定和监管的力度;两者都需要专业化知识,而它越专业化,法规制定和监管就越困难。所以我认为政府需要做两件事:增加专业化程度,以及利用新技术以推进这一专业化进程。

这意味着普通人民不可避免的需要放松对政府的监督;我除了相信我的汽车生产商别无选择,我除了相信政府监管造车过程也别无选择。

目前许多美国政府机构并没有采用专业的新技术,从而客观评估那些客户难以触及的企业信息;毕竟制造商能够生产产品,但它们的经济效益和客户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产出的产品可能也会反应这一情况。

我在书中谈到波音737 Max型飞机发生的事故,这就反映了监督的缺乏,也表明制造商与公众的利益不一样,而飞机本身又是极其复杂,耗费巨资制造。美国政府对其并没有完全了解,允许波音误导自己,造成两次飞机坠毁事件。

2019年,波音737 Max型飞机发生两起坠机事件;图为埃塞俄比亚航空302号班机空难

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加大专业化程度,同时也必须接受自己脱离选民的直接监督。当然,我们需要构建某种层次制度,允许选民施行间接监督权:选民投票委托第一级的专家代表自己,后者再委派更专业的专家。普通选民无法了解行业细节,但波音的CEO也不知道飞机上的代码具体写的是什么,他通过委派组织架构中不同层级的人,对局势就有了较好的掌控;政府也需要类似的逻辑。

这其实有点像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国的政治体制内有平行监督机制,对企业有着比较专业化的监督,西方可以从中得到一定启示。

观察者网:在20世纪初,美国是如何与镀金时代产生的“强盗大亨”(观察者网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极少数垄断“托拉斯”控制美国的铁路、石油、钢铁等核心产业,这些巨头的控制者被称为“强盗大亨”)斗智斗勇并降低不平等现象的?今天,我们可以那段经历吸取哪些经验教训?今天与当年又有什么重要差异呢?

简·埃克豪特:这段往事首先证明,打击垄断是做得到的,但也证明过程将非常困难,托拉斯反击得非常激烈。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Morgan,摩根大通的创始人)就是一个例子,他1901至1904年合并美国中西部铁路公司的尝试遭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反对。后来,罗斯福在1912年尝试重新竞选总统时,遭到摩根这样的人的坚决反对(观察者网注:有观点认为,摩根1912年实际上是支持罗斯福的竞选)。

我觉得这体现了市场力量和政治权力之间的恶性循环,当某个企业拥有更多的市场力量时,可以利用所获利润游说政客“买影响力”,得到对其更有利的监管法规,从而得到更坚固的市场力量,加强游说能力,这种恶性循环很难打破。

在镀金时代,虽然非常困难,但是美国政府最终成功将托拉斯打压下去了。但是,我认为与其发动直接政治攻击,我们应该建立机构,长期监督市场竞争力,避免垄断。这与我之前提到的并行运作的政府有关,政府机构需要深度、专业地了解行业。

美国Puck杂志讽刺镀金时代“强盗大亨”政治影响力的漫画

观察者网:这个机构将如何参与现有的政治体系,如何摆脱现有的经济影响和政治体制因素?既然您如此强调这样机构的重要性,为什么它此时此刻尚不存在?

简·埃克豪特:我认为建立这样的机构并不容易;该机构涵盖的国家应该是越多越好。

比如说,欧盟落实反垄断政策比单个欧洲国家要容易得多,因为单个国家可能会专门扶持某一个企业,而这些企业有可能会影响该国应对垄断的政策,但是欧盟代表二十多个国家,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左右其决策。因此,通过国际平台是最好的途径;联合国是个现成的渠道。

当然,这需要很多国家同意参与进来。不过,我们可以参考国际专利法的历程。70年代的日本没有参与国际专利法,曾经抄袭过许多新发明;现在,日本成为主要专利大国之一,是专利法的坚定拥护者。印度目前也比较犹豫,但是未来应该也会参与的。

这些国际机构也是有政治限制,但还是能够取得一些进展。某个国家可能觉得自己可以通过扶持某家企业在一个行业获得收益,但如果一意孤行可能会在17个其他行业蒙受损失;17比1的权衡不难做,他们就愿意参与国际议程了。

观察者网:我们如何调整劳动市场的结构,这样人们不再需要极力追逐极少数顶级工作和精英大学的名额?

简·埃克豪特:这些顶级工作岗位和精英大学名额中,只有极少数产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也有例外,职业运动员有非常高的工资,那是因为他们确实有能力,确实有贡献;梅西这样的伟大足球运动员可以在世界各地销售产品和广告。但绝大多数顶级工作岗位都是在能够主宰市场走向的企业巨头里面。我认为减少这些企业的市场支配力可以减少大家挤破脑袋追逐极少数顶级工作的现状;这些工作将变得更有实际价值,而其他工作岗位的薪酬也将提高。

观察者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企业大部分新增收益都流成为企业利润而非员工涨薪。这笔新增企业利润最终落在何处?

简·埃克豪特:这些钱会流向企业的股东,最终掌握在个人的手中。我们都可以购买上市企业的股份,从其增长中获利。当然,数据显示绝大多数股份由一小部分人持有;财富愈发集中于私人公司、私募公司或上市公司。现在最有钱的扎克伯格、马斯克等人都是在行业发展最快的时候赚了大钱;如果你在2002年就是脸书的早期投资者,你现在会非常富有,但大多数人参与的时间要晚得多,难逃“韭菜的命运”。财富的集中,源于企业市场份额的集中。

简·埃克豪特:大部分股份由极少数人持有

观察者网:我的问题意思是,任何经济都是一个大循环,长远来看每一处的进账都会有相应的出账,反之亦然;股东、亿万富翁的钱最终也会花出去,回到经济循环中。本质上,这一过程会造成什么问题吗?

简·埃克豪特:从效率的角度来说,不平等本身没有问题。然而,行业垄断确实会降低市场效率,对美国生产总值带来-8%的影响,对其他国家亦有显著负面影响,我们称之为“无谓损失”。

如果一部手机卖1200美元,而生产成本是350美元,将该手机估值介于350美元至1200美元之间的消费者都不会购买,因为价格太高了,但他们实际上都愿意付成本价购买它。这就对社会福祉带来了损失,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卖方价格最终会达到接近350美元,这些消费者都应该能够买到这部手机,而在垄断市场中,这些潜在消费就不会发生,因为垄断企业将会人为抬高价格。

把所有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虽然对社会公平正义不好,对效率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但即便不考虑社会公平,将所有的市场份额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最终也会降低市场效率,带来GDP损失。

观察者网:市场支配力背后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这些结构性因素本身是否可以通过技术和政策得到扭转?

简·埃克豪特:我觉得市场支配力增长的主要结构性推动力是新技术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行业出现规模经济效益。要想建立谷歌搜索引擎,或者成立百度这样的企业,你需要巨大的前期投资,后期的运营成本则低很多。这与我之前提到的火车线路例子相同:行业只允许一家独大,要想为了建立第二个类似的企业而再度耗费巨资毫无意义,因为第二家企业无法产出回馈前期投资的收益。这就是自然垄断。

如果该公司是私营的,那么它将选择高价出货。要想把价格降下来,就需要把基础设施、网络、平台从运营中剥离出来,我们称之为互操作性。不同的厂家将在这个平台上争夺客户,这将降低价格。政府需要监管平台,要求平台所有者允许竞争对手在自己的平台上操作,付一定金额的租金;这即提供了合适的准入机制,同时会带来创新的动力。关键问题还是要绕过规模效益。

观察者网:您在《利润悖论》中假设人类可以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推进的过程中采用和学习新的技能。这些新技能是什么?人类是否可能遇到一个“学习上限”,超过这一上限,大多数人再也无法与人工智能竞争,导致更加极端和根深蒂固的经济收入不平等呢?

简·埃克豪特:如果你问40年前的任何人,2023年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大多数人无法给出之正确的答案,因为无从知晓我们将使用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信息技术。例如,当时关于GPS、移动通信等技术的了解非常有限。因此,要想预测我们具体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整体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工作时长在减少,因为技术替代了我们的一些工作时间,允许我们享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观察者网注:此处主要描述西方劳动市场)。我们有机器做手工活,现在也有机器做“思考活”。我们现在还在做的很多事情可能会被自动化,新技术的意义本身就是替代、节省劳动力,释放出时间让我们去剧院、看球赛、开展创新,或许我们可能走向3天周末制。

这一过程最大的潜在威胁是,这种替代并不利于打工人,只会帮助企业获取更多利润。有可能是一部分员工被替代——企业无法划算地给这些员工提供任何形式的工作——剩余的员工工资水平也较为低下,产生更高的企业利润。这将造成更极端的不平等;新技术本身确实会创造一定的不平等,如果再加上市场支配力的影响,将是社会的灾难。

观察者网:您所说的情况是否适用于ChatGPT?

简·埃克豪特:我认为ChatGPT到底多有用,目前还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它有很大的潜力,但同时也会犯许多较为严重的错误。因此,我们首先应该观望一下,ChatGPT是否还能进一步提高。

我认为ChatGPT的创新并非本身在于内容,我们完全可以从百科和搜索引擎上获得同样分量的信息,只是格式非常不同;ChatGPT提供了现成的信息,而百科上搜索需要人工查阅以寻找有用的信息,难以一次性得到一个完整、简要的答案,搜索引擎也需要通过多个链接才能拼凑出所需内容。

我觉得我们可以给ChatGPT一到两年的时间,看看它能如何进步。

ChatGPT

观察者网:经济结构变化的步伐似乎一方面太慢了,但同时又太快了。对于创造性破坏、有效防止垄断形成来说,创新的速度太慢了;如果每年会出现一个新的颠覆性技术,那垄断企业显然没有机会“坐吃山空”。对于普通人来说,创新也太快了;当许多失业的人还在重学编码时,ChatGPT就已经出来了,降低人们学习新技能的动力。对此,您怎么看?

简·埃克豪特:从企业的角度,回到熊彼得“创造性破坏理论”,当下的问题还是创新太慢了,企业巨头可以巩固自己的行业地位,通过提高市场准入要求建立长期的垄断。

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可能存在科技变化太快的情况。不过,我比较乐观,认为科技会适应人类。所有的新技术并非出自天堂,而是由人类为了人类构建的。因此,新技术结合了人类适应新科技以及科技服务人类的能力。我认为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这个过程是非常灵活的;如果科技变化太快,人们没有时间学习新技能,那大家会选择采用其他更便捷或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达到类似的技术效果,使科技发展速度顺应人类适应之的速度。

我更担心的企业自行改变新技术,确保其他人无法从中获利;但只要市场竞争激烈,我并不担心科技发展太快的可能性。

《利润悖论》出版方: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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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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